我国商标注册审查方式的改革设想

目前,国际范围内商标注册的审查方式主要包括:全面审查,先异议后注册;全面审查,先注册后异议;不审查主义,先异议后注册;不审查主义,先注册后异议。2013年商标法虽然对异议程序作了重要改革,但整体上看我国商标注册审查程序仍然过于复杂、冗长。为此,建议废止全面审查原则,改为采取不审查主义、先异议后注册的审查方式。主要理由在于:符合商标注册民事法律行为性质的要求,可以使审查结果更符合市场实际,先异议后注册向在先权利人提供了救济机会,符合程序公平的要求等。具体制度设计方面包括:将诚实信用原则具体化,要求申请人在注册申请中作出诚信声明,实质审查阶段只审查绝对事由等。     

试论新民诉法视野下的督促程序

督促程序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程序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却出现了"低利用率、低生效率"的现象,一度沦为"休眠程序"。在新民事诉讼法的视野下,增加了人民法院对债务人异议的审查制度、督促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制度,但依然存在些许的不足之处,为了真正实现立法目的,充分发挥督促程序的价值和功能,应进一步完善督促程序中的制度设计、加强督促程序与诉讼程序衔接的具体操作、明确对债务人异议审查的标准,以摆脱实践困局中要解决的问题。     

商标保护在旅游产业开发中的法律适用——以景区商标被抢注为视角

旅游景区商标被抢注是目前旅游产业开发中所涉及的一个新现象，其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究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如立法上的“真空地带”、维权意识不强、注册审查程序不严格等等。对于商标保护在旅游产业开发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完善：制定与旅游商标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建立严格的旅游商标注册审查制度，明确界定旅游景区商标被抢注的性质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等等。     

行政程序的简化与营商环境的法治保障

优化营商环境应体现简约治理的精神,这与行政程序的简化休戚相关,现行规范与各地优化营商环境实践都蕴含了简化行政程序、提高行政效能的法理,赋予行政程序法新的面向。基于优化营商环境的现实需要及行政程序的自身特点,应着重建构包括事先告知、政企沟通、答复说明与解释的沟通交流程序,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进行意见交换;以并联式办理、容缺受理、简易注销登记为重点推进政务服务流程再造,对行政组织架构及服务流程进行全面重组;重视信息技术应用设计服务集成程序、政府数据交换共享程序及电子证照获取程序,使政务服务简化、灵活、迅速且合乎行政目的,以效能导向的行政程序法改革为优化营商环境赋能。     

黑龙江省“放管服”助力营商环境法治化研究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协同推进,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是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关键环节。当前黑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已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但总体情况并不乐观,仍然存在政府与市场角色定位偏差,简政放权明放暗不放、一放了之"、放"的含金量、协同度不高,服务理念和方式滞后等一系列问题。"放管服"改革不到位已经成为制约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关键节点。本文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以期以黑龙江省深化"放管服"改革为切入点,为东北地区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助力东北地区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投资热情和发展活力,为东北地区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保驾护航。     

论刑事诉讼中的管辖权异议制度

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的救济性程序权利 ,国外普遍确立了刑事管辖权异议的制度 ,而我国的刑事管辖权异议在立法和司法中都处于缺失的状态。由于管辖权异议是当事人刑事诉讼诉权的体现 ,是获得公平审判权利的重要保障 ,有助于法院裁判权的确定和实现。因此 ,我国应当确立刑事管辖权异议制度。我国刑事管辖权异议的确立 ,应当从基本原则和具体程序上规范 ,形成一套独立的裁判体系 ,当然我们对该制度在我国实施的障碍和配套措施的建立也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浅析我国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

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是一项重要的民事诉讼管辖制度,其制度完善与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实现。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对管辖权异议制度的规定相当粗疏,司法解释的规定也不周详,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并不完备。本文从管辖权异议的基本概念入手,分析了我国目前管辖权异议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完善建议。     

依托再审程序构建案外人救济途径——《民事诉讼法》第204条执行中案外人申请再审评析

在执行中对执行标的主张实体权利救济时,案外人通过申请再审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还是通过向执行法院院长"申诉"而由院长依职权审查处理?新修正的<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新近公布的司法解释均未作明确规定.在此种情况下,改良大陆法系常用的第三人异议之诉、借鉴法国民事诉讼法"第三人取消判决的异议"制度、依托审判监督程序.扩大申请再审的主体范围,构建案外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申请再审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救济途径应是当下的理性选择.     

法律关系视角下的案外人异议之诉

案外人异议之诉作为保障案外人免受法院不当执行影响的执行救济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由于我国的执行救济制度并非理性建构的产物，而是以回应实践需求为导向产生与演进的，难免产生与民事诉讼理论以及现行立法之间的不合。进一步完善案外人异议之诉制度应回归法律关系这一法学基本理论范畴，在明确区分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与“权力与责任”关系的基础上，以解构相关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基本形式为视角对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制度逻辑重新予以阐释，明确案外人为排除对执行标的的执行措施，可直接对债权人提出异议之诉，无须以案外人异议作为前置程序；且债务人对案外人异议理由予以争执时，将现行司法解释确立的对案外人异议之诉与案外人确权诉讼适用共同诉讼，修正为适用诉的合并制度，以实现案外人异议之诉自身及其与民事诉讼法的逻辑自洽。     

技术赋能、权力规制与制度供给——“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实现逻辑

从整体上探讨"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相关政策文本进行质性分析发现:"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总体遵循"技术赋能—权力规制—制度供给"的逻辑框架,即以权力规制为中轴,包括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与强化营商主体责任两个方面;以技术赋能、制度供给为两翼,包括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增强监管执法创新、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加强营商法规供给、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保护市场主体权益等六个方面,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目标的实现。三者的关系逻辑为:通过技术赋能突破权力规制的阻力与障碍,促使政府清权、减权、放权落到实处;通过制度供给规范和约束政府的权力,奠定和巩固权力规制的基础,防止和避免规制的"内卷化";技术赋能与制度供给之间则互为重塑与保障。这一研究为地方政府开展"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实践提供了参考模板。     

我国应对非传统商标注册保护的对策——兼论现行商标法的修改

从商标注册的国际发展形势来看,允许非传统商标注册已是大势所趋.中国政府应积极参与非传统商标注册保护的国际讨论,并吸收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先进经验,对我国现行商标法进行修改,以适应国际趋势建立非传统商标保护制度;另外,努力改善、提高国内商标注册环境,鼓励国内企业对非传统商标的开发与利用,以使中国对非传统商标的保护在国际上拥有一席之地,最终建立适应国际趋势的非传统商标保护制度.     

论公司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的几个问题

在资本多数决原则基础上建立的公司权力运行规则在给公司决策带来效率的同时，也形成了对少数股东的不平等，即不得不按照公司法服从多数股东决定的合并、章程修改等公司行动。如何保护这些少数股东的权利是公司实践中的重要课题。我国公司法虽规定了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制度，但却在实践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如：异议股东在回顾请求权的公司适用问题、异议股东的确定问题、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法定适用情形问题等等，都需要在实践中进行研究和完善。     

基于扎根理论的市域营商环境障碍因素、作用模型及优化策略

市域营商环境已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新场域和新载体。从X市营商环境建设暴露出的问题看，当前地方城市面临的主要“堵点”集中表现为：政策制度系统性不够、机制运行畅通性不足、环境友好支持性不强、政企互动有效性较弱。各方面的构成要素存在差异，并以不同的作用机理影响着市域营商环境质量。基于“制度—机制—环境—互动”模型，从提高营商环境整体质量出发，地方政府需要构建以“系统集成”为特征的政策制度体系，减少政策内耗；全面推动“线上”与“线下”业务融合，以数字治理和流程优化深推政府系统联动。各城市也要注重“内外兼修”,在推进改革深化的同时，打造更贴心、友好型城市，强化城市基础设施等环境建设和政企互动，以城市“软实力”带动地方营商环境质量提升。     

制度—能力:优化营商环境的治理框架及其检验

优化营商环境的实质就是推进营商环境治理现代化,因而"制度—能力"治理框架对于优化营商环境具有可适性。通过对《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文本分析,建构了一个包括市场主体保护制度、优化市场环境工作制度、政务服务制度、市场监管执法体系、营商环境法治保障等五个方面的制度安排与政务服务能力、市场监管执法能力两个方面的能力要求的治理框架体系,并运用该框架对当前我国各地优化营商环境实践效果进行诊断。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中仍存在诸如政策法规不完善、生产要素供给不足、乱收费、"融资难融资贵"、"新任不理旧任的账"、政府承诺不兑现、"不作为乱作为"、政商关系扭曲、任性执法、政策落实"中梗阻"、法治化思维欠缺等制度障碍,以及"新衙门作风"、信用监管效能不佳、执法协调联动不畅等能力问题。研究结论表明:"制度—能力"治理框架对优化营商环境极具解释力,是评价营商环境治理绩效,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的有效分析工具。     

论我国审前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程序重构

2013年1月施行的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对于完善我国羁押审查制度和保障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人权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但由于存在当前法律制度不完善和程序构架本身存在缺陷等原因,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应以法律形式确定获得审前释放是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对我国审前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进行司法化改造,确立法院在羁押必要性审查中的公正和权威的裁判地位,重构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通过司法途径实现权利救济的法律机制。     

十九大后深化放管服改革的目标、任务与对策

国际竞争加剧、国内竞争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要求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全面建设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为此,我们要采取切实措施,即:持续简政放权、打造国际化市场环境,加强监管创新、打造法治化竞争环境,优化政府服务、打造便利化公共环境。     

不平衡与协同优化：我国区域营商环境研究

优化区域营商环境是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权力规制理论,从市场主体微观行为、政府规制的视域完善我国区域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开展全国区域营商环境评价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营商环境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主要体现在:部分区域内部营商环境相对优势沿着"核心城市(城区)—核心城市(城区)所在省市—相邻省市"迅速衰减、不同类型公用设施供给的区域不平衡性呈现分化特征、司法解纷和信贷服务区域不平衡性相对显著、规制过程复杂且涉及利益相关体较多的指标在各区域呈现改革"深水区平衡"现象、全国垂直管理领域指标呈现区域间"相对平衡"。为破解我国区域营商环境的不平衡问题,应加强跨省市协同顶层设计,完善优化营商环境的区域沟通协调机制;重视以"标准化"促进"平衡化",进一步降低营商环境"行政区划壁垒";统筹推进审批制度改革经验扩散;聚焦司法和信贷领域体制机制性创新扩散;推动各区域在部分指标领域实现"深水区平衡"现象的破解。     

从传统营商环境走向“数智化”营商环境

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营商环境正面临着改革增量空间减小、各类数据难联通、营商政策供需匹配难度大、评价方式存在局限等诸多困境。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涌现为破解传统营商环境的困境，进而实现数智化变革创造了条件。“数智化”营商环境是指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企业、个人等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的数智化集成。其主要特征包括：数字技术深度赋能营商环境，大幅拓展营商环境优化空间；数字资源高度整合，“信息孤岛”连成“数字大陆”；数据价值充分挖掘，精准满足市场主体营商政策需求；全景式无感监测普及应用，营商环境评价方式实现颠覆式创新。“数智化”营商环境建设需要从战略认知、技术基础、平台构建、组织建设、法制保障、开放交流等多个方面入手，全方位提升我国营商环境数智化水平。     

浅析不起诉公开审查制度

不起诉公开审查是指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时欲对一定范围内的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前，公开审查过程，充分听取相关机关和有关诉讼参与人的意见，从而为正确作出决定提供重要参考的程序。不起诉公开审查既是公诉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检务公开的内容之一，它不仅规范了不起诉案件公开审查的程序，保证了不起诉决定的公正性，同时又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将对不起诉公开审查制度的法律依据、现实依据及存在的弊端进行分析。     

我国信访听证制度研究

我国的信访听证制度是依法处理信访问题的程序性法律制度,具有监督、协调、预防、指引等功能。目前存在着适用范围不明确、信访听证组织机关和主持人缺乏中立性、办理与复核听证关系不清、信访处理意见与听证程序缺乏衔接、法律责任粗疏等问题。完善设计如下:一是放宽启动条件并划定必须举行听证的范围;二是由信访工作机构担任听证组织机关和选派主持人,并建立听证建议书制度;三是明确办理阶段经过听证的事项不再组织复核听证;四是设立群体性信访事项听证代理人和代表人制度;五是设置听证异议程序,明确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六是明确经过听证的信访处理意见的终结性效力;七是完善信息公开及其它信访工作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