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自然法的理性之维

本文从近代启蒙理性观与古典自然法的关系入手，探讨了古典自然法的方法论模式，分析了古典自然法的数学模式、第一原理、论证逻辑及其潜在悖论，说明了古典自然法的产生、发展及其危机都根源于人类永恒的理性。本文同时探讨了理性在现时代的发展困境及其给自然法发展带来的两难，指出了消除“应当”与“存在”之间矛盾的出路     

家国与城邦——中西古代政治组织结构浅议

城邦与家国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外在陈设，而是共同体的结构形态，其共同点在于皆导源于公共祭祀所型构的公共空间、个体至善追求的根本居所、整体主义的生活观和伦理主义的政治观。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城邦与公民资格密切相关，而家国造就了毫无个人利益关联和自由的“集体符号”；城邦的实现形式可因政体的不同而不同，家国则鲜有政体的改变；城邦下的公民是神的共同分享者，家国下的个体则对主祭者顶礼膜拜，毫无平等可言。     

马克思发展正义观及其当代实践

目前,人类的发展遭遇了严重危机,其重要根源之一是现代西方发展观念存在着严重问题,它是一种反生态的、技术理性的、非共赢的发展理论,难以应对人类的未来发展。马克思发展正义观是人类应对现代性危机的正确出路,它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念,注重个体与类的统一,既关注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又立足于人类生存发展的整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践行了马克思发展正义观,又实现了对马克思发展正义观的丰富和发展。     

探寻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

“法的精神”是孟德斯鸩对法律可以与之相关的各种要素的一个分析，是一个关系的概念，它对政体建构、政治自由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孟德斯鸠“法的精神”中的法治思想、自由观、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等理念对我国当下仍具有重大的启蒙与指导意义。     

当今世界民主制的两大类型:自由民主制与协商民主制——论中国政治体制发展的大走势

民主制受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和现实政治制约,从而产生了民主制的多种形式。经过近200多年发展,西方产生了自由民主制,但进入21世纪,却陷入"民主危机",表明了自由民主制的局限。中国共产党经过半个多世纪艰辛探索,使一种新型的协商民主制诞生于中华文化沃土,打破了自由民主制的一统天下,具有划时代意义。当今世界由此出现了两类并行不悖、分庭抗礼的民主制。我国政治体制发展的大走势,就是迈向协商民主制,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种独特形式。     

谈谈加强领导干部政治伦理道德建设

“以德治国”是指以伦理道德来治理国家的治国方略。本文所谈的伦理道德特指在政治文化的价值层面上 ,处理公共政治生活中个人权力与公共权力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准则 ,也即从事公共政治活动、掌握一定公共权力的责任人意识到自身肩负的社会责任而自觉形成的一种必然性行为。(一 )古今中外的政治家都非常重视从政治伦理道德的角度加强对官吏的管理和规范。在西方 ,自古就有国家“道德说”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说过 :“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 ,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事……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 ,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     

政治动员的行动逻辑——一个概念模型及其应用

政治动员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以其独有的功能效应和运作魅力而持续吸引政治科学的关注。但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政治动员研究观念、方法滞后,解释不了基本问题和现实的变化,需要拓展新的研究空间。两个视角的深入应当成为研究前沿:政治动员的研究需要在界划各种类型基础上,注重分析动员过程中集体行动形成的隐秘机制———动员议题建构和公众聚合认同,以求取一般化理论知识;面对威权政体下政治动员往往带来“崇高的紧张”的结局、自由民主政体下竞选动员走向“失衡的承诺”的普遍化的现实,政治动员怎样克服“身份———功能”危机,以适应现代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转向的趋势。     

柏拉图政体理论的影响史简述

政体理论是西方政治和法律思想的华彩乐章，给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制度和理想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其中，柏拉图的政体理论在西方政体理论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可谓西方政体理论的奠基人，并对后世西方的政体理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以降至卢梭的重要政体理论家们与柏拉图“显白”和“隐微”的对话，本文力图对这一影响史进行简要的勾勒，从而澄清柏拉图政体理论的思想史意义。     

以赛亚·伯林自由主义宪政思想批判

伯林试图解答的主要政治难题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两种自由概念;伯林强调了在现代社会里首先应当维护消极自由的理由以及无节制消极自由也会导致不良后果的现实,伯林还论证了人类价值多样性和冲突必然性;伯林自由主义宪政思想的遗产在于提出,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宪政文明,宪政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根据具体社会历史条件变迁不断修订和完善现有基本社会制度,基本制度设置的核心理论依据或指导思想将完成从一元论到多元论的转向,基本制度设置的重心将完成从维护制度利益或公共权力到维护公民利益或个人权利的转向,从而为后人探索进一步完善社会基本制度指明方向。     

契约正义下的利维坦及其逻辑困境

霍布斯将正义的评判标准转化为具体的形式规则,他认为由授权而产生的契约具有绝对的正义性,政治权力由此获得正当性资源。契约正义的理论溯源包括:激情与理性观、契约观和法律观。但契约正义下的利维坦在主权者的权力、形象及主权者与契约的关系等方面存在着逻辑上的困境。此外,契约正义下的利维坦形成的政治秩序侧重于主权者的权威塑造,遵循着"秩序建构"的逻辑,其反向逻辑则是"秩序生成",它强调的是个人理性和个人自由,后者才是保证政治秩序持久稳定的最佳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