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地位焦虑”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实力快速崛起及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中美两国在经济、安全及国际制度等领域展开了具有战略博弈性质的竞争。对此,美国倍感焦虑,担心经济影响在亚洲消退、海权优势在西太平洋地区受到挑战、科技优势丧失及制度威望受到冲击。美国的"地位焦虑",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已经若隐若现,特朗普执政后,显著加剧。特朗普政府不仅对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提出质疑,还明确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在经贸、人文、两岸关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政策举措,强化对华制衡与牵制。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调整,我们一方面要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另一方面要保持战略清醒与战略定力,防止中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     

中美关系周期变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选择

从新中国成立到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前,中美关系历经1949—1969年、1969—1989年和1989—2009年三个"20年周期",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经济相互依赖是中美关系这三个周期变化的重要因素。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优先"并掀起贸易战,中美关系再次陷入低谷,权力结构性矛盾使中美从战略竞争走向战略对抗的可能性增大,这表明中美关系实际上已处于2009—2029年第四个20年周期的关键时期。中美关系前三个20年的周期性变化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具体体现在:按照意识形态"选边站";维护地缘安全;实施"大国平衡",推进经贸合作和区域一体化建设。在当前美国对中国采取战略对抗的形势下,东南亚国家坚持不"选边站"的立场会面临极大的挑战,中国需要思考其部分国家在极端情况下是否会重回"选边站"的问题。     

试论后九一一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基于对特朗普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分析

自2001年九一一事件至今,美国政府共发布了五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动向。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出台,阐述了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判断,提出了美国国家安全的四大支柱和六大地区战略。相比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在整体理念、地区战略、对华定位,以及新兴战略领域重视程度等方面都有了重大转变。整体理念变为"美国优先"和强调"大国战略竞争",地区战略尤其注重"印太地区"战略,对华定位转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新兴战略领域更加重视网络、太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领域都将对中国带来一定挑战。     

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的战略转型

特朗普执政以来坚持"美国优先"路线,持续推进美国内外政策的深刻调整,采取了以"压制性回缩"为特征的大战略。美国大战略的变化不仅给"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带来深远影响,也进一步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特朗普政府明确地以"战略竞争者"定位中国,美国战略界对华负面认知进一步加剧,美国对华政策逐步形成新的共识。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显著上升,体现在经贸关系、地缘政治、国际秩序、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美方借"对等贸易""印太战略""台湾牌"等加大对华压制,并炒作中国的"锐实力"。美国对华政策已进入"后接触"时代,"竞争性共存"成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新态势。中美双方需提升战略沟通质量,稳慎管控互动关系,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良性转型,避免陷入"新冷战"。     

拜登政府“中产阶级外交政策”与中美关系

2020年大选期间,拜登及其团队提出了一项服务于美国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作为他们的竞选口号及施政纲领。入主白宫后,拜登政府着手推进其"中产阶级外交政策"议程,作为回应国内选民诉求、对冲特朗普"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影响、重塑美国外交政策方向及与中国展开竞争的重要抓手。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还处于推进落实的早期阶段,但是这一政策暗含的对华"战略竞争"态势,以及拜登政府将应对所谓"中国挑战",作为政策推进的舆论动员工具,将对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深化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和中美两国带来显著冲击,并在很大程度上致使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更趋深化。特朗普政府利用疫情因素进一步推动在华西方企业从中国撤出,以构建"经济繁荣网络"为抓手,以实现全球经贸体系与中国的深度剥离为目标,打造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阵营。疫情凸显先进技术对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性,美国通过强化技术出口管制、调整国内技术研发布局、完善"敏感技术多边行动"机制、打造"同盟创新基础"等方式强化对华"技术冷战"。美方诬称中国借助疫情与其争夺"全球领导权",大力拉拢欧洲等盟友和伙伴国构建压制中国的国际统一阵线,并力图削弱中国在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和美国政界人士炒作"中国病毒""中国责任"等恶意论调,对华展开"叙事之战",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攻击并将矛头日益对准中国共产党,不断激化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歧和对立。美国利用疫情因素深化对华战略竞争、激化大国冲突对抗的做法受到批评,中国需着眼长远利益、保持战略定力,妥善应对疫情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深刻冲击。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前瞻: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未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既有确定性,也有不确定性。确定性主要在于其对华战略执行的环境,以及特朗普个人对中国的定位、其对华战略目标及战略手法;不确定性主要存在于特朗普个人战略考虑转化为政府战略和政策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内部政治及其发展演变。这些确定因素与不确定因素叠加,决定了特朗普政府短期内的对华战略。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台安全合作的变化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在战略定位上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战略思维上奉行"零和博弈"思维,将对华战略目标调整为竭力掣肘中国的崛起进程,进而在战略手段上开始对中国采取全面的打压和围堵,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倒退。在中美关系波折不断、摩擦频发的战略背景下,为了实现"以台制陆"的目标,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对美国对台军售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包括实现对台军售的"常态化",决策程序的"便捷化",军售模式从"官售为主"向"官商并举"的调整,以及售台武器性质从"防御性"向"进攻性"的转变;另一方面则通过将台湾纳入美国"印太"安全战略框架,扶持台湾当局发展"非对称战力",强化美台防务供应链的深度融合,深化美台情报共享与合作,推动美台多层次军事交流等方式,使得美台安全与军事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强化。     

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根本逻辑与手段——兼论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

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的变化,更多的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一个延续。冷战后,美国不断开辟新领域,试图将中国塑造为敌人或对手,但屡战屡败,导致多届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在任期内和问题领域内的双重起伏。美国对华战略转变背后的根本逻辑是美国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其具体手段是安全化理论所论述的安全化/非安全化。它曾经并将继续主导美国的对华战略转变。在两国共建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和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的同时,这一逻辑和手段可能导致双方在三个领域内的潜在争端:双边关系领域内的气候变化与能源—环境、中国制造产品等议题;多边关系中中美关系涉及的第三方因素;中美在国际体系规范领域的斗争。     

特朗普政府对华“挂钩”政策探析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关系实现了平稳过渡。在备受瞩目的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期间,双方以构建新的高层对话机制为依托,以在经贸及朝核等重要议题领域达成合作共识为契机,推动中美关系迈入了一个新阶段。不难看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外交呈现出鲜明的"交易型"特征,其问题导向性和去意识形态化的战略思维,一方面使中美两国可以更为务实地应对双边关系中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不少担忧,特别是一些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暗含不确定性和风险。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实质上反映出一种在美国外交中兼具思想源流与历史经验的"挂钩"政策,其核心是与主要战略竞争者在关乎美国核心利益的重要战略领域进行全方位协调与合作,并将双方在某一领域的合作同其他领域的合作以至于双边关系整体进行挂钩,从而在约束对方行为的同时维护美国的利益。从思想源流看,该政策继承了汉密尔顿式的现实主义传统,将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作为对外战略立足点。从历史经验看,该政策往往是在美国处于"双重弱势"地位——美国国际战略地位处于弱势、总统国内政治地位处于弱势——之时,面对主要战略竞争者的优先选择。对于"挂钩"政策的理论与历史分析,可以为我们理解当今美国的对华战略带来不少现实启发,并为中国制定应对策略提供可靠的逻辑线索。     

民族主义、国内政治权力结构变迁与南海争端国对华对冲差异

在国际体系变迁的背景下,东南亚三个主要的南海争端国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普遍采用对华对冲战略以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但是,三国的对华对冲差异何以存在仍是个尚需进一步澄清的理论问题。在政治结构具有较高自主性的情况下,民族主义诉求强度以及国内政治权力结构变迁是影响三国对华对冲差异的主要因素,导致三国分别实施了对抗、均衡与合作三种不同类型的对冲。二者通过执政者的合法化战略影响对冲的实际演化,弱民族主义诉求推动争端国采取合作型对华对冲,但随着民族主义诉求增强且政治权力结构趋于集中化,争端国将采取均衡型对冲;在民族主义诉求增强且政治权力结构趋于分散化的情况下,争端国将采取对抗型对冲。国内政治权力结构的未来演变可能导致南海争端国实施更具对抗性的对华对冲战略,推动南海局势发生于中国不利的变化。     

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中美关系

"十九大"报告在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明确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同时,规划了未来几十年中国发展蓝图和与之相应的外交战略。中美关系在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中国从自己的发展战略和外交战略出发,希望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然而,从美国的"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来看,对华战略中的负面因素增强,中美关系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不过,综合世界格局变化和美国战略调整等方面因素,中美关系仍然存在一些发展机遇。     

编者的话

正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其将采取何种对外政策,尤其是亚洲政策,成为国内外学界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在舆论界、学界与政府的共同推动下,当前,特朗普政府提出以"印太"战略取代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并将其纳入美国的国家整体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战略调整?该战略会对亚太地区格局产生何种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印太"概念既非美国首创,同时又得到澳大利亚、日本和     

中美关系面临考验--布什新政府对华政策

美国新政府上台以来,进行了针对中国的全球战略调整,其对华政策逐渐向右转,呈现强硬态势.本文认为,保守主义势力抬头是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主要国内因素,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应对中国的崛起和挑战则是其外部考虑.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正在面临抉择,中美关系再次面临考验.     

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及其对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正式推出"印太战略",试图塑造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特朗普政府从四个方面推动了其"印太战略"的实施:发展与印太地区盟国及伙伴的关系,强化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加强与印太地区的经济接触,支持私营部门发挥关键作用;深化与盟国的军事合作,帮助伙伴国加强能力建设,提升自身军事能力;推动与印太国家的人员和文化交流,传播美国价值观,提升美国的影响。理解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对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需要历史地、全面地认识这一战略,既要看到它与之前历届美国政府的战略差异,也要看到其延续性;既要看到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意图,还要全面了解其对华认知及其处理中美关系的思路。这样才能更恰当地认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及影响,理性看待中美在印太地区的互动。     

特朗普时期美朝关系变化轨迹与未来走向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朝关系经历了对抗与危机时期、缓和与蜜月时期以及僵持时期三个阶段。在对抗与危机时期,美国对朝采取经济制裁、军事演习等极限施压举措;在缓和与蜜月时期,美国对朝采取首脑峰会、工作磋商的接触政策;在僵持时期,美国对朝"谈压并举"。新冠肺炎疫情也没有给美朝关系改善提供机会之窗。而贯穿始终的是美国对朝制裁毫不放松。特朗普本人及其幕僚对奥巴马政府的对朝政策十分不满,积极应对突飞猛进的朝鲜核导技术,掌握在东北亚地缘战略竞争中的主导权。这成为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的动因。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推动了无核化谈判的展开和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但美朝无核化谈判依然陷入梗阻。     

特朗普政府网络安全政策的调整及未来挑战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对网络安全政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随着美国政府、国会和部分战略界人士把应对与中俄之间的大国竞争作为国家安全战略重点,特朗普政府把网络空间的大国竞争作为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为了维护在数字空间的优势地位,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努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大力提升网络军事能力。相较于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的网络安全政策进攻性更强,客观上推动了网络空间的军事化进程。在"美国优先"和"以实力谋和平"的思想指导下,美国从自身的利益和需求出发处理网络空间事务,其激进的网络战略强化了大国博弈和网络威慑行动,同时也导致全球网络治理进展缓慢。尽管美国力图在数字空间建立持久的优势,但它必须面对一系列挑战。     

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行动逻辑及前景研判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萧规曹随”,沿袭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愿景与目标,对华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斗争不断加剧,其战略意图仍是遏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霸权。拜登政府重拾对华意识形态攻击的政治战理念,奉行联盟战略、善用涉华热点敏感议题炒作的攻击战术,精心打造了以民主价值观统领对华全领域的战略竞争格局,对中美关系乃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深远影响。拜登政府发起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有着自身的优劣势,未来走势充满不确定因素,对此,我们既不能低估其能力与已经取得的效果,又要密切关注其客观困难与主观意愿的上下波动,采取措施有效应对。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东南亚政策的走势

本文分析特朗普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包括其继承的遗产,尤其是奥巴马政府的相关政策,并对未来走势进行了展望。结合美国东南亚政策的演变,本文提出四点看法:一是,二战后美国东南亚政策的演变呈现"20年周期"变动的特征;二是,奥巴马政府的东南亚政策是其亚洲政策的亮点,也是其为继任者留下的重要"遗产";三是,特朗普政府将延续前任的安全政策,弱化人权等议题,但在经贸领域会采取更加积极和针对性的措施;四是,第四个"20年周期"的美国东南亚政策针对中国的措施是否会得到强化,犹如当年里根政府针对苏联的政策一样,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     

美国亚太联盟转型:在中美权力与信任之间

亚太联盟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支柱,推动联盟的调整与转型是美国亚太战略实施的重要途径。近年来,美国亚太联盟转型明显,不仅表现为联盟区域扩大、联盟利益拓展,还出现了联盟结构调整与联盟互动增强等趋势。联盟的内在变革、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崛起的地区效应等因素被认为是影响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重要动力,但其内在机制并不明晰。相对而言,将中美关系作为推动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主要动力更具说服力。具体而言,受中美关系中的权力差距与信任水平影响,美国对华战略在遏制与接触中呈现不同态势,美国的亚太联盟因此具有强弱变化。对华战略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为了管控中国的崛起,美国借助其亚太盟友共同向中国施压。不过,冷战遗留的各自为战的双边联盟很难适应美国当前的亚太战略和对华战略的需要,为此,美国需要推动其亚太联盟转型。受美国对华战略的遏制与接触强弱程度变化影响,未来美国亚太联盟将呈现北约化、岛链化、雁阵化和赫尔辛基化四大趋势,这将对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安全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