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对华“对冲战略”的演变

冷战后美国一直在摸索应对中国崛起的最佳战略。在小布什政府"遏制+接触"战略的基础上,奥巴马政府逐渐对华形成了"强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再次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这些调整并不意味着"对冲战略"的终结,而是对奥巴马政府对华"对冲战略"的"批判性"继承,是美国对华战略逐步调整、演进过程中的一次最新尝试。随着中美实力地位差距进一步缩小和美国对华疑虑急剧增加,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已逐渐向"弱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演变,具有向对抗性战略演变的趋势,中美关系也可能因此面临比奥巴马政府时期更为强劲的下行压力。短期来看,特朗普政府尚不具备与中国彻底决裂的外在条件和内部动力,美国的国内外状况和双方高度相关的利益基础使得双边关系仍具有"竞而不破"的可能。从长期来看,美国对华战略的走向并不仅仅取决于美国,也取决于中国的应对态度和方式,中国在塑造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将变得更为重要。     

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选择与走势分析

当前,美国政策精英就美国对华政策展开了一场全方位、多元化的政策大辩论。"务实容纳论""接触合作论""反省妥协论""接触融合论""接触遏制论""遏制论"等不同认识在碰撞互动。美国决策精英正弱化以往对华接触与融合的政策基调,缓慢但却明显地推动对华政策朝着挤撞方向发展。美国对中方意图的习惯性误判、美中两国国际秩序观的差异、美国认定其国内问题的"责任在中国"等因素,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始终带有强烈的悲剧性色彩。在此次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和大调整中,走出"领导陷阱"、学会"换位思考"、认清"戴维斯陷阱",将有助于美国理性地认识中国和保持稳定的中美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深化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和中美两国带来显著冲击,并在很大程度上致使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更趋深化。特朗普政府利用疫情因素进一步推动在华西方企业从中国撤出,以构建"经济繁荣网络"为抓手,以实现全球经贸体系与中国的深度剥离为目标,打造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阵营。疫情凸显先进技术对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性,美国通过强化技术出口管制、调整国内技术研发布局、完善"敏感技术多边行动"机制、打造"同盟创新基础"等方式强化对华"技术冷战"。美方诬称中国借助疫情与其争夺"全球领导权",大力拉拢欧洲等盟友和伙伴国构建压制中国的国际统一阵线,并力图削弱中国在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和美国政界人士炒作"中国病毒""中国责任"等恶意论调,对华展开"叙事之战",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攻击并将矛头日益对准中国共产党,不断激化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歧和对立。美国利用疫情因素深化对华战略竞争、激化大国冲突对抗的做法受到批评,中国需着眼长远利益、保持战略定力,妥善应对疫情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深刻冲击。     

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地位焦虑”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实力快速崛起及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中美两国在经济、安全及国际制度等领域展开了具有战略博弈性质的竞争。对此,美国倍感焦虑,担心经济影响在亚洲消退、海权优势在西太平洋地区受到挑战、科技优势丧失及制度威望受到冲击。美国的"地位焦虑",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已经若隐若现,特朗普执政后,显著加剧。特朗普政府不仅对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提出质疑,还明确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在经贸、人文、两岸关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政策举措,强化对华制衡与牵制。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调整,我们一方面要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另一方面要保持战略清醒与战略定力,防止中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     

特朗普政府对华“挂钩”政策探析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关系实现了平稳过渡。在备受瞩目的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期间,双方以构建新的高层对话机制为依托,以在经贸及朝核等重要议题领域达成合作共识为契机,推动中美关系迈入了一个新阶段。不难看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外交呈现出鲜明的"交易型"特征,其问题导向性和去意识形态化的战略思维,一方面使中美两国可以更为务实地应对双边关系中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不少担忧,特别是一些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暗含不确定性和风险。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实质上反映出一种在美国外交中兼具思想源流与历史经验的"挂钩"政策,其核心是与主要战略竞争者在关乎美国核心利益的重要战略领域进行全方位协调与合作,并将双方在某一领域的合作同其他领域的合作以至于双边关系整体进行挂钩,从而在约束对方行为的同时维护美国的利益。从思想源流看,该政策继承了汉密尔顿式的现实主义传统,将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作为对外战略立足点。从历史经验看,该政策往往是在美国处于"双重弱势"地位——美国国际战略地位处于弱势、总统国内政治地位处于弱势——之时,面对主要战略竞争者的优先选择。对于"挂钩"政策的理论与历史分析,可以为我们理解当今美国的对华战略带来不少现实启发,并为中国制定应对策略提供可靠的逻辑线索。     

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行动逻辑及前景研判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萧规曹随”,沿袭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愿景与目标,对华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斗争不断加剧,其战略意图仍是遏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霸权。拜登政府重拾对华意识形态攻击的政治战理念,奉行联盟战略、善用涉华热点敏感议题炒作的攻击战术,精心打造了以民主价值观统领对华全领域的战略竞争格局,对中美关系乃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深远影响。拜登政府发起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有着自身的优劣势,未来走势充满不确定因素,对此,我们既不能低估其能力与已经取得的效果,又要密切关注其客观困难与主观意愿的上下波动,采取措施有效应对。     

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及其影响

特朗普执政期间修正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叠加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调整了对台政策,打"台湾牌"的力度加大,触及到美国涉台政策的传统支柱("一个中国政策""战略模糊""双轨策略"),并加快推动美台"官方关系"和"准同盟关系"。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的调整,是美国遏华战略驱动、两岸关系形势变化、美国战略界保守势力推动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对台海局势产生了复杂影响。     

美国应对外部威胁的战略传统与当前对华政策

中美关系正在进入新的阶段,美国的对华政策目标转向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美国历史上在应对重大外部挑战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某些延续性的外交传统和战略逻辑。依照这些战略传统,美国在本土安全和自由国际秩序两项核心国家利益没有受到根本威胁的情况下,只能在有限的战略空间中实施对华政策。美国当前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围绕国内改革和经济振兴进行,辅以干扰中国发展步伐、调整国际制度、为防范中国军事威胁做准备等。美国对华政策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未来中美关系仍存在转向全面对抗的可能,对此中国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把美国对华政策控制在良性竞争的轨道,为共存共荣的新型大国关系争取机遇。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的调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奉行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这种大战略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在经济、政治与安全层面建立由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但是,21世纪以来,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在美国外交实践中遭遇重大挫折。故此,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影响与制约美国外交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希望对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进行局部调整:美国国内的自由派政治精英不断对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进行反思;现实主义政治力量要求在对外战略中奉行战略审慎;以民粹主义为极端表现形式的民族主义希望对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做出颠覆性调整。受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与民族主义共同影响的美国对外大战略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正在从自由霸权向非自由霸权做出局部调整,战略克制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的突出特点。但从更长远的角度讲,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继续奉行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的可能性仍然较大。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台安全合作的变化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在战略定位上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战略思维上奉行"零和博弈"思维,将对华战略目标调整为竭力掣肘中国的崛起进程,进而在战略手段上开始对中国采取全面的打压和围堵,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倒退。在中美关系波折不断、摩擦频发的战略背景下,为了实现"以台制陆"的目标,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对美国对台军售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包括实现对台军售的"常态化",决策程序的"便捷化",军售模式从"官售为主"向"官商并举"的调整,以及售台武器性质从"防御性"向"进攻性"的转变;另一方面则通过将台湾纳入美国"印太"安全战略框架,扶持台湾当局发展"非对称战力",强化美台防务供应链的深度融合,深化美台情报共享与合作,推动美台多层次军事交流等方式,使得美台安全与军事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强化。     

中美战略竞争下的战略第三方选择:基于海量事件数据的中美印、中美俄、中美欧VAR模型分析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战略第三方对中美关系和中国外部战略环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探究中美战略竞争和美国对战略第三方政策会如何影响战略第三方的对华政策,文章运用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模型,揭示了中国、美国和三个战略第三方——印度、俄罗斯和欧盟——自2008年以来的动态互动规律.研究发现,随着美国对中国的遏压加剧,印度和俄罗斯对华政策中的冲突性因素可能增加,而欧盟则可能改善对华关系.美国改善与欧盟关系将导致欧盟采取对华疏远的政策,美国对印度的持续示好和拉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印度加强对中国的敌对政策,俄罗斯对华政策则不受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的影响.根据上述发现,如果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和加剧,中俄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可能显现,甚至可能出现印俄两国同时对中国构成挑战的被动局面,欧盟则可能成为缓解中国外部战略压力的重要突破口.     

中美关系面临考验--布什新政府对华政策

美国新政府上台以来,进行了针对中国的全球战略调整,其对华政策逐渐向右转,呈现强硬态势.本文认为,保守主义势力抬头是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主要国内因素,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应对中国的崛起和挑战则是其外部考虑.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正在面临抉择,中美关系再次面临考验.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转向——基于强制外交与威慑理论的考察

"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以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从强制外交到威慑的转向,奥巴马执政初期和中期通过强制外交政策逼迫中国"澄清"南海主张及其法理依据,要求中国停止在南海的维权行动,并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进程。从奥巴马执政后期开始,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对华政策逐步由注重强制外交转向更具被动防御性的威慑,以慑止中国主导南海的进一步行动为主要目标。美国的政策转向受到中美南海战略动机不对称因素的深刻影响,也与美国实施强制外交的策略性失误密切相关。基于强制外交转向威慑政策的路径分析可以大体判断,延续在南海对华威慑政策是特朗普政府最为现实的选择,通过对其政策目标的重设和威慑强度的调整,美国将在相当程度上为其中长期政策走势奠定基调。     

试论后九一一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基于对特朗普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分析

自2001年九一一事件至今,美国政府共发布了五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动向。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出台,阐述了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判断,提出了美国国家安全的四大支柱和六大地区战略。相比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在整体理念、地区战略、对华定位,以及新兴战略领域重视程度等方面都有了重大转变。整体理念变为"美国优先"和强调"大国战略竞争",地区战略尤其注重"印太地区"战略,对华定位转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新兴战略领域更加重视网络、太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领域都将对中国带来一定挑战。     

试析布什政府对华安全政策的核心概念

本文分析了影响布什政府对华安全政策的三个基本概念:"吓阻""两面下注"和"威慑"。"吓阻"旨在阻止中国与美国开展军事竞争,"两面下注"是要应对中国战略走向的"不确定性","威慑"则是要防止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动武。作者认为,在这些概念指导下的美国对华安全政策增加了对中国的安全压力,加剧了台海地区的不稳定,并对本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格局产生了负面影响。它有悖于中美关系发展的大趋势,会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大框架中引起张力,其调整将是不可避免的。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前瞻: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未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既有确定性,也有不确定性。确定性主要在于其对华战略执行的环境,以及特朗普个人对中国的定位、其对华战略目标及战略手法;不确定性主要存在于特朗普个人战略考虑转化为政府战略和政策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内部政治及其发展演变。这些确定因素与不确定因素叠加,决定了特朗普政府短期内的对华战略。     

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中美关系

"十九大"报告在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明确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同时,规划了未来几十年中国发展蓝图和与之相应的外交战略。中美关系在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中国从自己的发展战略和外交战略出发,希望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然而,从美国的"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来看,对华战略中的负面因素增强,中美关系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不过,综合世界格局变化和美国战略调整等方面因素,中美关系仍然存在一些发展机遇。     

布什上台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

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尚未完全成型,但它已使中美关系再次陷入危机.此次中美关系所发生的危机具有不同于以往几次危机的特征.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对华采取强硬路线将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美国对华政策在形成的过程中将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制约.     

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及其对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正式推出"印太战略",试图塑造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特朗普政府从四个方面推动了其"印太战略"的实施:发展与印太地区盟国及伙伴的关系,强化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加强与印太地区的经济接触,支持私营部门发挥关键作用;深化与盟国的军事合作,帮助伙伴国加强能力建设,提升自身军事能力;推动与印太国家的人员和文化交流,传播美国价值观,提升美国的影响。理解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对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需要历史地、全面地认识这一战略,既要看到它与之前历届美国政府的战略差异,也要看到其延续性;既要看到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意图,还要全面了解其对华认知及其处理中美关系的思路。这样才能更恰当地认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及影响,理性看待中美在印太地区的互动。     

国际秩序变革与日欧战略接近

百年变局之下,国际秩序急剧变革。权力政治回归,国际秩序动摇,中美博弈加剧,地缘政治因素成为日本制定对外战略的重要考量。为在秩序变革期充当主动角色,维护和拓展战略利益,影响甚至主导国际秩序重塑,日欧开始从全球角度定位双边关系,积极充实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加快推进经济、安全和战略等全方位合作,日欧关系由此进入备受关注的"蜜月期"。双方在战略接近过程中,在确保现实利益基础上,注重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强调价值观外交。在对华谋利的同时,欲以规则来规范其国际行为;同时规避美国单边主义风险,提升对美战略合作关系。从双方战略接近态势看,日欧合作全方位展开,呈现出战略性借重之态,显露出积极塑造新秩序的"战略雄心"。而双方战略接近能走多远,其雄心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仍受制于多重现实因素。中国应高度重视日欧战略接近的对华影响,从理论与实践上进行相关知识储备与政策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