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的政策

特朗普赢得2016年总统选举,曾引发美国对俄罗斯政策是否会出现剧烈变化的猜测。特朗普谋求与俄罗斯缓和关系,以扭转因乌克兰危机而深陷泥潭的美俄对抗。然而,特朗普的胜选及其与俄罗斯缓和关系的意图遭到美国建制派的猛烈抨击和抵制。美国对俄政策不仅是美国政策制定者与俄罗斯的互动,更是美国政策制定者内部激烈博弈的结果。由于美国政治体制及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特朗普制定和实施对俄政策的总统权力受到国会及反俄势力强有力的束缚和规制。事实证明,特朗普政府的对俄政策并未出现逆转,而是延续了奥巴马执政后期对俄罗斯的对抗、遏制和威慑,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升级,导致美俄关系进一步恶化。尽管如此,美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对俄罗斯的接触。     

安格拉·默克尔和唐纳德·特朗普——价值观、利益和西方的未来

默克尔在迄今为止12年的执政生涯中,与三位美国总统进行了公务交往。她与这三位总统的关系都不轻松,与特朗普的关系尤为困难。本文研究了特朗普-默克尔时期的美德关系,并试图分析两位政府首脑关系交恶的深层次原因。虽然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导致出现了关系危机,2016年又爆发了间谍门事件,但是美国和德国一直是北约联盟内部最亲密的盟友。为何在特朗普-默克尔时期,美德关系如此迅速降温?谁应为此负责?特朗普和默克尔是否需要为重建之前的良好关系付出更大的努力?可能性又有多大?     

特朗普执政对国际环境的影响

特朗普执政以来,采取了一系列广受关注的内政外交新举措,在多方面给国际环境带来新的变量和影响。在国际政治方面,特朗普政府加强关系性霸权而弱化结构性霸权,使得战后霸权国的国际霸权建设方向出现重要转变。在国际经济方面,特朗普政府采取美国就业和经济增长优先的政策导向,给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在地区局势方面,特朗普政府集中精力个别解决重点国际问题,对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局势形成较为有力的冲击。认识这些影响及其趋势有利于把握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和全球局势的变化与走向。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基于政党政治的研究视角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理念和特征,这同美国当前政党政治的需要和变化密切相关。政党政治是美国政治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党之间为争夺对政府或国会的控制权的博弈贯穿于公共政策的整个决策过程,贸易政策特别是对华贸易政策更是双方争相使用的重要工具。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是以逆全球化的经济民族主义和国家参与的"对等贸易"为理念,从外在表现形式来看,具有贸易保护手段更为直接、更为立体、对华贸易态度更为强硬、以维护美国经济霸权为核心目标四个鲜明特征。究其原因,贸易保护主义在本质上依然是美国政党政治的工具:它是共和党和特朗普谋取两党力量比较优势和总统选举的重要工具,是他们参与国际政治博弈以纾解来自国内政治压力的工具,是两党对贸易保护发展路径依赖的制度性工具,更是特朗普及共和党应对国会中期选举和2020年总统竞选连任的现实有效工具。     

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与特朗普政府政策走向

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以民主党重掌国会众议院多数、共和党维持并扩大国会参议院多数、两党在州长层次更加平衡的结果落幕。这一基本符合"民意回摆"历史规律的中期选举并不是一次关于经济等国内议题的竞争,而是围绕价值观展开的竞争。选举不但反映出了美国部分选民对特朗普两年执政所表现出的国家发展方向的深度不满,也体现出民主党巩固青年人、少数族裔以及其他群体等基本盘并扩展女性选民群体支持的成功。本次中期选举之后形成的"分立政府"将对特朗普政府的国内政策带来较大阻碍,但两党在基础设施建设等议题上仍存在妥协与合作空间。面对国内压力,特朗普政府可能更加急于寻求在对外政策维度上民众可以满意的进展,但也会遭遇国会民主党人的一定制约。在对华政策上,共和党主导的白宫与民主党主导的国会众议院的共同参与极可能导致当前分歧的复杂化,为中美关系带来更大风险与不确定性。     

特朗普政府对华“挂钩”政策探析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关系实现了平稳过渡。在备受瞩目的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期间,双方以构建新的高层对话机制为依托,以在经贸及朝核等重要议题领域达成合作共识为契机,推动中美关系迈入了一个新阶段。不难看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外交呈现出鲜明的"交易型"特征,其问题导向性和去意识形态化的战略思维,一方面使中美两国可以更为务实地应对双边关系中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不少担忧,特别是一些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暗含不确定性和风险。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实质上反映出一种在美国外交中兼具思想源流与历史经验的"挂钩"政策,其核心是与主要战略竞争者在关乎美国核心利益的重要战略领域进行全方位协调与合作,并将双方在某一领域的合作同其他领域的合作以至于双边关系整体进行挂钩,从而在约束对方行为的同时维护美国的利益。从思想源流看,该政策继承了汉密尔顿式的现实主义传统,将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作为对外战略立足点。从历史经验看,该政策往往是在美国处于"双重弱势"地位——美国国际战略地位处于弱势、总统国内政治地位处于弱势——之时,面对主要战略竞争者的优先选择。对于"挂钩"政策的理论与历史分析,可以为我们理解当今美国的对华战略带来不少现实启发,并为中国制定应对策略提供可靠的逻辑线索。     

从特朗普到拜登:南海问题“泛国际化”及其影响CSSCI

美国总统拜登上台执政的时间已经超过一年,其执政团队在南海问题上的行事风格与手段正日渐清晰。在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基础上,拜登治下的南海问题国际化出现了诸多全新的形态,完全超越了传统概念中的介入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之争,出现了“泛国际化”的趋势。此举意在精准且全方位对中国实施海上围堵和挤压,并争夺地区安全秩序主导权。这些“泛国际化”的新形态,包括在南海不断升级与域内国家共同进行的军演、胁迫更多的盟友前来南海搅局以及精准施策拉拢域内国家等。南海问题“泛国际化”对东盟特别是对部分南海声索国,正在产生重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导致南海局势及其未来走向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变得更加复杂且难以预料。     

特朗普政府北极事务“安全化”政策及其实践

特朗普政府的北极政策秉承"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将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行动视为对美国的"挑战",否认气候变化是导致北极问题的主要因素。基于此种认知,特朗普政府的北极政策特别注重美国国家安全和国土安全的维护,对北极事务进行"安全化",注重加强美国在北极地区的能力建设,但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方面则明显滞后。特朗普政府的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北极事务的国际合作,为北极治理增添了地缘政治竞争的色彩,不利于北极事务的善治。     

特朗普政府对中美经贸关系的重构——基于经济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视角的考察

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力图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贸易体系,特朗普政府则偏离了这一传统,其对华贸易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转向了以权力为基础的双边博弈体系。特朗普执政以来,其重构中美贸易关系的构想正在逐步转化为政策,大规模对华贸易战等诸多极端贸易政策也付诸了实施。特朗普政府运用"安全化"这一过程,将极端的经济主张转化为国家安全问题,从而在政府内部达成最大程度的共识,由此将其看似不合经济逻辑的激进主张转化为合法的、可执行的政策。特朗普政府重构中美经贸关系动力源自经济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二者短期内不会沉寂,意味中美经贸摩擦将呈现出常态化、复杂化和长期化的特点,但短期内很难实现其公平、对等和平衡的双边贸易关系之理想。     

“特朗普冲击波”对美欧关系的影响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对美欧关系具有重要影响。特朗普激进的执政理念及其提出的颇具颠覆性的对外政策主张,令欧洲对未来美欧关系不确定性的增加感到担忧。在美国利益第一的原则下,特朗普将通过施压和采取"交易式"方式同欧洲在诸多领域讨价还价,寻求利己的解决方案。随着潜在分歧与摩擦的增加,美欧关系在今后一个时期可能会趋于紧张,但紧张程度仍将被控制在双方可承受的范围内。考虑到美国在欧洲的核心利益未变以及欧洲盟友对美国依然具有全球战略价值,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不可能完全撤出欧洲和北约。经过新一轮的防务资源分配调整,美欧安全防务关系仍会以稳定为主基调。特朗普对欧政策的实施将受到国内因素的一定制约,这也将有助于确保美欧关系处于正常轨道。     

“通俄门”事件的起因、发展及影响

"通俄门"是美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进行政治斗争的产物,它产生于2016年大选期间,起源于斯蒂尔的报告。在政治极化的大背景下,民主党积极利用"通俄门"来打击特朗普与共和党,其他反特朗普力量也想借此来削弱特朗普执政的合法性。共和党没有全力阻止对"通俄门"的调查,加上主流媒体的推波助澜等原因,进一步导致"通俄门"事件不断发酵。"通俄门"加大了美俄关系改善的阻力,特朗普行政团队的建设和国内政策议程的推进也因此受到影响,它也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     

美国涉华经济利益集团与中美贸易摩擦

利益集团政治是美国政治的本质,美国的贸易政策和贸易政治必然引发美国经济利益集团的高度关注。在美国与中国发生大规模贸易摩擦期间,美国各类涉华经济利益集团的立场虽然不同,但均通过各种方式对白宫和美国国会施加影响,其游说的规模和力度可以与20世纪90年代围绕美国政府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游说相提并论。反对加征关税的利益集团未能阻止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这与美国总统和国会的权力分配、利益集团对中国的集体抱怨、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大调整等因素有关。在中美经贸磋商的过程中,特朗普政府极力压制美国商界的诉求,但不得不安抚和照顾利益受损的农业集团。美国跨国资本的逐利性、中国巨大市场的吸引力、中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新举措等,将不断扩大美国国内支持和中国达成经贸协议的"赢集"。同时,中美竞争关系的加剧将对美国涉华经济利益集团产生更大的影响,而后者也将从不同的方向持续塑造美国的对华政策。     

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及其影响

特朗普执政期间修正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叠加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调整了对台政策,打"台湾牌"的力度加大,触及到美国涉台政策的传统支柱("一个中国政策""战略模糊""双轨策略"),并加快推动美台"官方关系"和"准同盟关系"。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的调整,是美国遏华战略驱动、两岸关系形势变化、美国战略界保守势力推动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对台海局势产生了复杂影响。     

特朗普政府生物防御战略评析

2018年美国政府发布的《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标志着特朗普政府生物安全政策的正式出台。该战略性文件是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在生物安全领域的具体化,也是美国历届政府有关生物安全议题最系统、最全面的阐述。与前任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呈现出部门协调集权化和生物威胁应对一体化的特点。特朗普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充分体现了其"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的执政理念。美国生物防御战略在牵头机制安排上的"去安全化",并没有改变美国通过实施生物安全战略来追求国家安全利益的本质。特朗普政府通过加大生物科技领域的投入,以实现生物科技创新和生物防御系统相互赋能,在促进卫生安全的同时,维护美国在生物科技创新领域的霸权地位。     

该不该问?——从美国人口普查能否问及公民身份看美国政治的实际运作

特朗普2017年初就任美国总统,恰好遇上十年一度的、由美国商务部具体负责的人口普查。新任商务部长罗斯决定在2020年人口普查中增加普查对象是否是美国公民的问题,理由是要更有效地实施美国《投票权法》。许多州和地方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反驳说增加公民问题会导致部分家庭拒绝参与普查,使统计数字失真,进而损害其政治和经济利益,于是向联邦法院起诉。初审的地区法院和终审的最高法院都认为,商务部对增加公民问题没有提出合理的解释,违反了美国行政部门在制定规章时应遵循的法定标准,因此判决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人口普查中不得增加公民问题。人口普查案反映了美国一项具体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对了解美国政治实际运作有借鉴意义。     

特朗普时期美朝关系变化轨迹与未来走向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朝关系经历了对抗与危机时期、缓和与蜜月时期以及僵持时期三个阶段。在对抗与危机时期,美国对朝采取经济制裁、军事演习等极限施压举措;在缓和与蜜月时期,美国对朝采取首脑峰会、工作磋商的接触政策;在僵持时期,美国对朝"谈压并举"。新冠肺炎疫情也没有给美朝关系改善提供机会之窗。而贯穿始终的是美国对朝制裁毫不放松。特朗普本人及其幕僚对奥巴马政府的对朝政策十分不满,积极应对突飞猛进的朝鲜核导技术,掌握在东北亚地缘战略竞争中的主导权。这成为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的动因。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推动了无核化谈判的展开和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但美朝无核化谈判依然陷入梗阻。     

欧美关系的裂痕及发展趋势

冷战结束后,欧美曾携手在中东欧培育新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以及扩大欧盟和北约,双方的合作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高潮。然而,"9·11"事件之后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成为欧美从合作高潮跌落的转折点。在如何处理国际问题上,欧美的分歧逐渐显现,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后初期紧密的跨大西洋关系出现裂痕。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将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地区,欧洲人开始担心欧洲对美国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下降。自特朗普总统上任后,欧美关系又出现诸多新裂痕。特朗普抨击北约和欧盟,赞赏甚至鼓励欧洲内部的民粹主义势力,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奉行"美国优先"的原则,导致欧盟国家的普遍反感。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钢铝加征关税以及退出伊核协议,也沉重打击了欧美关系。本文主要分析欧美关系恶化的根源以及未来欧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特朗普时代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的泛起

自第一批欧洲移民踏足北美这片土地至今,"白人至上主义"作为一种白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长期存在于美国社会之中。在历经三个发展阶段之后,"白人至上主义"于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再度抬头。当前的"白人至上主义"以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引起的国家认同危机为底色,其根本成因是在"政治正确"观念不断扩张的背景下,中下层白人由于丧失其在社会各领域的主导权而产生的不安与焦虑;直接诱因是特朗普的当选及其言行撬动了长期扎根于美国社会的"政治正确"意识形态,刺激和纵容了"白人至上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的重新泛起造成美国社会与政治的分裂,并与特朗普主张的国家民族主义密切相关。由于引发"白人至上主义"的制度性局限和结构性根源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这一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将长期在美国存续。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对华“对冲战略”的演变

冷战后美国一直在摸索应对中国崛起的最佳战略。在小布什政府"遏制+接触"战略的基础上,奥巴马政府逐渐对华形成了"强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再次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这些调整并不意味着"对冲战略"的终结,而是对奥巴马政府对华"对冲战略"的"批判性"继承,是美国对华战略逐步调整、演进过程中的一次最新尝试。随着中美实力地位差距进一步缩小和美国对华疑虑急剧增加,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已逐渐向"弱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演变,具有向对抗性战略演变的趋势,中美关系也可能因此面临比奥巴马政府时期更为强劲的下行压力。短期来看,特朗普政府尚不具备与中国彻底决裂的外在条件和内部动力,美国的国内外状况和双方高度相关的利益基础使得双边关系仍具有"竞而不破"的可能。从长期来看,美国对华战略的走向并不仅仅取决于美国,也取决于中国的应对态度和方式,中国在塑造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将变得更为重要。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前瞻: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未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既有确定性,也有不确定性。确定性主要在于其对华战略执行的环境,以及特朗普个人对中国的定位、其对华战略目标及战略手法;不确定性主要存在于特朗普个人战略考虑转化为政府战略和政策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内部政治及其发展演变。这些确定因素与不确定因素叠加,决定了特朗普政府短期内的对华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