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宗族更新与基层社会的文化治理——以浙江省为例

宗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体,当代宗族的复兴显示了传统宗族文化潜在的顽强生命力。浙江省当代宗族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复兴,成为重建乡村社会的重要力量,其所包含的以伦理为方式协调社会秩序的文化治理模式,也对乡村社会治理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当代宗族需要加强现代性的更新,在避免与行政力量合而为一、克服狭隘的宗族本位观念的前提下,造就新伦理,构建地缘与血缘相结合的组织体系,并把现代文化元素注入到宗族文化之中,才能切实地发挥以伦理为方式协调社会秩序的文化治理的作用,为乡村社会重建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动力。     

破解我国当代乡村治理困境的文化路径

我国当代乡村治理过程中遇到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内生权力失衡的困境,破解此困境的出路在于发挥乡村文化的治理功能。文中将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文化路径,具体包括关注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衔接、因势利导乡村宗族组织以及加强乡村文化与乡村经济的融合。     

国家与社会在场:乡村振兴中融合型宗族制度权威的重构

宗族制度作为典型的非正式制度,在乡村社会与正式制度共生共治。宗族制度权威因其社会价值属性而能在正式制度权威缺位时进行有益补充,这不仅符合治理有效的价值目标,也是宗族制度权威与治理现代化需求的价值对接。在国家与社会这一分析框架之下,从宗族制度适应性发展角度出发,将宗族制度权威重构理解为其所依托的文化价值的复兴、权威资源的再汲取以及权威合法化的过程,拟定出"发育型→威胁型→混沌型→融合型"这一路径规划。这既充分体现了宗族制度权威重构中国家与社会的同时在场,又有效回应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宗族制度权威所具有的价值与功能这一重要议题。     

乡村治理：宗族组织与国家权力互动关系的历史考察

在缺乏官民充分沟通的传统乡村社会中，宗族是村民分享政治生活、集体抵御国家权力渗透的公共领域。宗族成长、植根于乡土中国、适应中国乡民的传统习俗，改造乡村必先改造宗族。在当今中国乡村宗族死灰复燃的情况下，研究宗族组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培育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更有效地改善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村庄治理及其方式演进

陈睿在《重庆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撰文认为，乡村是社会的基础，乡村治理也是社会变化发展的体现。我国是农业大国，村庄治理一直在实践中进行各种探索。我国的村庄治理经历了传统社会痕迹的宗族治村、传统管理方式的精英治村、经济社会大变革浪潮下的富人治村和适应新形势的大学生村官变迁，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乡村治理如何从失序走向有序

新型城镇化赋予乡村治理新机遇的同时,也影响着乡村治理的发展。新型城镇化加剧了乡村社会分层,增加了乡村组织冲突,带来了乡村精英流失,冲击了乡村文化传统。应通过培育乡村治理人力资本、组织资本、人才资本、社会资本,提升乡村治理绩效。     

从乡村宗族到城市宗族——当代宗族研究的新进展

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促成宗族形态发生不同程度的变迁。从时间维度上看,宗族的类型可分为传统宗族和现代宗族;从空间纬度上看,宗族又可分为乡村宗族和城市宗族。考察和研究不同形态宗族的变化发展历程,可认识和把握它们在特定的时空下是如何完成转型的,及其对一方山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为此,学界有必要加强对各种形态宗族的研究,尤其是城市宗族的研究。     

清代民族边缘地区宗族组织的形成与乡村社会转型——以鄂西南土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以鄂西南土家族社区为例考察民族边缘地区的宗族组织,清代中后期,宗族组织在土著大族的基础上正式形成,并呈现出与汉族社会趋同的特征,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着基层控制的作用,体现了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转型的进程。     

乡村旅游发展中地方政府行为治理现代化思考

中国乡村社会正经历着由传统社会管制向现代社会管理及后现代化社会治理转型之中。乡村旅游发展作为推动乡村治理重构的内驱动力及加快城乡一体化、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推进乡村旅游发展中地方政府行为治理现代化,要以治理主体现代化为基础,优化组织架构;以治理技术现代化为支撑,助推发展动力;以治理环境现代化为条件,推动生态行政。     

晚清农村基层体制改革及其启示

传统中国的乡村治理结构是靠宗族自治、乡绅伦理维系的,但到了清朝末年,这种乡村社会政治秩序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该文在对晚清农村基层体制改革进行系统梳理、挖掘的基础上,探寻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的本土资源,以期为我国当前及今后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地方政府制度建设提供借鉴。     

清朝至民国时期江南乡村自治补证

从基层管理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是认识传统社会的一个切入点。根据费孝通的研究和对他亲身经历记述可知,传统的江南社会的农村实行乡民自治。江苏溧阳史氏族谱、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契约,可以作为清朝至民国时期的江南农村是乡村自治的补充证据。在传统的中国江南社会,由于国权不下县,掌握着伦理规范与价值判断的宗族长老与乡绅,在乡村自治中起主导作用。     

走出弗里德曼宗族研究困境：从“分离说”到“配套说”

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分离说",表现出国家(上层)与地方社会(基层)之间、官方(官僚体制)与民间(宗族组织)之间的分离,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传统宗族社会的现象,也不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等级制度的根本特征。相较于"分离说",明清时期海南宗族社会的发展状况,体现出国家(上层)与地方社会(基层)之间、官方(官僚体制)与民间(宗族组织)之间的相互配套和双向互动,可以视为一种"配套说"。"配套说"超越了"分离说"以乡村宗族为主体社会结构的研究范式,将宗族置于不同层级的、与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相匹配的结构体系中去,更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也更有效解释中国宗族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由此,对当前人类学研究与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研究进行以下思考:在人类学研究上,需要重新反思其发展历程,加强向上研究,走出乡村,促进多学科合作研究;在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研究上,需要走出西方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局限,从中国二元社会的结构特质,理解官方社会与非官方社会的联系与互动对民间组织发展的重要意义。     

试论传统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CSSCI

乡村的善治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背景的支撑。传统乡村文化一般由家族文化、礼俗文化与乡土文化构成,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凝结着先民共同的文化认同,极易产生共鸣,同时给人以归属感、自豪感与荣誉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乡村文化能把相关的社会成员安排在约定俗成的社会结构中,并内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变成一种内在约束,形成现实的社会秩序,这对维持乡村秩序产生重要作用。充分利用好传统文化资源,将其融入到当代乡村治理之中,可以节约乡村治理成本,提高乡村治理效率,从而有效推进乡村治理,实现和谐乡村与美丽乡村的治理目标。     

试论传统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乡村的善治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背景的支撑。传统乡村文化一般由家族文化、礼俗文化与乡土文化构成,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凝结着先民共同的文化认同,极易产生共鸣,同时给人以归属感、自豪感与荣誉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乡村文化能把相关的社会成员安排在约定俗成的社会结构中,并内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变成一种内在约束,形成现实的社会秩序,这对维持乡村秩序产生重要作用。充分利用好传统文化资源,将其融入到当代乡村治理之中,可以节约乡村治理成本,提高乡村治理效率,从而有效推进乡村治理,实现和谐乡村与美丽乡村的治理目标。     

政治稳定视角下农村宗族组织的功能分析

农村复兴的宗族组织是以“家——户”生产生活形式为存在的基本依据的,在我国农村彻底走向现代化、市场化之前,宗族组织还会长期存在于农村社会。现实条件下,宗族组织依然具有社会政治秩序的控制功能。其对村庄权威、村民自治、乡村治安秩序和农村经济发展秩序都有着较好的调解与整合功能,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应当一方面积极利用宗族组织社会控制职能促进农村社会政治的稳定;另一方面,又要通过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消弭宗族组织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并使其最终归于解体。     

乡村传统文化现实境遇与发展机会—基于社会治理的视角

乡村传统文化对乡村社会有着独特的价值。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式微,给乡村治理带来了消极影响。只有采取重塑乡村新型生存空间,丰沃乡村传统文化生长土壤;重构乡村新式价值范式,展现乡村传统文化新意义等措施,才能在文化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中,为乡村传统文化、也为乡村治理找到新的生机。     

宗族、国家与社会三重认同下的村治逻辑——兼论乡村治理研究的经验本位性

从宗族、自然村和村“两委”三个层面来看,赣中农村地区展现的农民的宗族、社区和国家认同较强,此村庄社会基础塑造了其特定的乡村治理逻辑。对研究者而言,只有将经验置于本体性地位的前提下,获得农村生活内部性视角,方可能理解其治理逻辑,避免对经验的切割与想象。真正深入经验,研究经验,而非将经验当作一种附庸风雅的装饰,是目前中国乡村治理研究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     

流动中的乡村"弱治理"--对河南省林州市Y镇的调查

流动不仅仅影响着流入地城市的治理,也影响着流出地村庄的治理.资源跨村庄边界的流出与流入,直接影响着村庄治理资源的存量和质量.在流动已经成为社会常态的乡村社会,双向流动中的乡村治理面临正式资源萎缩、新生资源难以内化,以及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的根本性变化等诸多治理困惑,这些流动后的村庄裂变构成了流动村庄"弱治理"的社会基础.     

试论消解宗族观念影响的现实对策

本文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宗族观念及宗族活动在我国乡村社会复活所产生的正负面影响进行了客观、理性分析,进而提出在国家强调加速乡村社会现代化建设和依法治国而难以迅速消除其存在的现实背景下,在力促宗族观念及其影响消解的过程中还应对其加以"限制、引导、利用"的建设性对策.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维权与宗族“复兴”——以赣中竹溪村建新祠为例

通过对竹溪村的个案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目前在我国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宗族复兴现象,与上世纪80、90年代的情形有所不同,即不是行政力量从乡村的撤退和村民选举制度的实行等原因所致,而是基层政府对乡村控制仍然过严,村委会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村民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参与程度不够而导致宗族的“复兴”。这种复兴只是表面现象,掩盖的是村民维护自身权益的实质,即在宗族文化与现代文化共同作用下,村庄中的非权力精英如何借助宗族并通过宗族活动达到自己目的的政治参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