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与美国外交传统

亨利·基辛格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美国外交传统的批判.他以一种欧洲文化的视角考察美国外交传统,分别从地缘特征、思想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进程等方面提出了美国外交传统的岛国性质、例外论、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二元对立等基本属性.同时,基辛格的外交思想及其外交政策本身已成为美国外交传统的一部分.从沃尔特·米德所提出的美国外交传统划分的角度来看,可以将基辛格的思想及政策归入杰斐逊传统兼具汉密尔顿传统特征的范畴.     

"经济增长阶段论"与美国对外开发援助政策

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Walt Whiteman Rostow)提出了拥有全球视野、深受"自由主义传统"与"帝国主义理论"影响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并试图促使美国实施向欠发达国家提供大规模开发援助的"世界经济计划"(World Economic Plan).在推动这一计划的过程中,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得到了约翰·肯尼迪总统的赏识,因此成为1960年代美国对外开发援助政策的理论基础.然而,最终罗斯托既没有达到追求真理的学术目标,也没有实现推动第三世界国家走向"起飞"(take off)的政治抱负.本文重在探讨"经济增长阶段论"(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的主要内容、意识形态内涵及其影响,从而揭示如罗斯托这样亦官亦学的理论家在推动政策制订和实施方面面临的困境.     

“中国挡箭牌”了无新意

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一直就是富人玩的乏味的民主游戏,今年的选举也不例外,甚至相较之前更加乏味。对于旁观的中国人而言,今年的美国大选,还多了一层"憎恨"的味道。曾几何时,让美国人激发起理想主义情怀的奥巴马执政四年,不仅没带来更多"hope",也没带来更多"job",更糟的是,他因强推"劫富济贫"政策而遭共和党人忌恨,更...     

新思想库与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决策——以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为例

在美国对外政策决策体系中,思想库在政策理念创新、人才储备、打造政策辩论平台以及教育和引导公众等方面具有非凡的作用。新近兴起的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对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影响巨大。该中心的亚洲政策研究强调务实的态度,注重美国对亚洲事务的重新"参与",倡导强化和升级美国在亚洲的联盟关系,推动美国积极介入地区多边制度,其政策建议通过"旋转门制度"等对当前美国的亚洲政策决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选择与走势分析

当前,美国政策精英就美国对华政策展开了一场全方位、多元化的政策大辩论。"务实容纳论""接触合作论""反省妥协论""接触融合论""接触遏制论""遏制论"等不同认识在碰撞互动。美国决策精英正弱化以往对华接触与融合的政策基调,缓慢但却明显地推动对华政策朝着挤撞方向发展。美国对中方意图的习惯性误判、美中两国国际秩序观的差异、美国认定其国内问题的"责任在中国"等因素,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始终带有强烈的悲剧性色彩。在此次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和大调整中,走出"领导陷阱"、学会"换位思考"、认清"戴维斯陷阱",将有助于美国理性地认识中国和保持稳定的中美关系。     

试论外国院外集团活动及其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

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 ,其对外政策关系到世界各国和国外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各种代表国家和集团利益的外国院外集团为维护各自国家、民族和集团的利益 ,通过委托美国游说公司和具有特殊背景的人作为代理 ,在美国设立官方、民间机构 ,争取美国内具有共同利益的特殊集团的支持等方式进行院外活动 ,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因此 ,外国院外集团成为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 ,对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变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菲律宾对东盟政策中的美国因素

在菲律宾对外政策中,对美国和对东盟的政策是其中最重要的两大组成部分.这其中,美国对菲律宾东盟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本文考察了菲律宾建国以来,在其制定和实施对东南亚(东盟成立前)/东盟政策时,美国所起的巨大作用以及同时期的菲美关系.     

文化因素与美国对华外交

在一国对外政策中,文化因素,特别是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民族心理和思维方式对一个国家的外交有着长期、深远的影响.本文在分析美国文化特征的基础上,认为上帝选择的"使命观"和实用主义对美国外交具有深刻的影响.中美两国从18世纪开始交往以来的二百多年历史中,这些特征在美国对华外交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     

新书架

正美国行为的根源张宇燕高程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本书研究了美国对外行为的根源。作者认为,"宗教热情—商业理念—集团政治"三位一体,构成了美国行为的国内根源,并决定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二元目标是"价值诉求"和"现实利益"。本书认为,与历史上的其他霸权国有所不同,美国侧重于通过开创、主导和拓展于己有利的"非中性"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体系来维护其霸权地位。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美国主要     

简析冷战初期美国政府对外宣传的转型

本文通过考察冷战初期美国政府对外宣传的发展、变化,展示对外宣传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为全方位地研究美国当前对外政策提供一些启示。     

日本战争赔偿与美国的责任

2002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菲律宾、马来西亚、东蒂汶等国时,当地民众团体进行了示威抗议活动,要求日本对慰安妇给予赔偿,反对参拜靖国神社以及篡改历史教科书。战争与战争赔偿已经不再是一个醒目的话题,然而对于站在新世纪人口处的日本与东盟(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来说,却依然现实地影响着双方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本文拟从冷战体制下美国的东亚政策对日本赔偿政策的影响出发,阐明日美应承担的责任,分析"战争赔偿"的权利与义务及其存在的问题,指出日本的对外赔偿作为国际关系史上的特例,是美国东亚政策演变的结果之一,配合了美国遏制战略的开展,亦使得日本推行"赔偿外交"成为可能。     

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看美国霸权维系的困境

本文以美国拒绝加入国际刑事法院为个案研究,试图阐释随着全球化的兴起和国际组织的不断壮大,美国在维系霸权地位时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文章认为,国际刑事法院所体现的非国家性与自由主义是西方人权观的具体反映,也是美国在维系世界霸权时对外投射的价值取向,而当这种价值观与美国的现实权势维系产生矛盾时,美国便在"单极体系"的逻辑中陷入两难困境.其结果是削弱了美国价值观的对外投射力,进一步加剧了与欧洲盟国的分裂,并最终危及"单极体系"的合法性与持续性.     

足球在美国:一个边缘化的故事

正如桑巴特指出了美国缺乏他所谓的"社会主义"一样,我们又看到了在整个20世纪足球在美国体育文化中的缺乏.美国早期而全面的资产阶级化,创造了这两种"例外论",其遗产至今尚存.虽然在最近几年,美国取得了世界杯赛的胜利,但足球在美国的体育文化中始终处于边缘化状态.至少从任何有意义的层面来看,美国依然没有足球.     

战后初期美国在对外政策中的两党合作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美国在对外政策上两党合作的实践。两党合作的对外政策指的是在对外政策领域内 ,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部门同另一党的某些国会领袖以协商等形式进行的政策制订过程 ,其目的是为了最高的“国家利益”而将对党派私利的考虑排除在外 ,并使政策最终获得总统和国会两党多数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在对外政策上的两党合作始于创立联合国 ,并在此后确保了援助希腊、土耳其 ,马歇尔计划 ,以及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一系列重大政策的成功。长期来看 ,两党合作的深层影响则是加强了冷战共识和行政部门权力的扩张 ,并在本质上与美国分权制衡的宪政原则相抵触。两党合作的外交政策在短时间内看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但也蕴藏着危险。     

保守主义外交理念与里根政府的对外军事干预政策

冷战期间 ,里根政府外交决策层在制定对外军事干预政策时主要受到两个重要的认知性因素的影响 :一是对苏联威胁的判断 ,二是越战的经验教训。本文通过分析里根政府围绕对外军事干预问题上的指导思想、政策取向以及有关争论 ,探讨了上述两个认知性因素如何推动美国政府将保守主义外交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对外军事干预政策。文章在最后部分 ,联系“9·1 1”事件以来的美国外交实际 ,对当前布什政府的对外动武政策做了初步分析     

"9·11"事件与美国对外态势

"9·11"恐怖袭击事件使美国公众遭受了非常巨大和深刻的心理冲击和精神震撼.急剧加剧的被威胁感和不安全感是当今在美国最普遍的一种情绪或心态,也是对美国的世界态势和对外政策走向最具影响力的一项心理动因.在此情势下美国要以准备对付所有可以想象的突然袭击为重点,调整、改造和加强美国的整个国家安全/防务机器.不安全感的骤然加剧还将使得美国对于一些同恐怖主义问题无关的安全和防务问题产生连带的强烈防范心理.在当前和最近一段未来时间里,总体形势对美国追求其对外政策目的高度有利.     

“两国集团”构想的历史考察

两国集团这一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的对外关系话语中出现以来就不断重现,迄今为止,已先后出现过美德、美日、美欧和美中四个版本的两国集团论。美国学者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对象国与美国共同分担国际责任,这表明美国战略家对国际体系力量变化的敏感及其在对外政策判断上的开放性。两国集团的四个版本呈现出了巨大的相似性,都出现在美国面临国内外困境而对象国正在蓬勃崛起之际,其实质是美国在以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中要求对象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帮助美国以最小的代价维护霸权。     

笔谈:世界发展趋势、美国对外战略与中美关系

编者按:2012年8月15～16日,由中华美国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美国研究所承办的"美国对外战略与中美关系(1972～2012)"学术研讨会暨中华美国学会、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年会在长春举行。与会者围绕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美国巧实力战略、奥巴马能源政策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例外论与中美战略思维的差异性

美国例外论和中国例外论分别代表了一个光谱的两端,前者以本国更卓越为立论基础,后者以本国更独特为立论基础。美国例外论自恃美国的发展模式最好且普世通用,因此要求他国效仿美国,实现"美国化"。中国例外论认为国际上所谓通行的理念和规范并不适用于本国,因此既拒绝仿效他国,也不要求他国仿效中国。两种例外论的不同集中体现了两国在战略目的的界定、战略威胁的认知、战略手段的选择、战略原则的确立、战略关键的把握和战略禁忌的规避等方面的不同取向和偏好。究其根源,在很大程度上,两种例外论的形成主要在于中美两国人民具有非常不同的思维方式。相对来说,中国人更擅长于辩证思维、关系思维、有机思维和内化思维,美国人则更擅长于逻辑思维、类属思维、机械思维和外化思维。     

重温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界有关“美国衰落论”的争论——兼及当下的“美国衰落论”

本文对美国学界始于20世纪80年代关于美国是否衰落所引发的辩论进行了分析介绍,特别对其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两位学者——美国衰落论的主张者保罗.肯尼迪与美国复兴论的倡导者约瑟夫.奈——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对比,并就此次辩论对于我们如何看待今天美国的力量状况,以及当下的美国衰落论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认为,此次辩论所涉及的一系列理论性问题——历史类比方法的适用性问题,如何看待历史发展的延续与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量度一国之力量问题,硬权力与软权力的关系问题,文化与文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与作用等问题——在今天依然具有一定的学术与社会价值,值得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