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与声望:一项研究议程

国际地位是一项特殊的国家利益,它取决于一国被他国认可形象的总和,反映了一国在等级制上的声望排名。国家追求地位的动机既反映了人类在心理上寻求得到其他族群的认可,也带有一定的功利性(包括促进国际影响力和长远的对外政策目标)。由于国际体系中没有统一权威来评估各国的表现和决定其排位,声望多寡和地位高低会成为国家间的争议领域,国家也将为此产生竞争甚至冲突。地位政治的理论视角涵盖国际体系、国内政治和个人三个分析层级,并有助于衔接理性主义、建构主义和心理学等社会科学范式。不过,有关"地位"概念在实证研究中的分析应用依然有待改进,地位政治的研究在中层理论上仍然有待发展,尤其是国家如何认知自身地位,寻求他国承认,以及承认他国地位等问题尚需深入的实证研究。     

印度核试验动机探析

通过对1974年和1998年印度核试验进行对比分析和论证,本文认为印度对自身实力的判断与外部对其实力的判断之间存在差距,这使得其实际国际地位与自身期望存在落差,印度对自身实力的高自信和不稳定国家自尊易引发攻击行为。印度通过核试验这种攻击行为向外界宣示实力,其目的在于获得国际认可和提高自身国际地位。在信号传递效果方面,核试验的技术水平和成本影响信号传递效果,技术水平体现国家实力,成本反映决心。印度在1998年核试验中的技术水平和对机会成本的承受能力反映出印度争做世界大国的决心和潜力,获得了国际体系主导国美国的认可。     

春秋时期诸侯国的主权特征

春秋时期诸侯国具有鲜明的主权特征。作为理论标尺,不可分的、完整的"主权"不适用于历史政治研究。从学理上看,"主权"在政治学界和国际法学界的界定略有出入,而国际法学界认为,"国际承认"是"主权"的核心要素之一。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在政治行为上满足"国际承认"的要素,就应当视为拥有主权特征。诸侯国的行为在货币体系的框架下,也体现出"国际承认"特性。在与统一王朝的货币体系及封建割据的货币体系的对比中,春秋诸侯国间货币体系呈现鲜明特点,即彼此独立而又复合流通、货币形制的多元性、发行的多边性与流通的复合性,这都凸显出春秋时期诸侯国的主权属性。     

分配与承认:正义的两个维度

"承认的政治",概念源自加拿大学者泰勒《承认的政治》一书。在"承认"主义者们看来,当代社会的各种斗争,如果恰当地加以理解的话,都可以视为"为承认斗争"的不同表现形式。而承认不外乎有三种,一是得到家庭的承认——爱,一是得到法律的承认——尊重,一是得到社会的承认——声望,     

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传播——国际规范扩散的视角

国际规范的研究是国际政治学中关注的重要议题。目前西方学界从理论上更多地强调国际体系层面从上到下的传授和国家层面的学习,在实证研究中重点关注西方国家如何把自己的规范扩展到世界,但这种视角忽视了非西方国家在国际规范扩散中的作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传播提供了一个观察非西方国家行为的窗口。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是通过外力强加给他国,不是以所谓居高临下的"文明"标准来教化人,而是在平等交往过程中,从周边有着共同遭遇和历史经历的国家着手,通过建立外交关系、国际会议、国际组织和对外援助等渠道,逐步嵌入到更多的国际会议和国际条约中,从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扩展到相异的国家,实现中国对外关系原则的扩散。     

不确定性年代里的确定性寻求

当前,"不确定性"俨然成了观察国际政治事件和现象的常用语。近年来,特别是2016年以来,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发生在发达国家内部的政治进程都以远超多数人预期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些事件虽发生在一国之内,但其影响却是地区性乃至全球性的,从而引发人们广泛关注。"不确定性"是对以往国际政治事件的描述,但更多是对这些事件可能造成的后续影响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国际格局加速调整的时代,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还是以开放的心态与他国合作应对挑战,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一项战略选择。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寻求确定性,如何在国际格局转型变化中把握和平发展大势,成为当下中国与世界互动时亟需解决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我刊专门邀请国际问题研究学者进行分析和探讨,以飨读者。     

“伦人”与“服国”——从“基本人际状态”的视角解读中国的国家形式

本文将心理人类学家许烺光的"心理-社会均衡"(PSH)理论和"基本人际状态"概念应用到中国政治的研究,考察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模型与《尚书.禹贡》描述的"服国"模型、"朝贡体系"模型以及儒家的"修齐治平"模型之间的相似性和本质特征,以及中国传统国家形式"服国"的特点及其与"伦人"这种基本人际状态的关系,从一个新的视角解读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模式、国家形式以及中国人独特的"政治经验"。作者的分析表明,基于"伦人"社会的中国政治经验可能暗示着一种比现代国际秩序更高、具有某种"后现代"特点的国际秩序原则。     

“伊斯兰国”兴起与国际安全新挑战

"伊斯兰国"的兴起标志着恐怖主义浪潮与吉哈德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而这是根植于中东地区深层的宗教、政治和社会因素。同时,"伊斯兰国"自身的组织建设、经济管理和民众动员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伊斯兰国"的兴起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它不仅与"基地"组织争夺全球"圣战"的主导权,而且对外输出暴力恐怖和意识形态,导致国际冲突与地区动荡,挑战传统观念和国际规范,加速了中东地缘政治关系的重塑与国际反恐力量的分化和重组。此外,"伊斯兰国"的兴起还推动着国际体系边缘群体的宗教化、集体化实践,造成了对国际秩序的冲击和挑战。为此,国际社会需要认识到"伊斯兰国"背后的恐怖主义运动与重建哈里发国家政治实践的双重属性,关注其背后的滋生土壤,以求更加妥善有效的应对之策。     

试论比较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的二元互动

国家治理由国家建构、国家发展和国家转型三部分内容构成。目前国内的国家治理研究主要采用规范的分析方法,而这一概念的深入研究则需要采用实证方法,比较方法最适合进行国家治理研究。类型学、质性比较分析和比较历史分析可以为国家治理的实证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基础。国家治理对于比较政治也具有重要的构成意义。结构主义、理性主义和文化主义这三大比较政治学流派中都有丰富的国家治理研究。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比较政治学的"民主化转向"致使人们产生一种误解,即认为只有民主化研究才是真正的比较政治学。这种观点用"民主化"替代了真正处于中心位置的"国家治理",并且让比较政治的研究范围变得狭窄和局促。因此,比较政治研究需要恢复国家治理在其研究内容中的核心地位。国家治理可以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供关键性的议题领域。同时,中国的比较政治学则可以在中国国家治理的经验以及世界各国国家治理实践的比较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经典作品。     

国际法视野下的国家间投票交易

国家间投票交易是指一国通过为他国提供一定利益甚至使用威胁等方式,以换取他国在某一国际问题上对其立场的支持。国家间投票交易是当今国际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很难确定其利弊。国家追求自身利益和国际立法空白,都是促使投票交易产生的原因。在现代国际法中,强行法和国家对国际社会的整体义务,加上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原则,尽管在现实中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弊端,但也为规制国家间投票交易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完全禁止投票交易抑或将其合法化都不现实,这也需要各国际行为体特别是第三方的监督。从现实的角度看,以国际软法的方式达成规制不公平的投票交易的国际法文件,不失为一个合理的选择。就中国而言,既要坚决反对并积极应对不公正的投票交易,也要团结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规制投票交易的国际法治建设,在各类国际组织中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而努力。     

21世纪以来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的发展——陈玉聃副教授访谈

正韩善聪(以下简称"韩"):您认为,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包含哪些内容,在学科中有怎样的定位?陈玉聃(以下简称"陈"):艺术是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也是作者个人的情感表现,包括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多种门类。(1)艺术既然反映和表达着社会现实,国际政治当然也并不例外。从古至今,在国     

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角色与中国学者的理论契机

国际关系理论是对国际体系运行状况、运行规律的一种抽象性说明和解释。由于学者都是基于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来进行理论思考,因此,一国所诞生的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由于历史的变迁,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地位发生了多次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了中国学者对国际体系运行的理论认知。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要么与西方国际体系隔绝或者孤立,要么是西方体系的配角,中国没有对国际体系的原创性思考,因此也谈不上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这为中国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关系"核心问题"及随之而来的"问题组",从而给中国学者的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理论创造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在未来10—20年的时间里,如果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能够进一步完善学术制度,并深入探索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特征及其带来的国际后果,中国学者有可能继美国学者和欧洲学者之后为国际关系学科贡献巨大的知识财富。     

“伊斯兰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渗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伊斯兰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迅速蔓延,既是其建立所谓"哈里发国家"战略图谋的一部分,同时也与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遭到重创后寻求新的生存空间有关。"伊斯兰国"在这一地区形成了较为完整、严密的渗透网络体系,并争夺"基地"组织的势力范围。其扩张的有利因素主要包括当地伊斯兰极端主义盛行,国家治理能力低下甚至缺失,社会矛盾激化等;不利因素主要包括本土极端组织对"伊斯兰国"的依赖相对有限,"基地"组织影响深厚,全球反恐合作制约了"伊斯兰国"的扩张。鉴于其渗透是该地区自身"顽疾"的综合体现,相关国家在推动国际合作,共同应对"伊斯兰国"威胁的同时,应加强自身治理能力建设,从源头上压缩"伊斯兰国"的渗透空间。     

暗流与阶梯——阿拉伯政权更迭中政府承认的进路和歧途之探析

阿拉伯世界的乱局彰显了人民的力量和选择,也或明或暗地展示了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在一国政权更迭中所扮演的角色。政府承认是既有界限又有限制的国际权利,其本位应该是国际利益。政权承认因素复杂多样,其效果亦有正向与反向之分。政府承认可以是使民众通向文明的阶梯,也可以让一国陷入旋窝的暗流。     

从抗震救灾看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

国际形象是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其认知的综合，简言之就是国际社会如何看待这个国家。良好的国际形象是一国极为重要的无形资产，是一国的“软实力”。国家形象奠定了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被接受的程度和国家的信誉，影响着其他国家对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与日俱增，在国际社会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是提升中国地位的需要。     

国家的国际形象浅析

"国际形象"是一个国家可信度的重要标志 每个国家都需要塑造和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这是由各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国际形象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自然要素的综合认识与评价,是主权国家重要的无形资产,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软国力或软权力.所谓软国力,是由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民族习俗、政府素质等多方面的精神要素构成的,具有可以深入挖掘、迅速扩充与超越时空的巨大潜力,是一种足以影响他国意愿的能力和无形的权力资源.也可以说,软国力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国家在文化与精神层面上的"魅力",能够增强国际社会对这个国家的认同感和友好情谊.     

特朗普政府税改的逻辑与现实

《减税与就业法》是特朗普和共和党取得的首次重大立法胜利,也是自1986年以来美国最重要的税改立法。这项税改普遍降低了企业、个人和家庭的税负。它是一项典型的保守派减税政策,充分体现了共和党的小政府理念和涓滴经济学理论。税改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同时也将带来经济不平等和债务增长,并产生显著政治影响。税改将提升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并给他国带来资本外流和减税压力。特朗普政府税改既是一场重大经济实验,也是一项重要政治选择。其效果有待检验,其争议也难以平息。     

国际协调与博弈并存的“后金融危机时期”

“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体系进入了调整与变革阶段,世界各国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货币政策导向、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方面,既有共同利益的多边或双边合作与协调,也有利益冲突的经济、政治上的摩擦与博弈,这是现实国际关系形态错综复杂的必然反映。与此同时,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体系变革的大背景下,随着中国地位的不断提升,     

国际制度竞争、利益分配与国际秩序转型

国际秩序转型的动力、过程和方向是政策界与理论界关注的核心议题。历史上的国际秩序转型通常以暴力方式实现,旧的秩序被完全推翻,获胜大国及其集团围绕自身利益建立一套新的秩序安排。在当今时代,暴力方式难以为继,新兴大国只能通过一些相对和平的手段改变既有利益分配格局,以此推动秩序的渐进调整。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制度竞争成为国际秩序转型的核心动力,崛起国寻求提升在制度体系内的物质利益和规则主导权,守成国则试图利用制度体系内的优势地位维护既得利益。崛起国的制度竞争策略包括改革既有制度、创建新的包容守成国的制度和排斥守成国的制度,守成国针对崛起国的行动而制定相应的反制策略。双方的制度竞争通过改变既有利益分配的不同维度来决定国际秩序的转型模式。当前,中国通过改革既有制度和创建新的包容守成国的制度实现了物质利益和规则主导权的提升,中美两国在国际制度领域的持续互动将决定未来国际秩序转型的进程。     

共同社会化与中国的国际秩序战略

国际秩序是由国家、国际组织等多种行为体构成的共同体,既包括确认秩序成员资格和调整成员互动的规范与规则,也包含反映秩序成员利益分配的地位或位置排序。共同社会化是崛起国与国际秩序成员共同调适,就秩序的规则与规范构成、利益分配份额以及崛起国在秩序中的地位与行为取得共识的过程。它具有调适过程的协商性、调适目标的共识性、调适结果的不确定性等特点。崛起国可从“改革+示善”两方面出发,实施共同社会化国际秩序战略。一方面,崛起国可主动改革国际秩序,加强治理能力,提升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崛起国也需要以实际行动表明对改革秩序的善意,以获得外界的认可和支持。当今中国的国际秩序实践体现了共同社会化特点,既推动秩序改革,提升治理能力,提升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影响力,又通过履行承诺展现改革的善意与效益。今后,中国可继续采用共同社会化的国际秩序战略,从有所作为地推进国际秩序改革、积极战略示善、理性处理对美关系、合理匹配成本与收益等方面出发,不断优化自身复兴的外部秩序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