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对外政策的“三大主义”及其启示

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对外政策的“三大主义”：一是“以夷攻夷”，即利用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制服敌对国；二是“以夷款夷”，即利用和平外交手段联合一国或数国共同对付主要敌人；三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即学习外国的长处以制约敌对国。魏源的“三大主义”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夷务”思想体系，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缺一不可。     

魏源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把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震醒，他们开始思考堂堂的华夏之邦何以沦为弱小民族，任人宰割，受人欺侮?中国应该向何处去，才能摆脱落后挨打的危机?魏源就是这些爱国忧民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站在时代的前列．冷静地思考现实问题，大胆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成为中国近代走向世界的代表者。     

展望中部崛起——湖南

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中,有这样一些名字是我们熟悉的:“以文人而封武侯第一人”的湘军大帅曾国藩、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革新派国士魏源、维新变法领袖梁启超、共和国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当代也有杰出代表层出不穷:朱镕基、李铁映等人,都来自“惟楚有才”的湖南。湖南人嗜辣,红红火火的剁椒让湖南人骨子里总是涌动着澎湃的激情,三湘江水又赋予了他们灵动变通的天性。于是我们看到,当新思想、新变革迎来阵痛的时候,总有湖南人站出来,点     

“许夷狄者不一而足”——《春秋》“夷夏之变”中“进夷狄”的限度

公羊家的“夷夏之辨”并不以地缘和人种差异为标准,而以文明教化为本位。《春秋》“进夷狄”,称呼夷狄有州、国、氏、人、名、字、子七等。夷狄能行中国之礼,可朝聘、称王、设大夫、纪元、遣使,但还只是起步。夷狄之君楚穆王即便再贤,最高也只能称子。夷狄虽有屈完、子玉得臣之类贤大夫,《春秋》却不称氏。对夷狄贤臣季札,称名而贬。中国夷狄化没有底线,当贬则贬,当绝则绝。夷狄中国化则有限度,夷狄之进步虽可满足礼乐文明的一个条件但并不等于满足所有条件,这并非出于地域、种族的歧视,也非夷夏之人先天禀赋就存在差异性,而是强调夷狄慕王向化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必须有所积淀。“进夷狄”的限度恰恰是“熔铸各种族为一体的一股精神力量”,它对齐桓、晋文联合诸夏中国抗击外侮,对武帝北攘匈奴、南征南越、建构中华身份认同都产生了影响。     

甲午战争败于腐——甲午年的最大“失算者”

19世纪90年代，经历了“洋务运动”的清王朝出现了回光返照的迹象。然而，甲午惨败，彻底葬送了30余年“师夷长技”的成果，也完全粉碎了帝国复兴的残梦。     

隋文帝杨坚：不可爱的勤政者

隋文帝第一次实现了中国大范围内的多民族的统一，真正做到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夷夏。只要看看隋文帝这个第一家庭就明白了。杨坚是汉人。他的皇后独孤伽罗则是鲜卑化了的匈奴人，这两个人的结合，就叫人无分夷夏。     

洋务运动、甲午战争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顿挫

正鸦片一役,惊醒了有识之士的天朝梦。遇"千年未有之强敌"、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出路何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借西洋坚船利炮挽天朝危局的呼声,与中外相安、十年无事的暂时稳定,汇成了19世纪后半期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契机。洋务运动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点。甲午战争是对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所做的一次总检验,但结     

悲凉的现代英雄——从《奔月》中的夷羿形象看鲁迅的现代创作

鲁迅是笔杆子做武器的革命家,他批判封建糟粕,同时又将自己的思想灵魂注入传统故事,编纂而成《故事新编》。其中《奔月》更是在尊重传说的具体性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性批判,从而揭示出历史流传,人性亘古,新时代下的新悲凉之情。本文通过对夷羿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凉、嫦娥于贫穷中的离弃和逢蒙的背叛,分析新时代下的夷羿形象。     

现代化——艰难曲折的强国路

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百余年来，中华民族横遭蹂躏，丧权辱国。中国人民在愤慨、反抗之余，逐步形成了一个坚定不移的最大共识：要摆脱贫困愚昧，改变被压榨受欺侮的命运，只有走现代化之路。“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甚至“全盘西化”也罢，“工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形形色色的救国论无非想找出一条从宗法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出路。     

中国人对中西文化认识的演变及“全盘西化”论的破产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近代史上有四次较大的接触和交融。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经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变法维新和辛亥革命,发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时有人提出“全盘西化”论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指明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全盘西化”论归于破产,社会主义走向胜利。今天有人重弹“全盘西化”的老调,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回到资本主义社会去,这是历史的倒退。     

论夷夏观念与汉晋佛教的传播——从汉晋禁佛令说起

明夷夏之辨、严夷夏之防,是东汉出台汉人出家禁令的直接动因。佛教在初传时期,为了避开禁佛令,消弭夷夏观念等对佛教的制约,在传教方向和方式上作了重大调整,从而促成了佛教在传入伊始即与中国广大士庶的生活发生紧密联系,并由此走上世俗化的道路。虽然这种世俗化的传播使得佛教在很长时间内淹没于中国本土信仰之中而不显,但是却对佛教在以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佛教不仅因此在中国社会扎下了根,为在两晋之际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深刻地影响到了佛教信仰在后世的发展形态。     

熊十力对船山学之判论

本文对于熊十力与王船山之间的思想关连做一介绍，探讨熊先生的学问体系之中，有多少是承继于船山，又有多少不同于船山？主要可分为内圣与外王二学，或曰天德与王道。在外王学，熊先生敬佩船山，船山的夷夏之辨，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与革命风潮的兴起，具有一定的作用。而在内圣学，熊先生则偏爱“二王”――王船山与王阳明。然船山素来批评阳明之学，而熊先生归宗阳明，故熊先生有时宣称，船山晚年已自我修正而回归阳明，有时也会站在阳明立场而回批船山。熊先生的体系乃是归宗易学，即是“以乾（心）主坤（物）”、以心宰物，此又与船山的“乾坤并建”不同，也就常以自己体系而来批评船山。熊先生对船山学可说有褒有贬，本文试图分析这些褒贬内容与背后原因。     

我以我血荐轩辕——记华侨战地记者仓夷

仓夷原名郑贻进,祖籍福建福清。1921年出生于新加坡,家境十分贫寒。父母靠喂猪、做米粉、拉车挣钱养家。仓夷从小就很懂事,热爱劳动,孝顺父母,喜欢阅读《中国历代英雄谱》之类的图书,立下“精忠报国”的宏愿。     

师夷长技以共赢成时代主旋律

要想成为国之大者,需克服狭隘的偏食症,师夷长技以共赢。     

五四时期中西文化论争的反思与启示

五四时期关于中西文化的大论争,其争论之激烈,影响之深远,是空前的。这场论争虽然过去70年了,但反思这场论争,对当今的改革开放,对于今日我们如何正确处理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关于中西文化的论争,并非始自五四时期,其发端是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当时,林则徐和魏源等,提出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改革主张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口号,开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用西方文化来改良中国传统文化的先河。旻宁、穆彰阿、琦     

师夷长技以制夷

正【引用】"师夷长技以制夷"——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原文节选】"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海国图志》【原文释义】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什么呢?答:为了利用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使其自相攻伐;为了学习西方的礼仪,与其和谈、和议;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用以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     

台湾、香港地名由来

台湾:中国古代典籍先后称之为“岛夷”(《尚书》)、“瀛洲’(《史记》)、“东缇”(《后汉书》)、“夷洲”(《三国志》)、“流求”,“琉球”(唐、宋、元诸代)。明代中期,平安地方(令台南一带)有一个土著民族叫     

闽人与中国近代海军

闽人对于中国近代海军的贡献,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概言之,闽人对于近代中国海军影响深远,功不可没。最为突出的、重要的贡献是一,先开风气,放眼西方,率先“师夷长技以制夷”,二,兴建了我国第一个近代造船基地,为建立中国近代化海军奠定了物质基础;三,兴办了我国第一所海军学堂,培养了大批海军将帅人才,为建立中国近代化海军提供了组织保证;四,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反对侵略、保卫祖国作出了重大牺牲。     

《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

《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继承了《五百年来谁著史》的思考范式，即从探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所造成的整个世界的结构性变化人手，去分析中国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兴衰沉浮的命运。全书四大板块。第一板块《海国图志》，草草勾勒与华夏隔海越洋相对峙的各邦情势；第二板块《北国风光》则上下千年，走笔东西，将华夏北国千古兴亡之事一一形诸笔端；     

传统文化对林则徐“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

林则徐是我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晚清统治岌岌可危、国家民族面临重大生存危机之时，在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下，林则徐开始以不同于以往的视角看待西方世界，开始思考有效的救国救民方略。他关注现实，注重实效，尝试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变通自己，开始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这些行为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即壮大自己而“制夷”，在“制夷”中得以振兴富强。但是，近代经世致用思想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等传统思想的内在发展，作为统治阶级，作为君主专制统治的维护者，林则徐的思想又不可避免处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框架中，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也有着明显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