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理论比较

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盛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也是近年来西方行政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本文拟从理论产生的背景、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三个方面比较两大理论，以期对我国行政改革提供借鉴。     

新公共服务理论及其启示

新公共服务是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关于公共行政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理念,它是当代公共行政改革的新模式。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我国当前的公共行政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公共行政道德化:一个时代的课题--评张康之教授的新书《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

中国的公共行政学在十多的时间里，从学习和模仿西方的行政学到独立地进行科学研究，说明了中国的公共行政学也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特别是张康之教授的新《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则成为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学的坐标。《视角》分上下两篇。上篇反思了20世纪公共行政伦理发展的历史，并对这些理论以及在这些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进行了深刻剖析。下篇主要是在上篇的基础上提出了公共行政道德化的制度方案，即提出了服务行政模式的新构想，是对未来行政发展作出的学术畅想。     

公共服务供给理论的发展脉络:基于供给模式的分析

公共服务供给是公共组织的基本使命。选取合适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探索和创新供给方式,以最好的公共服务满足公众的需求,赢得拥护和支持,是公共行政需要研究的永恒的课题。纵观公共行政的历史,从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来看,公共服务供给理论呈现出了政府供给论——多元供给论——多中心供给论的发展脉络。     

对立与统一: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之比较

以企业家政府理论为核心的新公共管理与以公民为中心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在主要观点和价值取向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但通过对两者的主要观点进行说明和比较,可以得出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实质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两者的对立表现在顾客与公民、掌舵与服务、企业家精神与公共利益、效率与公平上;两者的统一表现在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公共行政的实践意义与价值意义的统一,强调在公共行政实践中做到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之整合统一,在批判地继承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的“合理内核”基础上,以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理论.     

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

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盛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它主张在政府等公共部门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竞争机制,重视公共服务的产出。新公共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对我国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不无借鉴意义。     

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历史主义视角下的"两次飞跃"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由此出现了两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大理论成果.这两大理论成果不仅与马列主义一脉相承,而且它们之间也具有内在传承关系,既继承又发展.新的时代不断出现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要坚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的过程中应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借鉴意义

自1887年,美国学者威尔逊发表了著名的<行政研究>一文,标志着公共行政学诞生以来,在百余年的发展、演变的历程中,作为政府管理研究的行政学经历了三次研究"范式"的转换,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实现了理论上的三次飞跃.每一次理论上的突破都必然在实践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同样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新的政府管理范式,引发了西方社会政府改革的波涛,构筑了一波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浪潮,在实践领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那么,产生于西方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是不是也适合我国国情呢?从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我们又能获得哪些对我国行政改革有益的启迪呢?     

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新境界的关键是用“三个代表”思想武装干部头脑

科学的理论源于实践、指导实践并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并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为中国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伴随新世纪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发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理论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 80年来，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先后发生过两次革命：一次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已经完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一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革命，就是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两次伟大革命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思想 …     

论弗雷德里克森的宪政思想

乔治·弗雷德里克森（H.George Frederickson）是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学家，新公共行政学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曾任美国公共行政学会主席。其代表作有《新公共行政学》和《公共行政的精神》等。本文希望诠释其宪政思想，评析其实践和理论意义，为我国政府行政改革提供启示。     

公共行政的道德化:超越现代官僚制的途径--评张康之先生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

张康之先生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对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和理论作了分析和考察,在官僚制弊病的人文救治方面提出了公共行政道德化问题,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提出了构建服务行政模式的设想,以超越现代官僚制.该著作从伦理学和哲学的角度来探讨公共行政问题,为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但在行政实践中还要对现代官僚制评价的标准、实现对现代官僚制超越的条件和公共行政道德化的两个基本向度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廉洁高效是服务型政府的根本要求

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源自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以廉洁高效为根本要求，坚决制止腐败，提高政府服务效率，提高政府公务员素质，正确引导公民的积极参与，树立为人民服务理念，强化公共服务职能。     

走向多元融通之路:对公共行政学的批判性重构

基于敏锐积极的反思性态度,批判性研究方法旗帜鲜明地表现为拒绝任何形式的决定论、否定主流意识形态和挑战社会现实。然而批判性研究方法仍然是一种处于弱势且不够成熟的研究路径,由于过于强调其话语——理论方面,从而忽视了实际的研究与行动,造成实践在批判性研究中的失语状态。作为对解释性及诠释性研究的重要补充形式,批判性研究方法理应在公共行政学的研究领域中获得一席之地,并成为一个新的知识生长点,以此促进公共行政学研究从一元导向走向多元融通的发展道路,进而影响中国的治道变革。     

公共行政学视野下官僚制理论的批判与启示

官僚制理论是西方公共行政学说的基本理论。官僚制寄希望于通过专业分工来保证组织效率。对官僚制的阐释、批判与修正几乎贯穿着公共行政学百年发展史。从新公共行政到公共选择理论,再到新公共管理,学者们围绕着官僚制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批判,认为官僚制禁锢效率、忽视公正、背离民主等。在对官僚制的批判中,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历史和现实贡献。对官僚制理论批判与启示的梳理,对于中国公共行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非理性研究：公共行政研究的一种新视角

纵观西方公共行政百年发展的过程，就其方法论而言，理性的线性思维与经验的实用分析方法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公共行政的研究方法中，理性只是一种途径，非理性的研究途径也是理解公共行政领域行为的重要方法。非理性的研究方法，对于促进公共行政的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提升公共行政学者的研究品质与研究质量，拓展公共行政研究的新领域，促进公共行政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适应公共行政研究客体的基本特征。但是，由于非理性从总体来说是属于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的范畴，因此，学界在继续推进非理性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从处理好公共行政理性研究与非理性研究之间的关系、加强公共行政非理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加强公共行政非理性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结合、加强多学科研究的协作攻关力度和进一步拓展非理性研究的国际视野等方面，着力提升公共行政非理性研究的质量。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四大共同点

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南。二者在理论基础、理论性格、内容、目标等四个方面具有共同点。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四大共同点

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南.二者在理论基础、理论性格、内容、目标等四个方面具有共同点.     

生态世界观、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自由个性观

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有两大理论背景,其一是马克思自由个性观的红色理论,其二是当代生态世界观的绿色理论。这两大理论之所以能够一起融入科学发展观,就在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本身具有浓厚的生态哲学意蕴。因此,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进行的理论创新,也反映了“红”与“绿”结合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重申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理论基石之一,它同剩余价值学说一起,使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一百多年来,它一直指导着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今天,它仍然指导着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实践。 然而,在我国改革深入发展的今天,却有重申唯物史观的必要;而为了重申则必须首先对它进行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