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反腐”与政府“善治”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党中央继续释放强烈的反腐信号。当前"网络反腐"兴盛,人民依赖网络反腐的热情高涨。然而从治理角度看,腐败是不良治理的后果,解决腐败问题,要从改善政府治理入手,即政府要做到"善治"。     

论善治政府的基本内涵

作为人类在21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善治"理念已经逐渐为各国政府所接受,建设善治政府开始被视为最理想的政治目标,这是经济发展和公民社会力量壮大的必然结果。但善治政府的基本内涵究竟是什么,迄今学界尚无通说。本文从"好政府和坏政府"的角度切入,采用历史考察和比较分析的方法,探讨政府的施政模式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进而走向善治的必要性;依托俞可平的善治理论,阐释了善治政府的基本内涵:高效低耗和公平有信。     

行政透明化：打造“善治”政府的切入点

二十世纪末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社会力量的壮大,善治理论得以提出,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从相关国家实践的结果来看,“善治”政府是符合现代社会历史发展需求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要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就必须提高善治水平,而善治水平的提高离不开行政透明化建设。可以说,行政透明化是打造“善治”政府的切入点,是实现善治的关键。善治视角下我国行政透明化建设的思路在于:首先,要完善制度保障,建立健全促进行政透明化的信息披露机制;其次,要加强国家立法,尽快制定并完善关于行政透明的相关法规;最后,要加强电子政府建设,充分重视网络对行政透明化建设的影响。     

我国政府善治途径探析——新加坡政府治理经验及其启示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公民社会的日益成长",善治"理念越来越受到我国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开始积极探索我国政府的善治之路",善治"理念作为政府治理的最高目标,其根本特征就是通过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合作,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后,迅速工业化使其经济发展上取得了重大成功,成为当时"亚洲四小龙"之一,过去的20年中,在坚持"好政府"的原则下,新加坡政府在追求政府管理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其治理模式的实践经验对我国善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政府善治视阈下的公民问责

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治理过程。善治的实质与向度内在地规定了公民对政府行为的监督问责。公民问责作为一种异体问责,具有其它问责形式无可比拟的优势和发展潜力。建立与完善公民问责机制,是保障问责效果、推进政府善治的重要环节。     

“善治”概念的核心要素分析——一种经济方法的比较观点

善治是21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政治学范畴之一,这一最初由学者倡导的政治理想已经逐渐被各国政府所接受。但对于善治的意义以及善治与民主的关系等重要问题,学者之间仍有争议。本文基于福利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跨学科比较的方法,从公共产品最优供给和分配正义两个角度,得出了善治实现的四个基本条件即:政治上的竞争和退出的压力;公民偏好的表达和选择权;第三方社会契约的约束;信息透明下的分配正义;并发现,四个基本条件实质上可以进一步被规约为民主与法治原则。已有的善治的十要素也可以进一步被规约为四原则或民主与法治原则。结论认为:认为善治是对民主的抛弃和用民生代替民主的批判是不正确的。善治内生地包涵了民主与法治原则,善治的实现必须通过民主和法治。     

善治理论与我国政府改革的有限性导向

善治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以来,传播迅速。这一理论意味着政府不再是公共管理领域的惟一权力主体,而是强调政府与市民社会的良好合作,并充分发挥自组织的作用,从而实现公民积极参与管理以及推进管理的民主化进程。善治理论提出的"良好的治理"模式,从某种角度讲可以成为中国政府改革的参照,我国政府改革应侧重向有限性转变。     

善治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大学治理探究北大核心CSSCI

市场失灵、政府失效、治理不善给善治理论的出现提供了契机。善治理论的引入,为大学治理带来了新的曙光。"政府宏观指导、社会(校友、传媒、行业、企业、第三部门、捐赠者等)广泛参与、积极回应市场和获取家庭支持"构成了大学善治的外部路径;"学校党委政治领导、理(董)事会监督、校长行政负责、教授学术独立、师生民主管理"构建了大学内部善治的路径。善治能够驱逐大学治理环境生态的雾霾,实现参与大学治理相关利益者的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大学内外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化,实现大学精神的本位回归与升华。     

善治理论视野下的“和谐社会”建设

在善治理论视野下,“和谐社会”建设需要各级政府尽可能增加人民群众的共识与认同感,不断增大“合法性”,以减少政府管理成本,提高公共政策的效力;需要各级政府信息公开透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提高其参政意识和能力;需要各级政府增强责任意识,特别是建立决策的失误责任追究制度;需要各级政府认真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战略;需要各级政府增强责任意识,强化问责制;需要各级政府进一步提高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有效性。     

从善治理念看弱势群体社会救助中政府责任的回归

善治就是要实现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使两者都达到最佳状态.对弱势群体进行社会救助,使他们的基本生活得以保证,基本权益得以维护,是善治理念的内在要求.社会救助中政府责任的回归则是善治道路的必然选择,也是考验政府善治能力的标尺.     

数字治理对城市政府善治的影响研究

新公共管理运动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城市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善治”成为城市政府治理模式进化的方向。同时,在信息技术和电子政务的推动下,数字治理应运而生,成为信息社会实现城市政府善治的新思路。在对城市政府善治和数字治理进行全面阐释的基础上,构造数字治理环境下城市治理主体互动模式模型、城市网络治理结构模型;结合善治和城市政府善治的基本要素,对数字治理在城市政府善治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表明,数字治理借助其强大的技术优势,能形成良好的网络治理结构,加固城市政府善治的合法性基础,增强城市政府的透明性与回应性,明确城市治理主体的责任性,从而能够构建有效的城市政府善治机制,成为数字时代城市政府善治的理想选择。     

善治视角下公共组织共享领导模式的构建

知识经济的到来,催生了与全球化、信息化与市场化相适应的公共组织治理理念—善治。而善治理论的提出也对公共组织的领导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达到实现"善治",公共组织必须顺应时代要求构建新的公共组织领导模式。共享领导正是基于"善治"的基本理念而形成的一种新的领导模式,其价值内核与善治的追求是基本一致的。在公共组织中引入共享领导模式,不仅有利于公共组织本身的完善与发展,更是公共组织实现"善治"目标的一条新路径。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善治”及其当代启示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制定出了一系列求真务实的施政方针和政策,使边区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达到了政治民主、经济自给、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状态,出色地完成了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从现代管理的"善治"角度出发,考察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施政内容、方法,有助于认识和总结党在局部执政时期的经验,为当今政府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治理理论视域下善治政府的政策选择——以不丹为例

在这个寻觅幸福和善治的"后GDP时代",世界上唯一一个以追求国民幸福为执政目标且真正成功实现的国家——不丹,越来越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以国民幸福总值(GNH)作为衡量发展标准的"不丹模式"对我国的善治政府道路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试从治理理论出发,通过不丹幸福治理模式的案例分析,从政府的合法性、责任性、法治、有效性以及社会资本的良好传承等方面对不丹模式进行深入剖析,试寻找出有益于我国善治政府的政策选择路径。     

论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平衡——从治理与善治的角度分析

对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探讨,经历了从政府统治到治理与善治的转变,这一转变反映了对于公权的限制 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政府改革的过程实际上是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者关系的动态变动过程。因此,在治理与善治的理念 下进行政府改革,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理应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理性趋向。     

善治目标下的中国政府行政改革

善治是建立在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基础上的、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模式 ,适应了新时代背景下行政管理的需要。以善治为目标推进中国政府行政改革 ,是政府适应行政环境变化的必然要求 ,也是行政文明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这一改革是政府制度的全面创新     

市民社会、善治与政府机构改革

继中央和省级政府机构改革完成之后,我国的市县乡机构改革工作又正式开始了.为了使我国的机构改革不至于再度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本文致力于追踪世界学术前沿动态,提出了"壮大市民社会、丰富治理结构、改革政府机构"这一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全文紧密结合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任务,重点论述了市民社会和善治的缘起、含义、价值以及在中国的可行性等问题.     

制约与主动建构:地方政府行政逻辑的“善治”之道——以义乌案例分析为视角

实现现代化,乃中华民族百多年来不懈探索追求的目标,但只是及至改革开放后的当下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现代性特质才得以渐趋明朗。然而,有着迥异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背景的中国,具体的现代化路径必然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文章以义乌为分析范例,通过对这里地方政府行政逻辑逐渐趋向"善治"的嬗变为描述依据,试图揭示在我国现实的政治经济体制框架下,地方政府是如何在制约与主动建构之间逐渐走向现代性的制度均衡。作为其中的核心议题,则重在关注地方政府与民间经济力量之间共容利益机制的形成及其对建构治理型政府不可小觑的积极影响。     

善治视阈下的责任政府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治理进路

为了避免出现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的双重困境,需要建立一个有效、有为、有力、有责的现代责任政府,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善治为责任政府建设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分析框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治理的现实逻辑则为责任政府建设提供了新的内涵和实践动力。当前,应在善治基础上建设理性、生态、有为、法治、民主、协作的责任政府,建立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互动、政府行政职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的多元治理机制,形成政府主导公正、市场提高效率的治理模式,从而使政府治理体现善治要求的权力分享的内在本质属性和市场经济治理要求的公平、自由、效率、法治、生态,最终实现经济治理以及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善治效果。     

党的领导与中国式善治

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是实现中国式善治,根本在于实现人民的主体性,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发挥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先锋政党、有为政府、共益市场、有机社会这四个要素,共同保障人民主体性的实现。先锋性政党的领导,是中国善治的关键与根本优势,使得我国善治体系是有为政府而非有限政府,是人民为中心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是有机社会而非市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