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政权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确立因素

意识形态作为使特定政治秩序合理化的理论体系或认知体系 ,是政权合法性最为基础的来源。相对于制度规范、政绩等因素而言 ,改革开放前我国政权合法性更多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本文分析了我国政权意识形态合法性得以确立的原因和条件 ,认为历史负面合法性以及党在夺权中形成的对意识形态的“路径依赖”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历史原因 ;意识形态的社会化、政治全能型社会控制模式、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权威的高度认同以及领袖的卡里斯马权威等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确立提供了现实条件。     

合法性概念的滥用与重述

"无选举授权就没有合法性"已经是很多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政治表达。然而,它在合法性概念体系中的地位如何?合法性理论的"立法者"韦伯意指政权的合法律性和有效性;半个世纪之后的冷战时期,为了配合熊彼特对民主概念的颠覆性改造,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复活并重构了合法性概念,将选举式民主纳入合法性理论,即所谓的合法性来自选举授权。但是,选举授权不仅未能避免20世纪60~70年代西方政治危机,第三世界国家更因此出现政治衰败。为此,亨廷顿响亮地提出不能进行有效治理(统治)的政府不但不具有合法性,还是不道德的。自由主义者罗尔斯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相继出版了影响世界的研究西方政治合法性的著作。提倡"反思平衡"的罗尔斯不但论证了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合法性问题,还为非西方社会的合法性政治提出一个本文所概括的"良序合宜政体"。这是思想市场上的一个巨大反讽,当罗尔斯反复强调不能依据西方社会条件而判断非西方国家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时,中国学者依然在依据那些为西方定制的理论而评判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即使在西方知识脉络上,合法性也是一个包含了合法律性、有效性、人民性和正义性的概念体系,而且有效性是所有合法性理论流派的最大公约数。合法性概念的滥用只是中国社会科学令人难以置信的落后性的一个缩影。     

政治参与、政治吸纳与政权合法性的相生机理——重读李普塞特的《政治人》

政治参与和政治吸纳是现代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政治活动方式。李普赛特在其名著《政治人》中系统探讨了政权合法性和民主政治存在的社会基础。重读《政治人》,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体悟政治参与、政治吸纳与政权合法性的相生机理:政治参与是政权合法性扎根社会土壤的种子,它有助于增加社会张力、减少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和谐;而政治吸纳则是政权合法性根深叶茂的养料,作为现代政府彰显民主诚意的标志,政治吸纳既是公民政治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也是政治系统汲取社会营养的触角。在政权体系的日常中,政治参与和政治吸纳的相生性,消解着社会矛盾和政治风险,维系着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从而增强公民对政权的政治认同,建构政权的合法性。     

合法性概念的滥用与重述北大核心CSSCI

“无选举授权就没有合法性”已经是很多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政治表达。然而,它在合法性概念体系中的地位如何？合法性理论的“立法者”韦伯意指政权的合法律性和有效性;半个世纪之后的冷战时期,为了配合熊彼特对民主概念的颠覆性改造,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复活并重构了合法性概念,将选举式民主纳入合法性理论,即所谓的合法性来自选举授权。但是,选举授权不仅未能避免20世纪60～70年代西方政治危机,第三世界国家更因此出现政治衰败。为此,亨廷顿响亮地提出不能进行有效治理（统治）的政府不但不具有合法性,还是不道德的。自由主义者罗尔斯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相继出版了影响世界的研究西方政治合法性的著作。提倡“反思平衡”的罗尔斯不但论证了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合法性问题,还为非西方社会的合法性政治提出一个本文所概括的“良序合宜政体”。这是思想市场上的一个巨大反讽,当罗尔斯反复强调不能依据西方社会条件而判断非西方国家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时,中国学者依然在依据那些为西方定制的理论而评判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即使在西方知识脉络上,合法性也是一个包含了合法律性、有效性、人民性和正义性的概念体系,而且有效性是所有合法性理论流派的最大公约数。合法性概念的滥用只是中国社会科学令人难以置信的落后性的一个缩影。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与依法治国

任何政权要巩固执政地位,实现社会长期稳定都离不开强有力的执政合法性支撑。不同政治语境下,执政者获取政权的方式决定了执政合法性的最初来源及再生产机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执政合法性源于其成功革命的历史功勋,是一种经验型的事实合法性。经验型合法性模式的时效性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以为长期执政提供合理性和正当性。执政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几经调整,呈流变演进态势;而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正是中国共产党于新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在坚持基本的合法性生成模式的同时,与时俱进,进一步扩充合法性资源、丰富合法性话语之体现。     

我国农村政治信任的历史沿革与现实思考

政治信任作为巩固政治合法性的"软实力",对于推进政治民主、维护政权合法性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我国农村政治信任在"乡(村)政权""政社合一"以及"乡政村治"模式下演进历程的考察启示我们,现阶段农村的政治信任可从以下角度把握:要合理把握经济发展与政治信任之间的边界;寻求保持政治信任与理性怀疑的合理限度;注意"央强地弱"式政府信任可能隐藏的政治风险;密切党群关系是提升农村政治信任的重要法宝。     

我国公共政策公信力危机及消解对策

策是为解决社会问题、协调与平衡公众利益而由社会公共权威机构凭借公共权力制定和实施的具有权威性的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和活动策略.公共政策公信力是一国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一国的公共政策面临着公信力危机往往就会影响到人们对政府权威的认同与支持,影响到政治合法性,甚至威胁到政权和社会的稳定.     

"网络反腐"中的"话语权"问题分析

"网络反腐"是一种能极大改变普通公民反腐话语权行使的新型反腐模式.由于中央权威认可"网络反腐"话语权的合法性,从而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官方与民间在反腐中的话语权合作.但"网络反腐"话语权的有效性仍取决于传统媒体话语权的配合与发掘,在实践中也仍无法摆脱合法性质疑与各种消解抵制.树立"善治"理念、出台专门法律、培育话语权主体公共精神、禁止敏感政治议题表达则是提升话语权的重要路径.     

论单一制自治权多元化配置原理

我国单一制中央向地方配置多元化自治权的原理是什么?分析地方政权的法律基础和社会基础,可以看到,中央政权向地方配置多元化自治权的依据是地方社会内在的权力诉求;此时地方政权的地位是双重的:它是地方社会对中央统一主权权威做出合法性认同的媒介,又是中央政权主权性权力在地方社会实现的载体。不过,地方政权具体组织形态的塑造主体并不是地方社会,而是它发生政治自觉后形成的次国家级政治实体。次国家级政治实体和中央政权形成的宪法关系,是推动中央向地方配置多元化自治权的基本动力。     

梁山天书与“五月花号公约”——一种中西政治文化的比较

对梁山天书与"五月花号公约"这两个政治思想史上的标本进行一种比较分析,我们发现中西传统政治思想同中有异。一方面,政治共同体能够为人类带来"合作剩余"并创造一种符合正义的秩序。因此,梁山好汉和"五月花号"开拓者不约而同地选择创造政府权威,过渡到社会状态。另一方面,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市民社会生产方式的差异,以及建构理性主义和经验理性主义文化的差异,梁山好汉和"五月花号"开拓者对创造何种统治秩序有着截然不同的回答。前者将统治权威建立在宗法身份原则上,鼓吹传统型合法性与魅力型合法性;后者将统治权威建立在社会契约制度上,提倡法理型合法性。     

依法执政:现代政治合法性对执政方式的必然要求

合法性对任何政治体系都是最为重要的政治资源,执政党的地位与效率往往取决于其合法性状况。在现代民主社会的背景下,执政党合法性有赖于意识形态与执政的有效性,同时在执政方式上依法执政的选择也是执政党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合法性与有效性的调谐:政党能力提升的执政逻辑

现代政治的核心和主流已聚焦于政党政治,政党在当代世界政治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使得政党执政能力的强弱成为政治是否稳定的关键。而政党执政能力究竟是强还是弱,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则只能依据党执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这两个核心维度来考量。当今世界,追求政党的现代化,其实质就是要政党通过对自身的改革和调整,使执政后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都达到比较高的水平,进而提升执政能力。因此,合法性和有效性,正是构建政党现代性的两个支点。能不能在执政中提高党和政府合法性和有效性,是判断一个政党现代性程度的根本指标。     

以人为本与执政合法性

在现代政治社会中，稳定的政权必然具有执政的合法性。但是，必须看到，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任何政治体系都将程度不同地面临合法性危机问题。     

以人为本与执政合法性

在现代政治社会中,稳定的政权必然具有执政的合法性.但是,必须看到,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任何政治体系都将程度不同地面临合法性危机问题.     

内容提要

李俊的“合法性与有效性的调谐：政党能力提升的执政逻辑”一文指出，现代政治的核心和主流已聚焦于政党政治，政党在当代世界政治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使得政党执政能力的强弱成为政治是否稳定的关键。而政党执政能力究竟是强还是弱，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则只能依据党执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这两个核心维度来考量。当今世界，追求政党的现代化，其实质就是要政党通过对自身的改革和调整，使执政后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都达到比较高的水平，进而提升执政能力。     

合法性问题研究:政治学研究的新视角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政治体系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大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这种危机如果不能加以消解而逐渐加剧,就会导致政治体系的崩溃。反之,若一政治体系在掌握政权之后能有效地取得和维系其合法性,则将大大有助于政府的运作和政局的稳定。因此,对政治合法性的内涵和成因进行研究,分析维护政治合法性的正确途径和方式,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现代化深度发展的当前中国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权威与合法性建构

对于合法性理论的研究,我国的研究者一直难以摆脱"韦伯式"的类型学和选举式授权的窠臼。这些研究导致了一种想当然的立场:法理型合法性是"韦伯式"类型学的唯一评判标准,同时西方程序正义和大众选举授权模式成为法理型权威的唯一有效形式。而在韦伯那里,程序正义侧重于法律意义上的过程,而不仅仅是选举程序,选举也是精英选举而非大众选举,因此法律的程序正义与大众选举授权在韦伯的思想中是对立的、无法结合的两种方式,但经由自由主义的改造后,却成为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些研究忽视了韦伯对权威主体与合法性关系的研究,对执政党权威的判断拘泥于既有价值标准,忽视了权威整合价值规范和秩序重建的根本性作用,导致了对绩效合法性的片面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自我革命性锻造和党的十九大新阶段系统的顶层设计,证明了执政党的成长过程也是合法性建构的过程。在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权威是合法性的来源,而非相反。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政治合法性分析

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是欧盟的三大支柱之一。它在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多边主义的协调与合作机制。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面临的问题仍非常突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运作需要政治合法性的有力支持,而政治合法性的加强则需要不断建构政治合法性的三个基础,即理念基础、规则基础和有效性基础。只有全体成员国的共同努力才能使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建构取得实质性突破,只依靠部分国家的参与不仅无法形成欧盟共同外交政策的政治合法性,而且容易引发“合法性危机”。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对转型期政府权威及合法性危机的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使中国社会各层面发生了全方位深刻的变革 ,中国改革也逐渐进入了以大规模社会结构分化与结构转型为特征的中期阶段。在我国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时期 ,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是 :政府行政面临着权威与合法性危机 ,地方对中央的权威认同在不断下降。中国政府行政能否充分有效地运用自己的合法性权威 ,维持并推动经济发展与繁荣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促进政治一体化和民主化以及社会的整体协调与发展 ,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因此 ,深入剖析当前行政权威及合法性危机的根源 ,探寻中央与地方适度分权的合…     

新加坡与我国政治发展模式比较

在世界政治发展进程中,新加坡与我国的政治发展模式既有明显区别,又有相似之点.这些主要表现在政权更替的性质和方式、执政方式与发展路径以及政治体制的制度化与民主化水平三方面.新加坡是民族形态的政权更替模式并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取得政权的,而我国是社会形态的政权更替模式并是以武装斗争方式取得政权的;新加坡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旧政权的治理方式并实行了一种软权威主义体制,而我国彻底抛弃了旧的政权并实行了社会主义管理体制;新加坡没有中断与世界市场的联系,而我国则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断绝了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后转而走上市场化道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