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运动”到“试点”:新中国乡村治理体系建构中的政治传播模式比较研究

建国以来,在两次乡村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政治传播呈现了不同的模式。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分别对两次村治体系建构过程中政治传播的传播环境、传播者、传播通道等三个方面做了详细的对比分析,从而概括出两种不同类型的政治传播模式。     

党内政治生态与党内政治生活的治理要义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政治任务,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做出的重大政治判断和现实决策。当前,严肃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和治理党内政治生态,既需要理想信念"筑魂"、补足精神之"钙",也需要关权入笼"筑城",同时也需要夯实"两个责任",激浊扬清、惩防并举、固本培元、凝心聚魂,通过不懈努力以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政治生态环境。     

行政生态学视阈下我国乡村社会结构失衡及其治理

转型期中国的乡村治理是在乡村社会结构失衡状态下所进行的治理,行政生态的影响较为显著。乡村社会在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沟通网络、符号系统和政治构架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失衡,这种失衡以价值观念的异质性、社会管理结构的重叠性和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形式主义为典型特征。乡村特征与乡村治理息息相关,乡村社会结构演进是乡村社会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各行为主体的力量博弈是乡村治理的关键。乡村治理的优化,需要整合多元价值观以加强乡村各行为主体的共同意识,需要发展村域经济和理顺乡村关系以优化乡村社会管理结构,需要大力培育以利益为纽带的乡村人为团体。     

乡村治理中的能人政治模式

具有较强经济能力的人成为乡村治理的核心人物,形成能人政治模式。能人治理的出现是国家威权政治制度在乡村的辐射,是乡村传统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向民主法理型政治体制转变的过渡阶段。它一方面推动了乡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乡村社会的进步,能人治理模式必将向法理型治理模式转化。     

从整合到合作——基层乡村治理的一种共赢

随着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自治性的培育逐步加快,民主参与和法制建设步入建设轨道,基层治理的模式也开始转变。但是基层运行中积累的种种矛盾正日趋公开化、尖锐化,甚至向对抗性方向演化。基层治理的和谐应从以前国家单权利运行转而与民间充分合作。合作有助于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自治两方共赢。     

日常生活视野下的业主维权与城市政治

政治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集中表现。政治学的研究应有两个基本维度,即政治国家或政治制度的维度和日常社会生活的维度。新世纪以来,城市社会不断发生的"业主维权行动",为日常社会生活视野下的微观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契机。在日常社会生活视野下,"业主维权行动"既是形成身份认同的社会行动,也是从利益诉求到主张权利进而自主创制规则的公民政治行动。业主组织与资本组织和行政组织,围绕利益、权利、规则而建立起的复杂博弈关系及表现出的内在延展逻辑,证明着政治的原点可能不是别的什么,乃是日常社会生活的自然延伸。     

日常生活世界视域下的腐败成因及治理

日常生活世界是人们的第一活动空间及互动交往的文化世界,其最显著的特征是重情感,其运行的基本规则是人情。日常生活世界是腐败发生的情境因素,其结构和规则直接影响公职人员对腐败的认知和行为取向,对腐败情境定义的认知偏差和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操纵策略共同促成了腐败的发生。端正日常生活世界的态度、匡正腐败的情境定义、强化制度的执行力能有效治理公职人员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腐败问题。保持日常生活世界的纯洁性是公职人员忠诚履职尽责、切实维护党的纯洁性的实际体现。     

日常生活理论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日常生活理论是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视角,思想政治教育应关注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两个领域,尤其是日常生活领域。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脱离日常生活,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理想化、知识化、工具化等倾向。日常生活理论指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出路是:坚持以人为本,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价值;把握时代脉搏,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载体和方法;建好专业队伍,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在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领域的全面覆盖。     

日常生活理论视阈下的反腐策略

腐败从非日常生活领域向日常生活领域渗透,出现二者的混同,其背后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制度规范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原因。在日常生活理论视阈下探讨反腐败有助于针对不同领域、不同主体的责任,理清情、理、法的关系。在日常生活领域,应从日常消费、日常交往、日常休闲和日常观念等方面加强反腐败;在非日常生活领域,应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加强法律法规、道德和纪律的约束着手,推动干部思维图式从自发走向自觉,克服私人情感等对公权力运作的影响。     

废除农业税条件下的乡村治理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公共品供需平衡的乡村治理结构。在现阶段,乡村公共品的供应必须依靠乡村社会内部的非货币化制度安排,这种安排在政治上便是乡村社会的高度自治。     

发展政治包容 创新乡村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现代化浪潮逐渐席卷中国,中国乡村正在经历着现代化、城镇化的洗礼,乡村已不再传统、不再纯粹、不再乡土,而是一个大众的包括本土农民、外来居民、流动人的生活生存场域,各种思想、理念、行为、矛盾充斥其中。在现代化、城镇化进程下,墨守成规的政府管理模式已不适应,草根的封闭式村民自治也逐渐凸显出能力有限,对于一些经济、社会问题鞭长莫及,新农村的新治理模式呼之欲出。而发展政治包容,旨在农村构建一个包容性政治体制框架,增强政治体制的容纳力与适应力,协调各方权利、权利与利益,化解社会冲突与矛盾,维护乡村秩序,追求公平正义,使乡村治理走向包容性治理。     

日常生活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现状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思想流派,它的兴起源于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游离于日常生活之外,造成成效不大。对国内外有关日常生活理论的系统研究,可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出一个新的视野和理论框架,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从简约治理走向科层治理:乡村治理形态的嬗变北大核心

中国的乡村治理在古代与近世一直延续着简约治理传统,近年来则逐渐走向了科层治理的形态。本文聚焦于村级组织的结构性处境及其组织制度和治理机制的调适,尝试探讨简约治理向科层治理嬗变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简约治理根源于有限的国家财政能力和内生的乡村共同体秩序维系能力,这样国家凭借疏放性的权力介入就可维持基层秩序与政治整合。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农民非农化与社区“去公共性”,村庄共同体的总体性支配逐渐式微,地方权威日益消减。与此同时,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提升与国家民事职能的扩张,大量的公共品与公共服务进入乡村社会,基层政权正努力构造一个更加职业化的村干部队伍承接这些职能,并以制度化的科层监督使村务工作日益去人格化。由此,中国乡村简约治理的时代或将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科层治理的兴起。     

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中的政治文化:样态与形塑

在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中,认知与分歧并存的乡村政治认知、忠诚与疏离共生的乡村政治情感、延续与分化并行的乡村政治价值观,构成了乡村政治文化的基本样态,具体表现为留守者政治亚文化、边缘人政治亚文化、村治精英政治亚文化三种亚文化的融合共生。乡村政治文化的内在张力、制度供给缺位与媒体传播错位,是形塑现代乡村政治文化的主要障碍。进一步推进乡村的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是形塑现代乡村政治文化的可行路径。     

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活治理:基本特征、 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活治理主要是针对党的建设中出现的带有根本性、基础性问题提供良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着眼于继承党的优良传统,管控风险和推进"四大工程",具有遵从党的历史经验、聚焦当代问题和追求实现民族复兴的典型特征。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逻辑,以系统性思维为方法论逻辑,以问题导向为出场逻辑,提出了坚守党内政治传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高党内政治威信、强化党内政治作风和激发党内政治活力的现实路径,开创了从严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新局面。     

基于日常生活的公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探讨

思想政治教育与日常生活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然而,当前公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工具化、理想化和知识化倾向,脱离了学生的日常生活,影响了教育效果。因此,要以学生日常生活为基础,积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切实增强教育实效性。     

善治视域下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探析

全面免除农业税后,"乡政村治"模式面临诸多困境,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成为适应农村发展的新治理模式。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的形成既是解决"乡政村治"困境的现实选择,也是回应乡村社会内部自治力量成长、实现乡村善治的必然之举。这一模式的构建,需要诸多治理主体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对乡村治理环境的优化。··     

建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境遇与选择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责任共担、行动共为、价值共通、情感共融、利益共享的共同体。当前,“城归”红利不断释放、国家政策持续赋能、信息技术有效嵌入为建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带来前所未有的有利契机,但是也使其面临结构松散化、意义世界隐退、基层组织功能弱化等多重挑战。因此,要着力整合乡村多元利益、重建乡村意义世界、健全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乡村治理效能,从而筑牢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之基,进一步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浅析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政治逻辑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管理变革,而是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参与乡村事务,改变乡村公共权力配置的新的制度安排。其政治基础源于以下四个方面:经济成分多样化带来的政治结构多元化;乡村社会治理的再组织化;发展基层民主所创造的公共空间以及培育公民意识的重要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