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信息技术证据管理指引》述评

在实行诉讼对抗制的国家，人们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法使信息技术证据成为保护企业利益的一种工具：(1)起诉，包括刑事诉讼；(2)法庭辩护；(3)为规则制定者和企业作出重要决策提供依据。然而，对于什么样的信息技术证据具有可采信性，人们仍有质疑。计算机法学正是研究如何确定、保存、分析及如何提交数字证据的一门新兴的学科。尽管传统上计算机法学被认为是一门滞后的学科，但是澳大利亚《信息技术证据管理指引》还是前瞻性地规定了能使电子证据效力最大化的系统生存周期的一些重要原则。     

诉讼证据认定标准之我见——从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关系谈起

在司法实践中,以“客观事实”还是“法律事实”作为认定证据的标准,一直存在着模糊的认识,实践中许多法官把“客观事实”作为裁判依据,这不符合司法的基本原理。用“法律事实”作为裁判依据不但能充分利用有限的审判资源,及时地审结案件,使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得到保护,同时也限制了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对防止错案的发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构建完善的证据排除与认定规则——《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与《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作出了系统的补充。准确理解两规则构建的证据排除和认定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刑事诉讼辩方证据开示制度初探

证据开示制度 ,是刑事诉讼对抗制方式的必然要求 ,它已由控方单向开示发展为控辨双方双向开示 ,以确保程序公正。作者在此前提下 ,探讨了建立我国辩方的证据开示的制度设想。     

在对抗与合作中寻求衡平——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运行机理的法经济学视角的思考

对抗制的运行机理是诉讼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诉讼进攻和诉讼防御，以求得发现案件真实。然而,该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当事人在胜诉欲望的驱使下，不惜花费较大成本收集足够多的证据及其相关信息的同时，还进行信息封锁，在庭审时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和辩论技巧击败对方，实质上演变为一场司法竞技比赛，严重偏离了实质正义价值要求。作为弥补对抗制的不足而诞生的证据开示制度在合作的基础上追求实质正义，减少了诉讼成本，节约了司法资源，实现了双方的共赢。证据开示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又出现新一轮的对抗，为了消除对抗带来的弊端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     

试论建立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

证据开示是现代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实质化的必备程序,作为法治国家对抗式刑事诉讼模式中的一项制度,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建主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应由１．证据开示的主体、范围;２．证据开示的时间、地点、运作方式;３．证据开示的工作制度、保障机制及监督等三部分内容构成。     

达马斯卡证据法思想初探——读达马斯卡《漂移的证据法》

两大法系国家的证据制度具有相当大的差异,世界著名证据法学者达马斯卡所著的《漂移的证据法》对此作出了深刻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对我国证据制度的建构和完善不乏启发意义。英美国家具有独立的证据法,大陆法国家则倾心于法官的自由心证,而缺乏独立的证据法。我国应当实行规范证明和自由证明的混合制度。     

对新《民事证据规定》中电子数据证据规定的思考

在互联网大数据和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数字科技手段的不断发展进步使电子数据证据成为当前数量庞大的民事纠纷案件中被频繁提及和使用的证据形式.为了更好地解决司法实践中因规定不甚明晰而屡发争议的电子数据证据问题,尽可能弥补法律法规固有的滞后性缺陷,推动案件事实的精准认定和纠纷解决的高效有序,新《民事证据规定》对电子数据的审查判断...     

两大法系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产生根源对比——读《漂移的证据法》有感

近年来,随着人们意识到刑事诉讼的目的不仅仅是在于打击犯罪,对于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其他的社会价值诸如人权、个人隐私权等的保护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由此,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中也越来越受到普遍的关注。刑事证据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采纳与否,首先取决于证据材料是否符合一定的规定。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有着各自不同的采纳证据材料的根据也即排除规则,而深藏在表面排除规则之下的具体的不同排除规则的原因可以从两大法系不同的立法意图、历史渊源以及诉讼制度划分为外部与内部两个部分。     

也谈走出证据概念的误区

用“根据”来定义“证据”有循环定义之憾，最好还是用“事实”来定义。事实也是中性的概念，其中立性源于事实的客观性。对证据客观性的理解应该具有两个方面：证据材料的物质属性和证据事实反映案件事实客体的联系性。司法证据应该具有求真的价值取向。深入研究证据，应该区分证据事实、证据材料等下位概念。证据材料是证据事实的载体。证据材料的不确定性和待证性，使其在判决和定案阶段的材料还是证据材料，而不是证据事实本身。证据事实具有认知性，并不等于客观的案件事实。诉讼证据的法律性，使法律证据的主观性更加明显。辨析证据概念，应该具有批判的学术精神。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改进初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具体操作中存在一定问题及法律冲突 ,表现在法院有限职权主义的保留、对当事人自行鉴定结论复检申请权的扩大、依职权变更当事人诉讼主张的前提、一二审“新的证据”与再审立案的协调等方面 ,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刑事证据为何能证明罪案事实

刑事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系错综复杂,但可以通过证据材料的有效收集及信息解读以反映证据事实。证据事实是案件事实的一部分,唯其如此,才能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具体手段。证据材料的收集、解读和对证据事实的认定,与案件情节的明晰,既是相互推进的互动过程,也是组织证据体系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证明过程。这一过程中,证据的取舍不完全是事实标准,而可能是公平正义所要求的一些司法理念。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证据法学分析

交通事故认定不仅关系到民事赔偿份额,更关系到刑法上罪与非罪的认定,因此具有重要意义。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准鉴定结论类证据,在认定程序上存在弊端。因此,应当变革与完善我国的交通事故认定程序,从而确保事故认定结论的权威性。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证据法学分析

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准鉴定结论类证据,对交通事故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关系到民事赔偿份额,更关系到刑法上罪与非罪的界定。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准鉴定结论类证据,在我国现行交通事故认定程序上存在许多弊端：没有委托鉴定程序,交通事故认定机构不中立,鉴定主体不符合鉴定人员在诉讼法上的要求以及缺乏专业的救济途径。因此,有必要设立独立、专门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机构,建立启动程序上的委托制度,完善鉴定人制度,以确保事故认定结论的权威性。     

论法院对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审查

行政机关和法院二者是行使一定权力的国家机关,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法院行使司法权,而行政行为一旦引发争议进入行政诉讼程序,其要接受司法审查,这时就有一个问题,法院应如何对待行政机关对有关事实问题的判断和认定。     

试论零星贩毒案件的证据认定

由于毒品犯罪手段的隐蔽性 ,决定了毒品犯罪证据收集的困难性 ;而毒品犯罪证据的特点 ,又决定了毒品犯罪证据的复杂性。对此 ,我们在零星贩毒案件中 ,就要以抓获经过材料为基本证据 ,毒品鉴定结论 ,多人证实为根据 ,在此基础上 ,全面考虑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供述和辩解 ,证人证言等证据 ,加以综合认定     

论贩毒案件的证据认定

贩毒案件证据就是指能够证明贩毒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取证比较困难 ,证据获取途径窄 ,为此 ,侦查机关在毒品案件中获取的证据有哪些能被法庭采用 ,从而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活动就显得至关重要。笔者拟从一是目前贩毒案件证据收集中存在的问题 ;二是贩毒案件的认定 ;三是诱惑侦查在贩毒案件中的认定等三个方面来加以论述。     

作为一种民间资源的情理——其进入当代中国司法的途径与技术

情理作为一种有惯性的传统,在当代中国司法中不可忽视.如何将情理的价值功用引入司法,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将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从情理进人司法的基本途径--司法调解和裁判人手,采取理论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探讨情理进入司法实践的基本途径.第二部分将从事实认定、司法解释、司法推理切入,研究情理进入当代中国司法的具体技术.结语主要分析情理进入司法的限度.     

论我国现行证据制度的名称

本文指出了以实事求是作为我国现行证据制度的名称太一般化。论述了以“查证属实”作为我国现行证据制度的名称，是科学，准确的，其论据是：一、“查证属实”的表述是科学的；二、“查证属实”的表述在法律上查有依据；三、“查证书各实”的表述，科学地反映了我国现行证据制度的本质特点。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与证据事实

在刑事诉讼中 ,关于证据事实是否是证明对象之争论 ,在法学界一直是见仁见智 ,莫衷一是。要弄清证据事实是否是证明对象 ,关键是首先要弄清楚案件事实与证据事实的关系 ;其次是要划清证明对象与证据的审查判断的界限。证明对象是指需要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 ,它包括案件事实和程序事实两方面 ;证据事实则是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明手段 ,它既不是案件事实 ,也不是程序事实 ,因而也不是证明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