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抗日斗争的最初经历

1924年．我出生在军阀混战的北京．我的父亲姚继明参加过1926年的北伐战争和1929年的反蒋战争．父亲长年奔波在外．所以六岁之前．我都没有见过父亲．是和母亲一起生活在爷爷家．1929年反蒋战争失败后．父亲回到北平．一家人从北平郊区的姚家坟村搬到了和平门内后细瓦厂的一座二层小楼．从此我们开始了城里人的生活。在绒线胡同小学毕业后．我报考了师大女附中。     

我所经历的北平地下斗争

<正>走上革命道路1932年11月,我们全家随父亲从江苏移居北平,住在东四四条一号。父亲当时在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厅做事,家庭生活比较宽裕,我记得家中安有电话,有帮佣。     

我的父亲邓宝珊

北平和平解放已经５０年了。当年，作为和谈主要参加者邓宝珊的女儿，我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这件事。我父亲在北平和平解放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之所以能促使和谈成功是有历史渊源的。父亲和共产党的关系我父亲幼年家境贫苦，他曾当过学徒。１９０８年（１４岁，多报...     

回忆我的父亲陆定一

我的孩子出生后，父亲给孩子起名为“继朴”，专门注明“继朴”二字是纪念我的外公严朴同志（苏南农民运动领袖，参加过中共六大、七大。曾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副部长，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49年在北平病逝。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我很感动，觉得老人真是个高手，给孩子起名起得好，把老太太的念想摆平了。     

我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60年

我生于1921年，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物理系和西南联大数学系．抗战时期，我的伯父孙越崎支援抗战并开发大后方煤业．到四川任天府煤矿等四个煤矿总经理．我也随其到大后方读书．于1945年毕业于成都华西大学经济系。毕业以后．曾先后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淮南煤矿当职员。1948年冬父亲孙英坡叫我回北京（时称北平）．于是我回到北平接手福兴面粉厂。时值中国旧制度崩溃、新中国建立之际．每个人都在考虑去留问题。我选择留下来．开始正式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此后的60年．我一直生活与工作在北京．经历了国家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     

我是80后 党在我心中

我出生在津南区葛沽镇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是个土生土长的村娃子。小时候听母亲说：母亲嫁给父亲是因为父亲有力气、会开车，在生产队是劳动能手。母亲说，“你爸不仅比别人多挣几个工，就是看他会开车，以后日子也穷不了。”就是因为这个，母亲嫁给了“没车没房”的父亲，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之后有了我。2002年我考上了天津财经大学。当时，我成了村里的骄傲，很多亲戚朋友都来我家祝贺，父亲、母亲更是为我高兴，送我上学的头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还捞了喜面庆祝了一番。     

我的入党路

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师,曾经递交过3次入党申请书,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还没有入党。当兵离家的前一夜,父亲捧着一个红布包来到我的房间,当时我还在猜想是不是给我钱。但当父亲打开布包的时候,我仔细一看,红皮本上赫然印着"中国共产党章程"几个大字。父亲严肃地对我说:"海娃,明天你就要去部队了,这是好事。我们杨家总算出了一个当兵的。在部队你要     

我对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一些回忆

党外的布尔什维克1948年,我在北京大学工学院任教,是北京大学文化工作联盟的负责人,这是当时中共地下党团结党外教职工的革命组织。当时我们学校的很多助教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了,通过这些助教,我和北平地下党交往很多,     

我的另一个父亲

我的另一个父亲，与我并没有血缘关系，却有着一种特殊的亲情。他是我先生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公公，生活在河南新县最偏僻的小山村，靠种植茶叶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在他年近60岁时，还要在地里劳作以供儿子上大学。当时村子里很多人都劝他放弃供儿子继续读书，但朴实憨厚的父亲始终坚信“唯有读书高”的理念，坚持供儿子读完大学。     

你不说我也懂

曾经，我很是不理解父亲在母亲面前的惜言如金。每次母亲买东西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都是两个字：随便。后来，我遇到了他，从最初的你说我猜渐渐磨合到你不说我也懂，我终于明白了父亲所说的“随便”里蕴含着的潜台词：只要是你买的，我都喜欢。     

我的好父亲

<正>亲爱的父亲,您36岁时生我,72岁时离开我,陪我整整度过了36年。您离世已15个年头了,但您却好象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您永远活在我心里。对我而言,女儿认为您是天底下最优秀的父亲。正如一首歌中所唱的:"做您的儿女我没有做够,央求您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我的好父亲!"     

我的老父亲

正"那是我小时侯,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儿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忘不了粗茶淡饭……"每次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立刻想起我的父亲。今年81岁的父亲名叫邵应方,是祖父找人给他起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父亲从老家甘肃庄浪县来到团场成为一名连队职工,先后在连队基建班、浇水班、炊事班、林管班岗位工作。父亲身材魁梧,坦诚淳朴,脾气倔强,是个热心肠的人。从我记事时起,父亲的同事都称呼父亲"老邵"。上世纪六十年代,连队生活物质极度匮乏。     

难忘革命之路

正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先后在北平幼师、女一中、女师学院、私立育青女子高级职业学校学习或者工作。在这期间,我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现在回忆起这段往事,依旧历历在目。一、转学到北平幼师,加入"民先"组织1929年,我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到东北去找我父亲。当时,父亲在辽宁省凤城县法院工作,我在当地上小学。春天里的一天,学校组织我们学生到安东的一座山上春游。那时,山上有好多樱花树正开着花,挺漂亮的。但是,一些穿着和服的日本人却在树下铺     

我亲身经历的情报工作

正1946年,我14岁,正在锦州读中学。父亲经商,在锦州北二街城隍庙胡同有一处独门独院的房子。这年秋天,地下党员、和我同村的邓行方来到锦州,从事情报工作。在邓行方的启发教育下,我和我二哥戴家驹都参加了情报站的工作,我们在锦州的家成为情报站联络点之一。1947年年初,锦西情报站建在了我的老家——南票区暖池塘村,当时还属于锦西县。当时,邓行方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辽西"师管     

我所执行的一项重要任务——忆策反傅作义将军

1948年2月下旬,天津地下学委书记左建通知我到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去一趟。当时我担任南开大学地下党支部委员。 见到城工部部长刘仁,他指示我:“组织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要你通过父亲曾延毅争取傅作义,同时要注意调查了解傅作义的动向和华北平津敌军的情况。”返津后,我向南开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郭玉琪传达刘仁的指示。遂后,郭和我一起开展了工作。8月,刘仁为我和在北平地下学委系统作敌军工作的王苏接上了关系,以后王也到     

怀念我的父亲金茂岳大夫

正我的父亲金茂岳于1906年5月5日出生,病故于1987年7月17日。他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我仍然特别怀念他。父亲在世时曾说:"以前大家叫我老金,现在怎么称金老了?"弟弟胜利说:"那是尊称,现在我都是老金啦。"哥哥说:"我在延安时候同学们就叫我老金。"爸爸说:"无论是老金、金老,还是金局长、金厅长、金院长、金主任、金队长……我一直是金大夫。"当时,我还调侃地说:"我也是金大夫。"父亲慈     

父亲与我的入党情结

正我的父亲、伯伯和叔叔都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可以说,我是在一个有着良好家庭教育和党的熏陶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有着一些别人不曾有的优越感。但在我的成长历程中,为实现自己入党的愿望,我苦苦等待了多个年头。我老家在乡下,父亲是一名乡镇干部,很小的时候,我就随父亲到集镇上求学。父亲是个严肃且很有原则的人,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对我们兄妹几个就更不用说了,近乎苛刻。他还时常教育我们要做个诚实守信、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叔叔是一名军人,同时又是一名共产党员,是全村人的骄傲。父亲便拿     

父亲老了我也老了

父亲已是九十岁高龄的老人了。不知什么时候,父亲开始喜欢吃我烙的鸡蛋葱油饼。他说＂：没想到,你烙的饼这么好吃,和我以前烙的饼一个样!我现在已烙不出以前那个味了。＂父亲嚼着饼,好像有种庆幸,又有些失落和遗憾。有一天,我将烙好的饼给父亲送去,父亲嚼着饼,忽然停止了嚼咽,他像发现了什么似的,神情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他用手摸着我的头,说道：＂孩子,你也老了,你看,都满头白发了,你也要自己爱惜自己,不要苦了自己了。＂听到从父亲嘴里说出我也老了,心里顿时有一种惶恐和不安的感觉,在父亲面前,我怎么能称老呢？我满腹狐疑地望着父亲,心想,您不总是说我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吗？     

回忆林植夫先生

林植夫先生曾留学日本,我父亲早年也在日本留学,他俩在日本就已相识,都参加了同盟会,并与当时也在日本的蒋介石、宋美龄有一面之交。土地革命时期,一九三一年福建崇安第一次解放,我们全家跑到福州,父亲进入福建学院中文系任教。我当时还只是个小孩子,听父亲说他的领导是林院长(林植夫)。林院长和何公敢、刘勉已(我的二姑夫)都是同学,关系十分亲密。     

一个温暖的人——我眼中的援青干部贾广勇

正广勇哥名叫贾广勇,是一名北京市援青干部。初识广勇哥是在我父亲开的车上,当时我父亲在玉树州教育局找到了一份接送北京市援青干部上下班的工作。那天,蹭车去亲戚家的我第一次看见了父亲嘴上常常夸赞的援青干部们,他们早早地便在公寓楼前等候父亲的到来,非常准时和有礼貌。在车上,父亲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和他们谈论着我在北京上学的事情,我真担心他们听不懂父亲混乱的句式所表达出来的意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