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谈判中的知识产权问题——进展、趋势及中国应对

长期以来,知识产权问题一直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技术谈判的争议热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围绕知识产权与气候有益技术的转让、知识产权是否应纳入气候谈判及知识产权具体利益等问题僵持不下。导致上述僵局的核心原因有三:一是作为知识产权既得利益者的发达国家维持并扩大了其在全球知识产权体系中的话语权;二是随着新兴经济体气候有益技术的发展,绿色产业的利益之争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三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的知识产权问题上的信任危机加剧。随着《巴黎协定》进入全面落实阶段,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知识产权问题将更加复杂。中国作为气候有益技术发展较快的新兴国家,在这一问题上有着独特利益,需要明确自身利益诉求的本质,并尽早从战略和策略上提出预案。     

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国的贡献与经验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致力于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国不仅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而且在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其中最根本的是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时俱进拓展这条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联合国大会中的投票格局与发展中国家集团

对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分析后发现,发展和裁军、中东问题、非殖民化及核裁军、特定国家人权状况,是解释成员国投票偏好的主要议题因子。研究还发现,联合国成员国依据其投票偏好形成四个国家集团。其中发展中国家群体是联合国内最大的集团,在发展和裁军议题上具有清晰的统一立场;其次是欧盟成员国和日本、澳大利亚等北方国家群体;加拿大和太平洋岛国组成一个群体;美国和以色列形成独特的两国集团。分析联合国成员国在大会四个议题因子上的投票后发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围绕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展开较量,南北关系是界定联合国大会投票格局的主要因素。这一发现还有助于推动学术界关于当今世界主要矛盾以及发展中国家群体分化的争论。     

全球技术革命中的可持续性标准与对华影响

在全球技术革命不断演进的背景下,标准问题日渐成为国家间经济与科技竞争的焦点。随着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入落实阶段,可持续性标准也成为最具潜力的技术治理手段之一。当前,由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行为体推动形成的自愿性可持续性标准体系正在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复杂的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采纳和推广西方标准的同时,也面临新的贸易壁垒。值得关注的是,西方背景的自愿性可持续性标准大量兴起,其中一部分已沦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卸责任、转移压力甚至进行政治打压的工具。尤其对中国等新兴大国,更是如此。西方可持续性标准给中国带来政治风险的同时,也推动中国积极塑造自身的可持续性标准体系。展望未来,中国应继续在政府主导下,鼓励和支持国内相关行业组织联合产业界、国际标准机构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共同培育更加完善的自主可持续性标准体系,从而对冲和化解西方发达国家以可持续性标准之名行打压之实的风险。     

21世纪的国际金融话语权:变迁与对策

新世纪以来的国际金融格局出现了许多全新变化趋势，欧美国家的金融危机使现有国际金融秩序面临越来越大的改革压力，西方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话语权方面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未来应该采取一系列有现实针对性的对策积极参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金融合作，逐步构建并拓展自身的国际金融话语权。     

联合国、人权与东亚——兼论人权的普遍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

随着冷战的结束,人权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变得非常突出。在联合国这样的国际舞台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一直占统治地位的西方人权观提出了挑战。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归根到底在于如何处理人权的普遍性与文化的多样性这对现阶段无法回避的矛盾。这里所谈的文化多样性除包含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政治模式和法律制度等因素外,还应包括特定的时代和经济发展阶段给一国的文化发展所     

联合国与新型国际关系

联合国是二战后70年国际秩序的基石。《联合国宪章》奠定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础,联合国通过集体安全机制和维持和平、建设和平等行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秩序,通过非殖民化、加强法治、促进人权确立以民主和平等为目标的国际政治和法治秩序,通过实施四个发展十年、千年发展目标、制订2015年后发展议程等推动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和发展秩序。面对全球治理的转型、新兴大国的崛起、地区治理的兴起,联合国的应对并没有达到世人的期待,联合国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中的中心地位面临重大挑战,甚至出现边缘化的趋势。中国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对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继承和发展,更是联合国重塑核心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的关键。为此,联合国需要推进全面和平衡的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加强国际法治建设。     

全球发展治理转型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当前全球发展治理处于转型的关键期。这一转型由全球发展体系权力结构的变革、新的发展挑战和新的全球发展议程共同推动,其中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重要原因。转型主要体现在全球发展治理的四大方面:在治理主体上,新兴经济体崛起,治理主体趋向更平等、更包容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在治理手段上,贸易、投资与援助相结合的"一揽子"方式成为重心;在治理机制上,联合国逐渐打破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垄断而发挥重要作用,一些新兴的机制建设也不断涌现,总体呈现出复合型机制的特征;在治理目标上,减贫不再是唯一目标,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新目标。中国是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与贡献者,面对发展治理转型,新时代的中国应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并进一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联合国与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

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在新形势下提出的处理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方法,也是中国对改革和完善现有国际秩序的重要理论贡献。建构新型国际关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任务,联合国也应该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联合国宪章》精神与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相契合;另一方面,广泛代表性与动员能力以及完备的合作机构和机制,也使联合国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具有天然的优势。现实的条件和资源使联合国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能够扮演参与者、引领者、共识凝聚者与监督者的角色。因此,中国与联合国应该通过重塑联合国权威、保持联合国的协调中心地位、稳步推进联合国改革、提升联合国的全球治理能力等途径来推动联合国参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基于此,中国的联合国外交也应该有所作为,在尊重联合国地位的基础上,利用联合国的优势和平台,与联合国合作共建新型国际关系。这将是未来中国联合国外交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利益融合”之旅

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的第三次外交出访,范围涵盖大国、周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中国新一届政府全方位外交布局又一关键环节。在G20峰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利益融合是世界经济平衡增长的需要"。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抵达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这是习近平此次欧亚5国访问行程的第一站,随后他到访了圣彼得堡、阿斯塔纳、塔什干比什凯克等城市。这是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以来第三次外交出访,范围涵盖大     

2016年全球十大事件

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中国于2016年9月4—5日在杭州主办G20峰会，倡议世界各国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首次举办G20峰会。以此次峰会为契机，中国提出创新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和倡议，引领与会国家和集团达成诸多共识，共签署28份具体成果文件。G20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制定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第一次采取集体行动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三个第一次充分展现了中国寻求在全球经济治理进程中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责任担当。此外，在推动经济发展之外，中国还在峰会期间与美国一道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交存了中国和美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这反映了中美两国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作为东道主，中国坚持倡导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体现了中国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决心和勇气，也为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论坛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于中国主办G20杭州峰会所做出的贡献，国际社会给予积极评价，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G20杭州峰会为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峰会议程全力推动《巴黎协定》的落实，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投票权改革：IMF的自我救赎

IMF欧美中心主义的份额制不能反映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的现实,是这次改革的重点。而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既能给IMF增资,又可追认债务国对IMF运行成本的贡献。一举两得。在这一过程中,日本要把中韩和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变为同盟军,使IMF的主导权一步步由欧美向亚洲转移,同时防止美国利用汇率来冲击亚洲国家。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市场转向与新兴经济体的环境升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价值链视角引起了广泛关注。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不仅限于其洞察世界经济格局深层结构及其变化的能力,而且体现于其反自由主义的新型发展观。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终端市场正在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转向,而这给一直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新兴经济体带来了经济升级的机遇。由于环境标准与全球价值链中的经济租和升级过程密切相关,经济升级与环境升级应该同时考虑。本文认为,新兴经济体的环境升级,正在成为当下全球价值链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为此,新兴经济体应该更加重视沿着全球价值链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这一重要途径。     

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基础四国”机制的作用和影响

<正>"基础四国"机制的由来"基础四国"(The BASIC Countries)是由巴西(Brazil)、南非(South Afric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四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下的谈判集团,取四国英文名首字母拼成的单词"BASIC"(意为"基础的")为名。"基础四国"机制于2009年11月2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夕,在中国的倡议和推动下形成。[1]自此之后,     

绿色“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路径与世界意义——基于全球环境治理的视角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生态环境压力是全球治理需要应对的一大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在议程设置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和话语权，罔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发展需求，导致全球环境治理动力不足。中国结合自身绿色发展理念，提出绿色“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扩大绿色基础设施和环保项目合作，推进绿色金融，搭建合作平台，交流环境治理经验和技术。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环境治理合作的深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成为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重大举措，彰显其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贡献者、引领者的作用，对全球环境治理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绿色“一带一路”形成了以“发展权”为核心的新规范，可以提升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治理中的自主性和话语权。在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治理分歧扩大的趋势下，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应继续基于发展中国家立场，强化身份认同，密切利益契合点，对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助力全球环境治理目标的实现。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述评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与中国军事外交的拓展、中国对维和事务的参与度密切相关。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对维和的态度发生转变,从不参与到有限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这一时期学界着重分析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21世纪以来,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形式逐渐多样,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动机与原因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和分析的重点;最近几年,中国成为支持联合国维和的中坚力量,学者们开始讨论维和的中国方案,建立"中国维和学"的呼声愈发高涨,这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研究热点。总体来讲,中外学者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偏重政策性,而维和实践层面问题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为此,需要中外学者采用过程追踪和访谈等方法,与中国从事联合国维和行动人员开展广泛交流。     

中国模拟联合国活动发展报告

伴随着联合国在1945年的成立,模拟联合国(Model United Nations,MUN)于20世纪50年代兴起并风靡于欧美国家的大学校园。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模拟联合国引入中国。在这十余年里,中国模拟联合国活动的发展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过程。特别是近两三年,模拟联合国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高校和高中范围内蓬勃开展。     

联合国与东亚

一、联合国和东亚世界 笔者首先整理出东亚在联合国的发展动向。 在联合国,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动,东亚的发展已被确认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 第1期 1945—1956年 随着联合国的建立,安理会面临着如何发挥其正常机能这一考验。在当时,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虽然和美国等自由主义各国步调一致,但是,它是雅尔塔体制在亚洲确立的产物。在当时,整个安理会都深刻体会到     

高层动态

胡锦涛: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9月2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胡锦涛说,不能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超越发展阶段、应负责任、实际能力的义务。从长期看,没有各国共同发展,特别是没有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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