胁从犯理论之检讨

胁从犯概念的通说不能涵括《刑法》第28条规定的共同犯罪人；少数学者提出的“被迫犯”和“胁迫犯”概念也不是对《刑法》第28条规定的共同犯罪人的准确归纳；《刑法》第28条规定的共同犯罪人应称为“被胁犯”。胁从犯不是按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而是按照参加犯罪的原因划分出来的一类特殊共同犯罪人，具有法定性和独立性。被胁迫参加犯罪的人若遭受的是紧迫性的生命胁迫，不应认定为胁从犯。     

析未成年人的绑架罪主体问题——以《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解读为视角

理论上和实务中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存在不同理解，引起了《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相关犯罪在主体构成要件上的争议，未成年人实施绑架行为并杀害被绑架人的认定就是其中之一。通过对《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解读，提倡以“罪行”说来解释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所应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范围。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绑架行为应不负刑事责任，对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应认定为故意杀人行为，负故意杀人行为的刑事责任。     

刑法应规范使用“社会团体”一词

刑法应规范使用“社会团体”一词李恩民当前，刑法典、单行刑事法律和非刑法规范中的刑事条款中，在使用有关团体的用语时不尽一致。刑法第１５５条、第１６７条使用的是人民团体的用语，海关法第４７条和铁路法第６０条规定有关犯罪时使用的是社会团体的用语，而惩治贪污...     

论教唆犯未遂的范围——刑法第29条第2款的检讨与完善

教唆犯的未遂涉及到教唆犯和未遂犯两个刑法理论上有争议的犯罪形态,我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刑法第29条第1款所规定的教唆犯存在未遂形态,而对第2款所规定的教唆犯属于何种犯罪形态则存有争议。本文拟就教唆犯未遂的范围略陈管见,探讨“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的含义,指出刑法第29条第2款所存在的缺陷并对该款提出完善建议。     

“危害国防利益罪”中的若干概念辨析

新修订的《刑法》增设了一章“危害国防利益罪”。但该章中对于若干犯罪主体的概念：“军人”、“战时”、“破坏军事通信罪”、“公民”等未作严密科学的界定，给法律的适用带来一定的影响。“军人”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的解释，应指具有“军籍”的人；严格、准确的“战时”是指“国家宣布进入战争状态，部队受领作战任务或遭敌袭击时”。“部队执行戒严任务或处置突发性暴力事件时”，以“战时论”，适用于刑法分则第十章，其余各章，凡涉及“战时”规定的，应只适应刑法第４５１条第一款规定的诸种情况，而不宜扩大解释；关于“破坏军事通信罪”，其犯罪主体应包括“物”和“活动”两种形式，如果是“物”，理应包含于武器装备、军事设施之内，罪名不好确定。如果是“活动”，其罪刑设计就会出现遗漏，有必要对刑法第３６９条加以改造和补充。“公民”应指服现役和服预备役的公民     

“罪名”与“犯罪行为”之辩对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解读

理论上和实务中对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从文义解释、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立法精神和规范目的、“犯罪行为说”的弊端以及“罪名说”能满足实践需要四个方面能够证明:“罪名说”的观点是正确的。应该站在成文刑法的特点和罪刑法定原则的立场上去理解现实存在的值得科处刑罚却不能解释进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中去的行为。     

非法组织卖血罪的认定和处罚问题研究

《刑法》第333条规定的非法组织卖血罪，在认定和处罚方面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在认定方面，《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是非法组织卖血罪与一般非法组织卖血行为的界限标准，是否使用暴力、威胁方法是非法组织卖血罪与强迫卖血罪的区分关键，被组织卖血者的全部环节的完成为非法组织卖血罪的既遂根据；在刑罚方面，《刑法》第333条第2款中“前款行为”不只是针对强迫卖血罪而言，还包括非法组织卖血罪，“他人”指的是卖血者而不包括用血者，“伤害”应当限制解释为“重伤”。     

特别累犯的适用范围及其立法重构问题探讨

反对扩大特别累犯适用范围的观点不可取,《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六十六条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特别累犯”规定的基础上,扩大增加了“恐怖活动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两种特别累犯。刑法第六十六条特别累犯与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毒品累犯具有相同的累犯性质,即两法条与刑法第六十五条普通累犯规定相比都带有“特别性”的本质属性,其区别仅仅是在立法表现形式上一个规定在刑法总则而另一个规定在刑法分则而已。我国刑法总则规定的特别累犯条款应当重构,具体方案包括特别累犯条款规定中的不同种罪名宜可构成特别累犯,刑法总则与刑法分则的“特别累犯”两条款应予合并,以及增设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类犯罪、走私类犯罪、侵犯财产罪、淫秽物品犯罪等类罪的特别累犯。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从体系解释的角度

欲划清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须用体系解释的方法。体系解释不仅要求形式上将刑法作为整体，做到上下文结合、总分则结合、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乃至宪法结合。而且从实质上将刑法作为价值体系，用刑法规范的目的即保护社会关系采区分和联系不同的犯罪。只有坚持刑法的形式体系统一于实质价值，才能厘清“合同”的含义、范围及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第266条诈骗罪法条竞合关系的性质、适用。     

毒品犯罪若干问题新解——以刑法第347条为分析对象

在直接故意犯罪的语境下，以刑法第347条所规定行为到底有没有行为目的，目的是什么为切入点展开论证。刑法第347条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行为具体是指制造毒品的行为，以贩卖为目的走私、运输，贩卖毒品的行为，以贩卖毒品为目的的持有毒品的行为；区别刑法第348条与第349条的关键在于行为目的确认，对运输毒品行为的定罪方面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宜一刀切。在运输毒品犯罪中如不能确实认定共同犯罪人的地位时，可以采用部分行为共同责任的原理进行处理。当一行为同时可以被“法条竞合”的各该法条进行事实上的“想象竞合”评价时，有必要在解释时考虑行为目的，以便对行为进行恰当地区分。     

刑事诉讼法与刑法关系的再思考——以“价值分析”为视角

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关系即诉讼法与实体法的关系,一直是学界热议的话题。刑事诉讼法除了作为实现刑法目的的工具以外具有独立的价值,但在司法实务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刑事诉讼法对于刑法的独立价值的揭示和澄清,有助于我们在观念上重视程序,实现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     

简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大量法律文本中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与我国的立法体制和刑法制定、修改方式有关.在法律中频繁使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会造成全国人大立法权受损,刑法保障作用的缺失和刑法本身的频繁修改,不利于整个法律体系的稳定和协调一致.因此,应谨慎使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打破以刑法修正案作为刑法唯一修改方式的做法,建立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规定的分级审查机制,修改法律时注意刑事责任条款与刑法的协调互动,建立集中规定刑事责任声明条款.     

试论侦查工作法制化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侦查活动中仍暴露出一些弊病,尚未达到侦查工作法制化的要求,阻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应当强化侦查法制化意识,改革侦查程序和体制,完善有关侦查活动的立法和配套规定等,实现侦查工作法制化.     

论我国刑法立法犯罪化的规律和原则细化

从1997年刑法修订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通过,我国刑法立法犯罪化规律呈现出以犯罪化为主,非犯罪化为辅,犯罪圈逐步扩张的情势.增加的41个罪名为法定犯,这其中又以保护公法益的罪名为主.犯罪化应当在抽象原则下进行细化,包括遵循当前的社会发展特征,遵循现阶段的刑事政策,与我国“立法定性＋立法定量”犯罪化模式相适应,注意刑法立法犯罪化与刑法体系的关系等.     

论犯罪对象的遗失与重拾

按照我国刑法犯罪的构成理论,犯罪对象属于选择性构成要件要素,有的犯罪有犯罪对象,有的犯罪没有犯罪对象。哲学原理告诉我们,行为必然有对象,犯罪行为是行为的一种,又怎能没有对象呢?那么犯罪对象遗失在了什么地方,因何遗失了呢?一方面是由于混淆了犯罪对象的定义与性质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是由于部份犯罪中的犯罪客体在功能上与犯罪对象重叠。刑法学上应该区分一般犯罪对象与特殊犯罪对象。一般犯罪对象是所有犯罪都具备的对象,特殊犯罪对象是选择性对象。     

论刑事被害人理论体系

刑事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系统中的重要一极 ,是整个刑事法学所共同关注的理论课题。因此 ,刑事被害人理论是一个体系化的理论结构。刑事被害人理论的体系结构 ,应当以犯罪被害人学为前锋 ,以刑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为主体 ,以刑事执行法学为补充。当前 ,我国的刑事被害人理论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由于刑法学和刑事执行法学对刑事被害人缺乏应有的关注 ,我国的刑事被害人理论体系因此尚难以形成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运行问题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一种基本的、应然的和系统的刑事政策,应由纸面上的法转变为行动中的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密切关系：刑罚结构的改变和刑罚的轻缓化是我国刑罚制度的发展方向;刑事司法实践中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注意刑事和解、社区矫正和修复性司法等等措施或制度的运用,并建立各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运行中应注意相关具体的适用性问题。     

中国（上海）自贸区刑法个罪的修正适用

中国（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无疑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冲力，同时也会对《刑法》的普遍适用产生强烈影响。在自贸区制度创新过程中，刑法相关个罪或将产生新的内涵。此外，由于奉行支持创新、倡导自由的理念，自贸区还将出现大量刑法特殊适用的情形。如何在自贸区刑法普遍适用和特殊适用之间找准法律与经济的平衡点，成为摆在刑法理论与实务界面前的共同课题。因此，在不偏离自贸区改革创新轨道的前提下，寻求《刑法》在自贸区的修正适用，才是自贸区刑法革新的应有之义。     

刑法没收财产刑的完善

没收财产是刑法中的附加刑,也是最重的附加刑之一,它不同于罚金,在刑法分则中适用的条款很多。2013年实施的修订后刑事诉讼法中也增加了判决前对特定犯罪的没收财产程序,文章认为应缩小没收财产的范围,对单位应实行没收财产。     

美国刑法的价值取向

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对立与统一始终伴随着刑法的形成与发展 ,刑法价值取向的形成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根源。美国刑法的宪法限制、刑法中诸种原则和制度的设置表明 ,美国刑法的价值取向是优先追求个人自由。这种价值取向对于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和社会观念的转变有重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