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性与有效性的张力——西方国家代议民主的运行机制及其困境

现代国家中的民主政治主要表现为代议政治,公民通过选举代表的方式建立代议机构,由其行使统治权和管理权。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维度,代议民主的运行体现为国家权力来源于社会委托的正当性机制。在精英与大众关系的维度,代议民主的运行体现为政治精英回应社会大众的有效性机制。西方国家将选举视为建构统治正当性的必要程序,却又难以接受选举激励失灵导致的政策后果。统治正当性与治理有效性之间的张力,是代议民主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正【主题导引】一般认为,"刑事政策"一词在19世纪初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刑事政策思想却历史久远,盖因犯罪成为社会问题之时,人们便开始思考如何应对犯罪问题。但直至今天,人们对刑事政策概念的界定仍是见仁见智。刑事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既要满足国家治理犯罪问题的现实需求,还要回应刑事法理论的发展趋势,这意味着刑事政策的概念不可能一成不变。从费尔巴哈、冯·李斯特、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对刑事政策概念的界定,可以清晰地看到刑事政策从狭义观到广义观的转变。在广义     

法政策学视角下的未成年人监护立法

在法政策学的范式下,就我国的未成年人监护立法而言,从政策的角度,法律的工具性和合目的性存在不足;从法律的角度,虽然不存在合法性和民主正当性的问题,但是在可行性上存在不少缺陷。究其原因,在留守儿童日益增加、父母监护力有不逮的社会转型时期,政策和法律出现脱节,国内依然没有建立起剥夺"父母监护权"后有效的、完整的法律制度和配套措施,没有体现国家在未成年人监护中的兜底责任。建议加快构建一体化联动机制,不仅要健全监护监督和监护干预制度,而且要完善对监护失职行为的处罚措施,并积极引导社会关注和支持未成年人监护工作。     

浅谈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

关于国有企业如何承担社会责任一直存在争议,本文从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当性入手阐述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然后重点分析国有垄断企业的特殊性及其社会责任承担上的缺失,并为解决问题给出本人的拙见。     

中国“法律信仰”正当性之探析

"法律信仰"是一个舶来概念,来自于西方,而"信仰"这个词也具有深厚的历史与宗教的背景,可"法律信仰"这个概念在中国一经提出就陷入了自身难以解决的悖论,宗教与信仰的关系、宗教与法律的关系、法律与信仰的关系它们之间如何联系在一起,东方不同于西方的历史和价值体系注定使中国无法照搬西方的原有概念,寻求中国法律信仰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是我国研究法律信仰问题的根本所在。     

论折衷刑法观：安全与自由的平衡

中国已经进入成熟的工业社会,刑事立法活性化时代已经到来。理论上的积极刑法观和消极刑法观的分歧,其本质都是平衡安全与自由的程度之争。社会风险并不是刑事立法的正当性来源,只有满足刑法谦抑主义的刑法观才具有正当性。折衷刑法观具有制定法上的依据并与立法者的立场相契合。刑事立法打破了原有安全与自由的脆弱平衡,折衷刑法观需要在刑事立法、刑事程序、刑事司法以及刑罚执行四个维度重构新平衡。     

论刑法拟制的正当性根据

刑法拟制的产生原因既有宏观上"有限的风险刑法"理论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影响,又包含了微观上的目的性。刑法拟制存在的正当性根据不仅包含了实然法意义上的形式根据,也具有应然法意义上的实质根据。     

矿业的法律规制之正当性研究

政府规制是对政府经济的直接干预行为,因此,只有具有政府规制正当性的产业,政府才能进行规制。矿产资源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矿业开发具有垄断性以及国内供需矛盾以及国际形势,表明政府对矿业进行规制具有正当性。     

绿色经济理论最新发展述评

近年来,"绿色经济"的概念在学界和实业界被广泛应用,但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并不清晰。本文综述了国外已有的对绿色经济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研究文献,发现绿色经济的概念变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单一的生态系统目标阶段,经济—生态系统目标阶段,经济—生态—社会复合系统阶段。本文认为,绿色经济理论的最新进展可以分为效率、规模和公平三种导向,分别从经济系统的效率、生态系统的极限和社会分配的公平性的角度提出了绿色经济发展方案。     

关于我国检察机关在消费者权益诉讼的作用的思考

随着市场竞争激烈,生产经营者不顾一切追求利益,越来越严重地损害了消费者的生命和健康,所以在消费者权益诉讼中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权,不仅具有现实的紧迫性,亦具备法理上的正当性。我国应当尽快规定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制度,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公益、实现社会公正,而且也使消费者的合法权利得以及时、有效的救济。     

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刑事政策重述

在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下,"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作为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基本刑事政策具有合理性。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性决定了刑法对其应当予以特别对待,教育刑论正是契合了这一点而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在刑法视阈下解读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可以对"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之"教育"与"惩罚"作规范的理解。刑罚的本质在于惩罚,因此,教育刑观念下的"教育"并不必然导向出罪或轻刑,应当在对犯罪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国家"轻轻重重"刑事政策的经验,该轻则轻,该重则重。报应刑具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惩罚为辅"表明刑罚报应观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是必要的,但不可被过分强调。     

论台湾大陆籍婚姻移民社会权之赋予

自1992年台湾开放大陆配偶赴台定居以来．大陆籍婚姻移民急速增加．尤其是女性。截至2006年10月19日，向台湾境管部门申请停居留有案者，大陆配偶为22．9万多人，他们的子女也随即进入台湾社会，由此台湾社会的人口与家庭结构．阶层与族群结构．将发生量变以及由此而生的移民政策争议与社会正义等问题，自然也从不同面向给台湾社会带来深刻影响。与此同时．大陆酉己偶的社会权利诉求也渐成社会及媒体焦点，引起各界的关注。本文拟从社会正义的观点来探讨大陆籍婚姻移民的社会权问题。社会正义是促进社会融合的基石，亦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只有社会正义在台湾的实现。才有可能理性而有效地促进大陆籍婚姻移民在台的融合与两岸婚姻相关问题的解决．也只有遵循公正平等的规则，台湾社会各阶层、各族群才能实现良性互动，有利于促进台湾公民社会成长及整个社会的融合。本文从分析与大陆籍婚姻移民社会权密切相关的政策规定、台湾社会意象里的大陆籍婚姻移民以及他们面临的困境切人，勾勒大陆籍婚姻移民在台的生活图景，建构出论述赋予大陆籍婚姻移民社会权正当性与必要性及相关两岸婚姻问题的架构。     

推进社会中国的建设——专访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岳经纶

正中国在今天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里面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缺少社会公民身份概念。岳经纶,湖南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广东省社会政策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保障     

集资诈骗案件的法律适用与对策探析——以台州市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为视角

集资诈骗作为涉众型经济犯罪,社会危害严重,影响经济发展。虽然司法解释明确了集资诈骗的定罪量刑,但仍需进一步明确相关概念,以增加办案的可操作性。防范和打击集资诈骗,应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机制,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发挥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微天下

@慕容雪村: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当人们痛恨于现时的坏政府,不惜代价将之推翻,结果却迎来了一个更坏的。所以革命的正当性不在于推翻旧政权或建立新社会,而要看它是否能增进人的自由。     

拉丁美洲的悖论:政治参与的收敛性和社会排斥性

限制拉美地区民主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存在,民主包容理论、民主赤字理论以及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些观点都不能解释近现代拉美地区不平等性的根源。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分析了拉美地区福利政策的特点,对拉美自由主义的某些缺陷以及一些政治学家提出的"社会民主"的概念作出了批判,解释了拉美特色民主的深层意义,探讨了重构拉美地区社会民主的可能性。     

未成年人犯罪刍议

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焦点问题,全面建构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体系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综合治理的题中之意。笔者就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的三个基本问题展开讨论:一是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从当下犯罪治理的需要出发,立基于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定义展开的广义未成年人犯罪概念更契合我国社会的现实;二是未成年人犯罪原因,从犯罪学视角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原因能为犯罪治理提供更为全面的理论指引;三是未成年人犯罪综合治理策略,治理未成年人犯罪,需要研究作为治理基础的统计指标、完善少年司法制度、合理运用刑事政策。     

编辑手记

正本期"访谈"栏目对话多伦多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黄一庄教授,话题涉及比较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发展型国家、科技创新、福利政策以及目前中国面临的诸如怎样推动技术进步、促进社会公平等问题。自1994年美国学者加里·格里菲提出"全球商品链"概念至今,全球价值链理论已经     

广州“限外令”行政决策的正当性分析

行政决策的形式和实体正当性决定着决策能否在行政管理过程中顺利推行。尤其在涉及限制行政相对人财产权时,更要注重决策的合法性、平等性及公开性。本文以广州"限外令"草案为背景阐述行政决策正当性的一系列规则和程序,核心是提倡注重行政决策的形式和实质合法性、公平性以及公众参与。     

当代中国毒品犯罪研究学术史和方法论述评——兼论毒品犯罪的知识社会学研究视角

当代中国毒品犯罪研究,从学术史角度具有从属性和阶段性。伴随着《关于禁毒的决定》和97《刑法》的颁布相继形成了两次研究高潮,研究本身也实现了从规范学研究到犯罪学研究的转向,当下正在从犯罪学研究到刑事政策学研究的第二次转向之中。从方法论角度,逐渐形成了规范研究、实证研究、史学研究、其他学科(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医学)研究等四种基本研究范式。但在研究自身和研究之外存在许多问题和亟待挖掘的热点。在毒品犯罪研究中采用知识社会学视角,前提是对毒品问题复杂性的判断,把毒品(毒品犯罪)视为社会中被建构出来的“知识”,人们对这种知识的认识受着许多因素的影响。研究这些因素,才能全面反思、理解毒品政策的正当性。毒品问题的复杂性判断是摒弃“运动式治理”思维的基础,这种判断在中华民国时期已经形成共识。当时知识人曾从法律本位、国家主权维护和国际合作、禁毒的步骤、禁毒中政府经济利益、禁毒中法律权威性和吸毒者矫治等角度广泛讨论毒品问题,前人对毒品犯罪的这种问题意识值得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