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社会主义及其面临的后现代民主挑战

我们正处于后现代社会阶段,各种新社会运动层出不穷。其中,环境议题已经成为对民主政治体制的重大挑战,世界各国政府和政党都已经或正在把环境问题纳入自己的政治议事日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生态社会主义被广泛理解为一种重新界定左翼和政治生态主义未来的世界性现象,从而使得不同的地方、国家和区域的应对举措得以实施,最初的福利国家逐渐转型为生态国家。而从严格的生态社会主义视角来看,如果没有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的转型,绿色民主就不会成为现实。绿色民主的"敌人"不仅是资本主义模式的直接捍卫者,而且还包括各种后现代思潮中将其主要目标定位于超越"左—右"对立的那些人。在当代社会中,到处充斥着新自由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价值观,后现代民粹主义的兴起给绿色民主带来了新的挑战,因而,要想真正实现绿色民主,左翼力量就必须团结起来对抗这种现象,消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转型国家民主巩固的模式与道路探析

“第三波”民主转型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充满了艰辛与曲折,西方学者建构了“民主巩固学”用于分析这些转型民主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根据民主巩固理论可以将“第三波”转型国家的民主巩固模式区分为四种类型,并进一步根据民主巩固模式和转型国家的民主质量和水平将转型国家的民主发展道路划分为五种型式,即顺利发展型、持续增强型、反反复复型、持续停滞型和曲折倒退型.由于不同的民主巩固模式和民主发展道路实质上都是民主巩固诸要素的集合,因此,决定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因素是民主条件各因素的组合与互动的过程.     

韩国民主政治发展历程、特征及启示

二战后韩国的民主政治发展经历了两次重要政治转型,可相应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转型是1961年威权体制取代脆弱的民主政治体制,第二次转型是1987年威权体制被新的民主政治体制所取代。其发展进程曲折多变、跌宕起伏,展现的诸多规律特征,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对“阿拉伯之春”与中东民主化若干问题的思考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选择伊斯兰主义、军人干政、身份政治三个典型问题,分析它们对"阿拉伯之春"的影响。首先,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治转型表明,伊斯兰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伊斯兰主义既可以支持民主,也可以反对民主。其次,军人干政在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异常复杂,对其进行评价应客观具体。就本文选取的三个案例而言,军人干政的形式、程度和作用各不相同:在突尼斯,军队基本未干预民主转型;在埃及,军队对政治转型进行全程干预并且不断变换角色;在也门,军队部落化导致了政治转型碎片化。最后,本文研究了身份政治对阿拉伯国家民主化的复杂影响。在国家内部,身份政治是阿拉伯国家冲突性和竞争性政治的重要认同来源和社会机制。在地区范围内,广泛存在的泛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政治思潮,导致地区国家基于身份政治决定外交政策甚至干涉他国事务,导致某国的民主进程被外部干预阻断。总之,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异常复杂,不可一概而论。     

对西方民主困境的再思考

西方民主发展的政治进程事实上伴随着批判民主的传统,民主一直以来被看作坏东西。熊彼特对人民主权和选举的置换实现了民主的创造性转换,使得竞争性选举摇身一变成为了民主的本质。这种异化后的民主不仅丧失了民主的内核,而且导致了大多数第三波民主化转型国家的政治衰败,第三波民主化带来的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民主的回潮。西式民主"失败"有其内在逻辑,涉及民主与法治的矛盾、选民政治分裂与离心型民主政体的结合,以及多元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张力。为此,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就需要破除对民主的简单化认识,实现广泛参与的民主;加强法治建设,促进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基础上加强民主的实效。     

东南亚多国“民主僵持”

随着苏哈托、李光耀、马哈蒂尔等"强势"领导人退出政治舞台,以选举为重要特征的现代民主形式在东南亚地区的表现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具体,但各国的民主进程却依然暧昧多变。     

中东变局与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转型

中东变局是一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地区性政治与社会运动,既有共性特征,但在不同国家又有巨大的差异性;阿拉伯国家在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存在的积弊,是中东变局的根本原因,但也受到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民主变革和民主转型无疑构成了中东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阿拉伯国家均在进行民主转型和民主改革,但也面临诸多挑战。伊斯兰教、军人干政和地缘政治因素构成了影响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的核心因素。从伊斯兰教与民主转型的关系来看,教俗对立将继续困扰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同时温和伊斯兰力量也将探索伊斯兰特色的民主道路,伊斯兰与民主的关系将呈现多样化发展态势,并不断进行调整与重塑。从军人干政与民主转型的关系看,阿拉伯国家军人干政的消解需要经历从民主启动、民主巩固到民主运转的长期的历史过程,同时有赖于宗教与世俗关系经长期磨合互动后而走向正常化。从地缘政治与民主转型的关系看,阿拉伯国家内部复杂的宗教、教派和族群矛盾,阿拉伯国家间的矛盾、意识形态竞争和地区领导权的争夺以及西方大国的军事干涉和民主输出,都加剧了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的动荡。     

东欧的政治变迁——从剧变到转型

在过去30年间,东欧政治经历了一个异常曲折、动荡和艰辛的历程。自20世纪70年代起,东欧各国普遍陷入难以自拔的多重危机之中。始于1989年席卷整个地区的政治剧变之后,以"民主化"、"市场化"、"欧洲化"为目标的转型成为东欧各国政治发展的主旋律。经过20年的转型,无论就民主的巩固、市场经济的运转及融入欧洲的进程来看,整个地区次区域间的差距明显拉大,多样化无疑将继续主导东欧未来的政治发展。东欧近30年的政治变迁表明,如何让本土因素更好地主导未来的转型进程,是东欧各国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失灵”表现、原因及教训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全球民主化浪潮把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卷入民主化进程中,30多年过去了,这些民主转型国家大都出现了"民主化失灵"。造成"民主化失灵"的原因主要是这些国家违背民主发展客观规律,无视民主的客观条件,采取错误的民主策略和方式。我国的民主建设应吸取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失灵"教训,尊重民主发展的规律性,走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道路。     

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转型国家民主治理困境与挑战的对话

在政治学领域,民主转型一直是备受瞩目和争议的话题。透过转型国家喧嚣动荡的政治乱局洞察一波又一波民主化浪潮的实质,对于我们正确把握世界格局变化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向有着重大意义。那么,究竟应如何评价转型国家的治理现状与面临的挑战?部分国家转型失败的根源何在?在立宪民主、分权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参与民主等民主形式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如何理解民主与法治的关系?当前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路径是什么?为了加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本刊特约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杨光斌教授就转型国家民主治理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从华人政党到全民政党?——“安华事件”后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的政策转变

1998年"安华事件"打破了马来西亚族群政治的格局,从族群政治转向超族群的公民政治渐成潮流,并形成"两线制"新格局。为应对新形势,民主行动党突破华人政党的范围,及时作出重大政策调整,提出"世俗民主"的"第三条道路"政治路线,政策重点转向促进政治民主、社会开放、扩大公民自由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号召建立一个民主、公平与福利的国家。因此,它不仅获得大多数华人的支持,而且得到相当部分马印等族群的支持。然而,马来西亚族群政治根深蒂固,民主行动党从华人政党向全民政党的转型将是一个曲折的过程。     

"9·11事件"后美俄在中亚地区的较量

"9·11事件"之后,美国对阿富汗进行军事打击,中亚地区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骤然上升,美国借机实现了对中亚地区"军事介入"的历史性突破.俄罗斯在中亚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传统主导地位随之受到严重削弱.同时,中亚各国在奉行"大国平衡"外交政策的基础上,积极谋求自身的国家利益.     

当代中国建设“稳定型民主”的路径选择——发展中国家“民主乱象”引发的思考

"稳定型民主"是对向民主转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陷入"民主乱象"作出的回应。影响民主稳定的因素主要来自内部客观条件的不成熟和主观上民主化策略和方式的失当;西方国家推行输出民主战略是影响民主稳定的外部因素。建设中国特色的"稳定型民主"需要在坚持正确的民主发展观、解决贫富差距过大、完善国家现代政治制度、建立和谐的公民社会、培养健康的政治文化等方面作出努力。     

拉美国家民主巩固与转型的趋势及困境

拉美国家的民主虽起步时间较早,但发展历程异常曲折,经历了民主体制与考迪罗政治并存、民主政治与威权统治相互交替的漫长历史周期。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新一轮民主化进程推动了拉美国家由威权到民主的转型。在民主转型和巩固过程中,拉美国家的民主体制渐趋完善,政党运行规则日益清晰,政府体制趋于成熟,民主的多样性进一步发展。然而,拉美国家民主的深化遭遇巨大障碍,民主的质量亟待改善,民主巩固与转型仍面临许多困难。     

喜马拉雅南麓的民主洗礼

尽管这里的民主进程充满了坎坷,"毛派"在尼泊尔的胜利甚至可能引发一场政治地震,但是谁也不能忽视2008年春的这场民主洗礼给尼泊尔和不丹捎去的积极影响。     

菲律宾多党政治面临的挑战与民主的发展

本文首先对菲律宾传统的政治遗产以及这些遗产在多党政治民主巩固过程中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这主要是国家功能发育不全,市民社会虽有生气但过于好斗,经济增长缓慢,以及由此而加深的阶级、地区和宗教间的分裂。其次,后马科斯时代,民主巩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武装的社会运动及其政党从体制外制约着多党体制和国家体制民主化及制度化水平的提高。这些社会运动或政党声称自己代表被边缘化的部分,它们以武装斗争为后盾,干扰政治现代化的进程。自20世纪末以来,它们大都被融入了政治体制,参加了多党竞争和选举,成为整个民主过程的一部分。但由于保持着好斗的政治性格,因而也使菲律宾政党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分裂性。最后,从政党政治发展的视角来看,这一时期是菲律宾政党政治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存在着世界各国政党体制转型后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多党政治的制度化水平很低,尤其是由于菲律宾特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其多党体制的完善和制度化水平的提高特别困难。尽管按照经典的理论,政党的发展是政治现代化的主要支撑,但就目前菲律宾等国的情况来看,国家也需要发挥其强力作用,以促进政党和民主的进程。     

新加坡2011年大选与政治发展模式

在2011年大选中反对党的进展以及执政党、反对党和选民所表现出的选举理性,表明新加坡的政治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尽管新加坡仍具有威权主义的体制形式,但是其政治发展却表现出优质性民主的特质,这表现在民主化过程稳定而有序,政府管理的水平和效率较高,充分实现了体制所规定的民主权利,尽管其民主仍有待于发展.政治转型较晚而在权威主义体制内把民主发展到较高水平的原因是由其民主的主客观条件较为成熟、政治精英与民众共同推动民主化进程以及政治体制制度化水平较高等因素决定的.     

民主、民主化与美国民主的困境

冷战后,苏联东欧国家民主化、北非中东国家"阿拉伯之春"、美国政治极化代表了民主所面临的三种不同类型的问题与危机:民主与民主化、民主化与民主巩固、民主体制与现代治理。民主是一种目标,民主化是向这个目标转变的过程,民主巩固需要国家建构先于民主体制建构。美国当代民主体制的衰败是麦迪逊式共和体制与现代治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所致。因此,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的失败,民主体制与现代治理的矛盾,代表了当代民主发展的困境。"强政府与有效治理"成为全球性趋势。     

回溯民主“第三波”

在民主"第三波"进程中,相对于希腊、葡萄牙和阿根廷的革命式转型,政权的自我改良或通过谈判达成妥协的方式更为可取。后两类转型的典范首推西班牙和韩国,而巴西、智利两国由于国内军方相对强势,其民主转型分别拖延到1990年和1998年才最终完成。     

非洲左翼政党长期执政的挑战与政党转型

境外政党长期执政态势是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当代非洲在军人政权或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型过程中,形成了左翼政党长期执政的政治格局,这是非洲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持续发展的压力、政党格局的变动、系统腐败的延续、政治民主的滞后、西方民主的输入是非洲左翼政党长期执政的主要挑战。非洲左翼政党要保持和强化长期执政地位,必须实现向团结政党、廉洁政党、现代政党和开放政党的转型,成为引领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核心。长期执政具有"双刃剑"效应,以执政有效性和执政合法性为核心,实现向现代化执政党的转型,是长期执政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