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诈骗帮助取款行为的共犯认定

在电信诈骗案件中,根据帮助取款行为的不同情况,帮助取款者既可能构成电信诈骗犯罪的共犯,也可能独立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诈骗行为既遂的判断应采“失控说”的标准,在事前无通谋的情况下,帮助取款者在诈骗罪既遂之前取款的,应构成帮助犯,在既遂之后取款的,不能构成帮助犯。在电信诈骗帮助犯认识因素的判断中,只要求帮助取款者认识到所取款项可能来源于犯罪活动即可,不要求认识到犯罪种类和诈骗活动的具体细节。同时,电信诈骗帮助犯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存在诸多区别,不能将所有电信诈骗帮助取款行为均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     

网络电信诈骗犯罪帮助取款行为的定性——以两个文件存在的冲突为切入点

关于在网络电信诈骗犯罪中帮助取款行为,在《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两份文件中均有体现,但是二者对于帮助取款行为的认定存在冲突,表现为对"明知"的内容和程度的认定有差异、帮助取款行为的时间节点的认定不同、对诈骗罪既未遂标准判定不同。网络电信诈骗帮助取款行为定性的路径选择是:对"明知"内容和程度的认定进行类型化判断;对帮助取款行为介入的时间节点进行类型化划分;以"失控说"作为判断诈骗罪既未遂的标准。     

论电信诈骗外围帮助共犯的主观认定

电信诈骗外围帮助共犯的认定难归结于共犯主观明知的认定难。实践中,电信诈骗外围帮助共犯的主观认定,存在着过分关注"通谋"而忽视单向明知、"明知认定"多从言词证据突破而忽视行为表现、对共犯的主观明知程度的要求过高等误区。破解电信诈骗外围帮助共犯主观认定难,应遵循将共犯主观认定确定为概括性故意认识,根据异常行为认定主观的整体思路。电信诈骗外围帮助行为可以分划分为三类,应分别建立符合认知规律,与行为相适应的"主观明知"推定规则。     

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定罪量刑研究

当前,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背后又有许多帮助行为定罪困难。应结合刑法及其修正案九、2016年12月20日出台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法律法规,科学合理理清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定罪量刑的思路,严格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形成对该类诈骗犯罪全链条打击的高压态势。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司法认定难题及其破解——以Y省33个案例为分析样本

对近年来Y省33个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例的分析显示，Y省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化、隐蔽性特征显著。这是共同犯罪与犯罪明知认定困难的重要原因。对共同犯罪进行认定，涉及诈骗犯罪关联犯罪行为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行为的定性问题，情形较为复杂，视具体情形具体裁判。犯罪明知的认定应明确的是，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具体犯罪类型，只要其认识到自己在为犯罪提供帮助、支持，即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明知进而认定其应负刑事责任。     

当前电信诈骗犯罪的打击难点和对策

当前电信诈骗案件呈现诈骗手法逐步升级,作案手段更趋隐蔽,科技化程度越来越高,跨区跨境犯罪突出、诈骗犯罪团伙呈公司化的新特点.对其打击存在取证难、抓捕难、定性难、追赃难等问题,为此,,应从源头抓起,防止电信诈骗犯罪；全方位出击,打击电信诈骗犯罪；注重证据的收集运用,准确认定电信诈骗犯罪；会商境外警方,打击跨境、跨国电信诈骗犯罪,才能有效地打击电信诈骗犯罪活动.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定性的实证研究——以某市147份刑事判决书为样本

并非所有以电信网络诈骗形式出现的犯罪行为都应当定性为诈骗罪。对于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定性和处罚,司法实务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原因在于司法机关未能准确把握该类案件的罪数形态,也忽略了共犯故意和既遂形态的认定标准,最为关键的是没有清晰地识别侵害法益和进行法益位阶的合理排序,最终导致案件的定性结论不一。针对现阶段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定性存在的问题,应从侵害法益的识别、主观明知的推定、既遂标准的明确和罪数形态的把握等方面进行完善,以期对涉网型犯罪定性有所裨益。     

论中国大陆(内地)电信网络诈骗的司法应对

中国大陆(内地)的电信网络诈骗问题愈演愈烈,"徐玉玉"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成为共识。关于电信网络诈骗的定罪问题,因非法获取财物是犯罪目的,故通常首先涉嫌构成诈骗罪。同时,也要考虑犯罪竞合问题,在从一重罪处罚的原则下,妥当解决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信用卡诈骗罪等同类犯罪的区分,诈骗罪与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等关联(行为方式)犯罪的区分,诈骗罪与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纯正网络犯罪的区分。电信网络诈骗往往表现为共同犯罪或高级的犯罪集团,既要严格掌握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以及具体形态,也要依照规定解决共同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承担问题,准确体现从严打击精神。对于电信网络诈骗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共犯的意思联络、关联犯罪的明知等认定问题,要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理念,由客观证明主观,优化证明方法,合理运用推定制度。     

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疑难问题探析

传统刑法共同犯罪理论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出现诸多异化,对其共同犯罪认定主观上需具备"明知"或可以推定"明知",依照限制从属说观点,"明知"的内容不要求具体认识到他人实施的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程度;除事先存在共谋外,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应仅成立于本犯实行既遂前,至于犯罪既遂的认定应当区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采取诈骗模式的不同而准确认定行为人是否实际取得了财物。在平行式和分工式两种典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模式中,帮助犯承担责任范围存在差别,应辨别情形分别认定帮助犯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于平台经营者实施的严重脱逸社会相当性的中立帮助行为应予以限制性处罚。     

电信网络诈骗涉“两卡”犯罪的特点及侦查研究

抑制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发态势,必然要加强电信网络诈骗涉“两卡”犯罪的打击力度。通过梳理分析2020年1月—2023年3月31046份判决书,发现电信网络诈骗涉“两卡”犯罪存在发案数量大、涉案人员文化程度低以及线上线下交易并存等特征。结合侦查实践,分析侦查此类案件存在的困境,从加强阵地控制、强化大数据应用、全链条打击、全面收集证据四个方面提出侦查机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涉“两卡”犯罪的对策建议。     

电信网络诈骗关联行为的刑事司法认定

电信网络诈骗在我国刑法中不是独立罪名,而是诈骗犯罪的手段与目的行为所涉及的一种特别的、可类型化的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电信网络诈骗的链条化趋势使同一链条不同环节中的实行行为分别符合电信网络诈骗的上游犯罪和下游犯罪。故而,在刑事司法认定中应以犯罪链条为线索,对此类犯罪不仅要追根溯源还要考察犯罪的下游流向,明确电信网络诈骗关联行为的具体样态,从司法层面上准确认定关联行为的罪与非罪、罪名竞合关系以及共同犯罪等问题,在坚持全面"从严"治理刑事司法政策的同时,保障罪刑法定及刑法功能的实现。     

互联网视阈下合同诈骗罪的教义学回归

根据刑法教义学,利用合同实施网络诈骗犯罪,应当定性为合同诈骗罪.然而,司法实践却突破教义学的框架限制,将网络合同诈骗行为认定为诈骗罪.这一突破教义的现象,源于司法者对惩治电信网络诈骗"从严从快"刑事政策的误读."从严从快"刑事政策仅针对利用电信网络技术的普通诈骗罪,不能扩张适用于网络合同诈骗.在互联网场域中,利用合同实施网络诈骗行为的定性必须立基于刑法教义学的规范分析.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地区治理探析——以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为例

犯罪重点地区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对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第一批重点整治地区——茂名市电白区的电信诈骗犯罪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基础上,分析当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犯罪手法迭代迅速、诈骗剧本更新频繁,犯罪集团分工明确、组织程度相对较高,本地警方高压打击、诈骗集团外流明显等特点,进而提出当地政府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四条重要经验——以打开路、方针指引,大局意识、积极协外,电信管控、阻击犯罪,釜底抽薪、控制源头。茂名市电白区整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成功经验对于全国其他地区整治地域性犯罪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断卡”行动背景下的刑侦阵地控制措施

“两卡”犯罪是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的根源之一,已经成为影响人民群众幸福感的最大毒瘤。2020年10月10日起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断卡”行动是打击“两卡”犯罪、遏制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态势的重要举措。阵地控制作为最原始的刑侦三大基础措施之一,对打击“两卡”犯罪具有重要作用。“断卡”行动背景下,应厘清阵地控制的应用基础、应用范围、应用战法,充分利用阵地控制措施打击“两卡”犯罪。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协同治理机制探究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有由电信诈骗向网络诈骗转变、诈骗手法更新迅速、诈骗对象选择更加精准、犯罪上下游产业化链条化突出的特点。应当运用协同治理理论,从以下五个方面构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协同治理机制:发动多元主体广泛参与治理;充分发挥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公安机关强化侦查打击;强化行业治理压实主体责任;充分调动多方主体联动进行反诈骗宣传,以期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综合治理提供建议与思路。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防范研究——基于甘肃省受害群体特征分析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威胁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波及范围广、手段新、蔓延速度快,是公安机关当前要依法严厉打击的犯罪之一.但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规律、特点、作案手段和方法不断演变,我国现有的司法制度尚不能完全满足当前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需要.选取2020年4月至5月甘肃省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地域性职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其侦防对策研究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地域性职业犯罪,具体原因包括"互联网+"经济形态的发展,犯罪实施成本和犯罪机会成本低,传统侵财犯罪发生空间转移,犯罪亚文化的形成和传播。地域性职业犯罪特征包括:诈骗县、镇、村区域集中现象突出;作案手段呈现明显区域特色且相对稳定;犯罪过程分工精细,呈产业链形态分布。为有效侦查打击治理地域性职业电信网络诈骗,侦查部门要建立高危人群数据库,加强高危人口管控;推进信息流、资金流、人员流的"三流侦查法",建立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新机制;加大互联网刑事法制宣传;依法从严、全面和准确惩处地域性职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消除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土壤;铲除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黑色产业链;加大针对地域性职业犯罪群体开展相应预防措施的力度。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电信网络诈骗是一种有别于传统诈骗犯罪的新型犯罪行为,又称为“虚假信息诈骗”“通信诈骗”或“网络诈骗”,同时也被形象地称为“钓鱼诈骗”。在司法实践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出取证难、缴赃难、定性难、惩治难的特点。针对这些治理疑难点,应当加强刑事司法体系建设,营造良好司法氛围;健全电信诈骗法律法规,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构建社会联动作战体系,提升联合作战能力;提升防控技术水平,加强自身硬实力;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疑难问题研究

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相关司法解释作出了专门规定,但不少问题仍存有争议。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相关疑难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社会各界对相关法律问题达成共识,从而更加有力地打击此类犯罪。     

论电信诈骗案件的侦查难点及对策

近年来,随着手机、互联网等通信工具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电信诈骗犯罪呈持续高发态势,给人民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当前,电信诈骗案件呈现出犯罪集团化、作案手段更趋隐蔽化等新趋势,公安机关打击中存在定性难、取证难、追逃难、追缴涉案资金难等侦查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