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问题——兼评欧盟的文化政策及其意向

一、关于认同的一般探讨 认同是与人类社会相始终的、人类所特有的认知方式和结果。汉语“认同”一词通常表达了英文中“identification”和“identity”两词的联合意义。“identification”是指人类从自身出发,经过与他者的参照、比较,最终观照自身的认知过程和方式,而     

台湾公务员分配正义影响组织认同、离职意向、组织承诺之因果模式分析

1990年后心理学家对组织认同的议题，开始有较为广泛的研究。一般来说，将组织认同界定为对组织的归属认知，亦即个人以组织成员的身分定义自我的一种状态，或一种属于群体的知觉。而对于这个议题有较为广泛研究的原因，是认为组织认同对工作绩效与成果是有绝对、正向的影响。部分研究认为组织认同有降低人事流动的倾向，而对于角色外行为和工作满意度具有正向的影响。尤其近年来台湾整体公务环境产生变革，诸多有关公务员工作环境、个人福利议题受到关注，如“八五制”执行、3％丙等考绩规划，都将影响公务员心理感受与认知，包含心理的组织认同。以前只要服务年资25年、年满50岁，就可以申请退休，但新制将改为“八五制”，年满60岁、服务年资需满25年，才能申请退休。2010年台湾铨叙部门公务人员考绩法修正草案主要内容包含：考评以工作绩效为核心；拉大考绩等次奖励差距；明定不适任者之退场机制等。     

伊斯兰文化的和平思想

伊斯兰文化对于“和平”的认同 在中国人的认识中，阿拉伯民族是一个尊崇和平的民族，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是一位传播和平思想的先知，和平理论是伊斯兰教思想的根本。《古兰经》中这类经文很多，而且穆斯林每天都在理解、省悟“和平”的理念，平日见面时的寒暄语也离不开“和平”的问候。     

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与认同

随着冷战的结束 ,国际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出现了新的因素 ,因此仅仅从权力理论和经济发展不平衡角度去认识当今世界的格局是不够的 ,应当考虑“文化因素”。冷战后的世界 ,权力因素依然重要 ,但权力的重要性与过去相比却有所下降 ,文化的因素在国际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日渐加大。就是说 ,“文化”更多地被作为一种国家实力加以考虑。文化一般有“整合”和“认同”的功能。“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也是整合文化、共建群体文化意识和价值参照系统的过程 ,是国内人们对共同体形成“文化认同”的过程。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 ,其力量的凝聚不仅需要资源、体制和权力作为保障 ,而且更需要精神的整合。因此 ,这使国际关系学者们重新思考世界事务中“文化”和“认同”的理论地位。     

认知暴力

“认知暴力”这个词是美国后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在《三个女性文本和一种帝国主义批判》这篇文章提出、并在其后的著作中经常提及的,它比较集中地表达了斯皮瓦克对帝国主义殖民话语的批判。在斯皮瓦克的使用中“,认知暴力”指帝国主义以科学、普遍真理和宗教救赎这样的话语形式对殖民地文化进行排斥和重新塑造的行为。一方面,这种方式配合了帝国主义对前殖民地的政治和军事占领,为其辩护,并且使这种赤裸裸的暴力合法化;另一方面,也使得殖民地人民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失去了表达自身独特经验的可能性,从而被迫处于依附状态。帝国主义对前…     

中国人权的东西方对话与价值认同

期有赴加拿大、德国、法国等，国的出访任务，每每免不了要做“人权对话”，要对相关问题做相对系统的研究和思考，由此，也形成了一些观点和认识，主要的看法是：中国人权的保护与发展的东西方认同，既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认知问题，解决后一方面问题，需要“智慧”，要进行哲学思考。     

中国外交需要彰显文化内涵

文化作为思维方式影响着国家的外交行为，一国对外形象和对外态度的被接纳和受欢迎程度则取决于行为体的文化内涵或者说价值观，而“国家利益来自国家特性”。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活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的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     

台湾省客家族群政治文化特性分析

“族群”这一名词是划分当代台湾社会群体的重要概念，而台湾学术界所谓的“族群”概念的真正义涵应该是指政治社会学中的“社群”概念，本文的“族群”概念所指涉的实际上就是“社群”。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台湾形成了以汉族与原住民、福佬人与客家人、以及本省人与外省人三对矛盾关系为主轴的族群政治，成为影响当代台湾政治发展的重要变量。其中，客家人作为台湾汉人和本省人的一部分，人口大约有400万人，约占台湾人口总数的15％，是仅次于福佬人的第二大族群。在台湾地区政治文化结构中，客家人的政治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而特殊的亚文化结构。在汉人与原住民这对矛盾关系中，客家人对原住民的态度倾向有别于其他汉族族群，因为客家人和原住民有着同样的“弱势族群”认知。在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关系中，客家人与外省人的矛盾关系也不如福佬人与外省人的矛盾关系那样尖锐；在客家人与福佬人这对关系里，客家人更是以对抗性的族群面貌存在，在过去几百年中，客家人与福佬人形成了一种难以化解的矛盾情结。根据比较政治学理论，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是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本文拟从这三个不同层面，结合相关的族群理论，对客家族群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特点及其对台湾政局的影响进行初步的探讨。     

近二十年来台湾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论略

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外有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政治角度或其他角度提出诸如“解构中国”、“认同危机”、“民族认同危机”、“文化认同危机”等理论与术语。与此相应的是，台湾学术界逐步开展“民族认同”与民族主义研究，并取得一些成果。随着1987年解除“戒严”，“党禁”、“报禁”的逐步开放，以及1991年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台湾的政治气氛日益松动活跃，     

两岸文化研究的盲点

当前在两岸文化与文化认同的研究中存在一些概念问题与理论问题，一般的文章对这些概念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说法，然而作为学术研究，如果缺乏一定的规范，结果只能各说各话，无法交集，也就无法辨别什么是正确的看法。本文试图针对学术界有关文化、文化认同以及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关系等问题存在的盲点，即容易被忽视的地方，发表自己的意见，提供讨论。     

台湾“年轻世代”国家认同的现状及成因分析

受两岸关系历史和台湾现实政治的影响，国家认同逐渐演变为台湾社会分歧最为严重的问题。随着时间与形势的发展，在这一问题上，相较之前同一世代内部分歧显著而言，当前台湾“年轻世代”的国家认同对象渐趋一致，逐渐从“中国认同”转为“台湾认同”。     

以"中庸"观科技

“中庸”既是一种伦理学说，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思想方法和行亨原则，它注重的是内心之“中”与外在之“节”的精确契合，以达到“和”的目的；科技是科学和技术的结合体，两者有不同的内涵，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是一种“纯”知识；技术则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应用的知识，对整个人类而言，技术既是主体彰显自我的力量的象征，也是自我毁灭的力量，这是技术的二元性决定的；因此，致中和，恰到好处，追求“中道”，内外协调，保持平衡，这种思维方式与行事原则在人类追求科学及其技术应用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对邓小平同志丰富和发展和平共处原则的一些认识

一、总结国际关系实践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具有强大生命力半个世纪前 ,中国首先提出并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这是 2 0世纪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创举 ,它对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五十年来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了历史风云的考验 ,得到了国际广泛认同。 1984年 10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 ,强调指出 :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 ,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认为 :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 ,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 ,“集团政治”方式 ,“势力范围…     

增进一中框架共同认知 巩固深化政治互信基础

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巩固与扩大政治认同与互信基础,是两岸关系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根本保证与前提。海峡两岸应戮力同心,“增进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不断凝聚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共同认知,巩固深化政治互信基础,维护与发展两岸关系得来不易的大好局面。     

美国视中国为“主要威胁”的思想溯源和理论依据

为了维护霸权地位并延缓自身衰落，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和“安全威胁”，推行所谓“全政府”和“综合威慑”的对华战略。准确认识美国的对华错误认知，需要把握其哲学思想、历史观、世界观以及战略理论等思想根源。美国根深蒂固的“天命论”和“盎格鲁-撒克逊优越论”及对丛林法则的信奉，导致其形成了唯美国独尊的历史观，建立了固执己见的当代史观和自恋式的未来史观。美国从零和博弈和二元对立思维出发，形成了偏执地树立假想敌的政治安全观和“重利薄义”的对外关系理念。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本质上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并在当前的背景下加速了其自身的衰落，将中美关系推向竞争甚至对抗。中美关系影响世界的未来走向，和平共处应是中美两国基本的相处之道。中国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全方位、综合性地应对和塑造中美关系，在物质和精神、实践和理论、战略和政策等多层面与美国进行建设性互动。     

两岸大交流背景下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研究

近年来两岸关系已步入和平发展新时期并且在诸多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但由于受到岛内政治、文化教育、两岸关系、国际政治与青年自身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两岸大交流背景下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仍然呈现出“去中国化”与“台湾化”的现状,对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国家和平统一将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未来两岸双方应继续深化两岸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领域的交流合作,以建构“双重认同”作为化解台湾青年“中国认同”危机的基本路径,在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中重新建构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     

浅析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选民投票行为的政党认同取向

政党认同取向是指选民以其政党认同而非其它变量为主要或唯一投票取向，是政治学理论中研究选民投票行为的主要理论模型之一。对实行西方直接选举制度的台湾地区来讲。选民在自1996年以来的四次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大选”）投票时表现出的强烈政党认同取向，与台湾地区特殊的省籍结构、族群矛盾和统“独”认同密切相关，是台湾“大选”选民投票行为的重要取向。     

当代台湾民众“国家认同”透视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民众在“国家认同”上，出现空前的混乱局面。当前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而这种多元化特征仍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国家认同”的分歧、对立甚至冲突构成当代台湾政治的最大特征，进而影响和决定台湾民众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政党认同和统“独’’认同。     

与什么“国际”接轨？

“与国际接轨”是近年来颇为流行、叫得最响的一个词。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为了“与国际接轨”，全国各地一批又一批、五花八门的出国“考察团”派出去了……     

暴力文化与未成年人暴力犯罪

人类创造了文化，同时文化也塑造了人类。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现象，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即人从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就和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人的意识、观念、动机与行为，无一不打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环境的文化烙印。而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犯罪现象也无一不打上时代和环境的文化烙印。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