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伦理学——翻译伦理研究的未来之路

自贝尔曼以来,翻译伦理成为翻译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学派,但短暂的繁荣之后,翻译伦理研究进入了相对的低谷期,近年未能出现重大突破和新的理论建树。分析现有的主流翻译伦理研究与思想,可以发现它们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研究对象、内涵与方法缺乏统一性,各研究未形成合力。作为伦理学的特殊分支,翻译伦理可以从伦理学学科发展、架构、概念和研究方法中汲取营养,构建翻译伦理研究的整体框架,即从元翻译伦理、规范翻译伦理和美德翻译伦理三个方面描述翻译伦理研究的全貌,确定翻译伦理研究的对象、内涵和逻辑方法。     

风正一帆悬——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伦理底蕴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基于公共文化视角的政治伦理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伦理价值指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观的基础性工作就是要强化公众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伦理底蕴,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极强的现实价值。     

从国家伦理角度反思全球变暖及其应对措施

全球变暖是人类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各个国家在全球变暖责任的承担上始终无法达成共识,这是国家伦理的缺失。国家伦理是国家作为一个主体对其全体国民及其他国家、整个国际社会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伦理关怀,具有国际国内两个维度。我们需要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建构国家伦理,为国家间实现责任共担奠定共同道德根基。并以此为前提,积极寻找应对措施,如绿色气候资金机制的建立及实施,国际环境法律治理委员会的成立,低碳经济的发展及清洁能源的开发等。     

人格的私法构造——以“伦理人”的历史演进为视角简

人格突破民法、超越宪法,是一个伦理概念。伦理人的演进主导了人格的发展。罗马法上的身份与伦理人无关,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人格。伦理人移植于近代私法后,以权利能力为工具演化出权利主体、人格权两个概念。现代私法则完成了主体的具体化、人格权立法的独立,并导致了伦理人格的入宪。私法人格具有“四元”结构：作为技术人格的权利能力,作为法律人格的法律主体,作为事实人格的人格权,蕴含伦理人格的人之尊严条款。     

国家伦理视域下警察制度的性质探究——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国家伦理是国家身为存在实体一定要具备伦理规范的论断,即所有的现代国家并非是由于特定个体或团体取得了统治社会上其他人的强力而被称之为国家,如同一只学会了说人话的鹦鹉如何也不能称为"人"一样,缺少国家伦理的"血肉"的任何系统也不能称之为国家。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形式,其统治内容是履行公共职能,国家的阶级、社会二重性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国家伦理的全部内容,并保证国家发展历史的最终方向,国家伦理也在矛盾运动中回归到"客观善",这就构成了国家运动的全部过程。在国家的整个运动过程中,警察制度是和平年代国家运动中最活跃的部分,鲜明体现了矛盾运动的性质和特点。因此,研究国家伦理视域下警察制度的性质对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人民警察的地位具有重大意义。     

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研究的新视角——简评《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国家伦理与市民社会伦理的视角》

对于公民道德建设的探究．无论在西方还是在我国现阶段,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至今己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很难创新。张博颖博士、研究员的新著《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国家伦理与市民社会伦理的视角》,从国家伦理与市民社会伦理的角度对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研究作出了新的尝试．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论现代社会之原始发生的伦理性质与伦理基础

社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社会乃指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广阔空间。研究狭义社会的原始发生旨在呈现其内在的事实逻辑和价值逻辑,同时也指明其正常运行的伦理基础。我们的论题仅限于当代中国社会之原始发生及其运行逻辑,借助现代社会的原始发生见出当代中国社会的发生轨迹,探索生成一个良序社会所需要的制度和法律基础,并为这个良序社会进行伦理基础的奠基。这种思索路径就决定了关于社会之伦理学沉思的三个维度,第一个是生成现代社会之于个体、组织和类的哲学人类学意义;第二个是对当代中国社会之原始发生的伦理前提的考察;第三个是,一个良序运转的社会需要怎样的伦理基础。作为一个合题,就是要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进行伦理辩护和伦理基础的建基。     

略论西方国家行政官员的德性

在西方国家,19世纪8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行政伦理这个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水门事件”爆发,使西方学者对行政伦理问题的研究达到新的阶段。行政官员德性是众多学者在研究行政伦理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他们认为行政官员是否拥有平等、正义、勇气和良心等德性,对于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     

政治伦理视野中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在政治伦理的视野下,执政能力建设是一个建立在良好政治道德基础上的行使、维护、巩固国家权力的本领和能力,其终极目标指向是建立一个共同的“善”的国家。因此,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加强党的政治伦理建设,在党的政治伦理的指导下进行执政能力建设。     

论教育的伦理价值

教育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自由是教育的基本伦理价值,向善是教育的核心伦理价值,幸福是教育的重要伦理价值。探求教育的伦理价值,目的在于为教育学和伦理学联姻,为两学科的交叉发展、为教育学在价值问题上的研究提供一个很好的视角,以促进教育学的深度发展。     

公正：现代行政的核心理念

公正是伦理学的核心范畴。政府行政只有恪守公正的行政伦理,才能促进社会公正的实现,才能维护和增进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     

法律职业调控机制与法律职业者的境界

现代社会法治的确立以及法律作用的扩展和增强 ,使法律职业变得越加重要。为使法律职业主体体系———由法官、检察官、律师构成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切实发挥其推进法治、实现和维护社会公正的使命 ,必须建立相应的完善的调控机制 ,确保法律职业活动的合法性、合伦理性。完整的法律职业调控机制是由法律、法律职业伦理和法律职业道德三个不同层面的调控机制构成的调控体系。与此相应 ,法律职业者的职业境界也包括了三个不同的层次———法律境界、伦理境界和道德境界。任何一个法律职业者都应当而且必须超越法律境界 ,达至伦理境界 ,并在道德境界中无限提升。     

信息时代的国家主权

在信息时代,信息主权成为国家主权的新领域,国家主权行使的范围和空间不断扩大,同时,国家主权在外部受到信息霸权、网络恐怖主义的挑战,在内部受到地方政府、企业和公民的制约。为维护信息时代的国家主权,中国需要采取发展信息技术、加强信息网络管理、完善信息法律法规、构建信息伦理、推动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等措施。     

从先秦到两汉中国复仇伦理的转变

复仇行为的基础是西周以来的忠孝伦理观,复父之仇与复君之仇被认为是孝与忠的体现,因此受到表彰。先秦到两汉之际,中国的复仇伦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开始由绝对主义向相对主义转变,国家本位代替了家族本位,强调忠高于孝,严禁向君主复仇。出现这种转变,是因为统一中央集权的建立,国家法制的逐渐完备,以及两汉经学争鸣的结果。     

试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行政伦理重塑

行政伦理道德建设为社会的和谐提供伦理基础和道德保障。治理行政伦理失范、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必须坚持正确价值取向,深化改革,转变职能,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加快行政伦理立法,加强行政组织文化建设。打造服务为导向的有限政府。同时,健全和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加强行政伦理道德教育,完善行政人员道德人格,以求重塑行政伦理的价值规范,构建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行政伦理道德体系。     

法律亚权利基本问题研究

权利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体系。在法律体系上,对待权利问题我们常常思维格式化,总是忘却习惯权利和道德权利的存在,常常只承认国家制定法即认为国家制定法是全部的法律,不仅排斥了大量的习惯法而且还否定了社会和文化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与国家法律的相容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关系中,法律亚权利与主导的法律权利是可以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甚至互相转换的。     

官方舆论与依法治国－晚清中央机关“清议”群体现象个案分析

管理国家要求德治和法治相互配合。官方舆论属于德治范畴。清流派清议代表了晚清官方舆论 ,它的伦理思想体系是儒家道德规范。清流派以实际行动在实践着他们一贯坚持的官方舆论 (德治 )与以大清律例为准绳办案 (法治 )二者并重的主张。其官方舆论披露了官吏营私这个吏治腐败的焦点问题 ,通过 5个重大案例又反映出官方舆论在依法办案、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     

现代性消费伦理的演变与生态消费伦理的提出

现代性消费伦理是一种极度应享性消费伦理,其实质是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在消费领域中的体现,由它主导的消费方式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巨大的威胁。超越现代性消费伦理,倡导生态消费伦理,是人全面、自由发展和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     

传媒伦理论纲

传媒伦理是指在传媒生活共同体中所蕴含和活跃着的社会成员的道德意识、道德活动、道德品格及其所遵循的道德准则的总和,是一种公共性伦理、导向性伦理和综合性伦理。确立传媒伦理合理性和应然性的依据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传媒诚信、传媒清廉、传媒公正是传媒伦理的基本准则。传媒伦理的调控要依赖于监督机制、教育机制和自律机制的综合作用。     

荒政之行政伦理与传统国家（State）公共价值生成——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就传统国家公共价值生成所必需的＂制度设计＂而论,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如荒政——之所以是传统国家公共价值生成之路径依赖,其根因即在于此类公共行政内在之行政伦理能够转换为公共价值。此行政伦理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传统国家能够生成公共价值及其官僚体制能依此价值实现演进之内在道德根据。在学理上,它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