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幸福感与满意度的广东公众幸福指数实证研究

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指标。将幸福定义于主观范畴,利用幸福感和满意度等9项指标测量广东公众的幸福指数,并分析其主要特点,得到的测量结果是:2010年度广东公众幸福指数均值为60.79,其中幸福感为69.38,满意度仅为52.21;经济发展水平与公众收入对幸福指数有一定影响;公众背景对幸福感评分影响较大,对满意度评分影响较小。     

公众幸福指数实证研究——基于2011—2014年广东省的抽样调查

幸福指数是衡量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国民幸福核算体系的基础。将幸福定义于主观范畴，利用幸福感和满意度等10项指标，对广东省公众大样本量连续测量的结果表明，2010-2013年，广东公众幸福指数（均值）为61．745，年度小幅递增，其中幸福感（均值）为70．34，满意度（均值）仅为53．14。同时，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公众收入对幸福指数有较大影响；公众背景对幸福感影响较大，对满意度影响较小。基于环境资源容量及公共服务的有限性、公众欲望的无限性，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及公共政策的价值演变，从GDP导向、满意度导向到幸福指数导向具有客观必然性。     

国民幸福指数与政府施政目标

国民幸福指数近年来正成为政府施政目标的新追求，从中央到地方，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已成为共识。幸福虽是一种主观体验，但幸福指数反映的是一种社会事实，因而它是可以客观测量的。在多维度的幸福指数指标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施政目标中应着力实现的重要指标。     

构建幸福广东的理论与现实思考

在分析幸福广东的涵义基础上，强调幸福广东的内涵多维性和跨学科性，提出幸福广东建设面临诸多问题，包括凝聚幸福广东的共识、幸福指数制定与考核机制以及相关的政治、社会以及经济体制改革。最后提出建设幸福广东的一些基本原则。     

统一战线在建设幸福广东中的路径探析

幸福广东作为当前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目标,是一个经济发达、公平正义、文化繁荣、生态文明的社会发展状态。统一战线在建设幸福广东中大有作为,其主要路径为:发挥统一战线的经济资源优势,为建设幸福广东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加强统一战线的多党合作制建设,为建设幸福广东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利用统一战线的文化资源优势,为建设幸福广东提供丰厚的文化底蕴;挖掘统一战线的环境资源优势,为建设幸福广东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马克思的劳动幸福观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的幸福观是一种劳动幸福论。他认为唯有"自由自觉"的劳动才是人类幸福的唯一源泉。幸福是社会整体良好状态的体现,是人们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基本特征,而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异化劳动",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不是幸福,反而是痛苦。另外,马克思的幸福论也是一种全人类的幸福观,也就是幸福并不仅仅指个人的幸福,而是全人类的幸福。     

中国梦语境下的民生幸福探究

民生意指人民群众的生存、生计与生活。马克思的幸福思想成为中国梦的理论基础,中国梦成为马克思主义民生幸福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内容。民生幸福则表达着中国梦"至善"的追求境界,成为中国梦的旨归,中国梦与民生幸福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追求民生幸福、实现中国梦的科学路径在于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和谐建设、精神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民生幸福的伦理基础

社会和谐,民生为大;民生问题,幸福为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已经从经济发展提升到增进民生幸福的高级层面,发展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人的幸福。伦理道德作为一种应该和正当的规范意识和行动指令,可以说本身就内含有民生与幸福的因子。人道、民主、公平的伦理原则应成为民生幸福发展必须坚持的基本伦理立场。     

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与国民幸福的关联性研究——以江苏为例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非经济因素对于幸福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江苏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与国民幸福感的关联性出现三种走势：总体呈现“同步”趋势；局部出现“滞步”现象；个别方面存在“异步”症候。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打造幸福社会，必须高度重视非经济因素对国民幸福的影响作用。     

密尔功利主义幸福论浅析

功利主义伦理学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最高道德原则,密尔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证.密尔在其论证中论述了有关"什么是幸福"、"什么人可以获得幸福"、"怎样获得幸福"以及"个人幸福与公共幸福的关系"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今天对我们仍有诸多的借鉴和启示.     

价值理性限度与“新伦理本体境界”的体验发生——当代中国“富裕社会”的幸福观何以可能

幸福问题在当代中国的再度勃兴有其现实存在论根据和学术背景。当代中国以"公益民生"为本位的"幸福中国"执政理念和诉求愿景,无论是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还是伦理学意义上,都要求人们在学理上先行厘定或澄明"道德——幸福——社会结构"的关系问题。当代中国"富裕社会"的幸福观建构,理当基于"价值理性之限度"(指对终极价值的认可与接受程度)立场并面向"新伦理本体境界"(指对以财富和富裕为价值优位的正视,但并不等于价值上的全部认可)的体验发生,也即分配正义视野下综合考察幸福与客观物质世界、与人类行为、与行为对所在社会的加权影响等的深生态阈关系。对幸福满意度或幸福指数的厘定,须臾也不能脱离道德与社会结构的双向调适,只是后者(指社会结构)的调适更具有基础地位或者在逻辑上优先于前者。     

论幸福指数的度量指标

幸福指数的度量指标决定了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人们的幸福感。幸福指数可分为三类指标,即幸福经济、幸福政治和幸福文化。幸福政治、幸福文化、幸福经济共同决定了人们的幸福感,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人民幸福与政府责任

幸福和尊严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幸福不仅与主体自身状况密切相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客观社会条件的影响，而这些幸福的条件的保障与供给，政府的角色都不可或缺，都负有重大的责任。为人民的幸福生活创造外部条件，努力让人民获得更大的幸福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论密尔的最大幸福原则

在西方伦理学中,幸福是个重要的伦理范畴。英国近代功利主义思想家密尔继承、发展了边沁功利主义幸福论,修正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他的最大幸福原则。首先,通过幸福是可欲的推导出普遍幸福是可欲的,得出幸福是唯一可欲的结论。其次,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处理、人的社会情感两方面论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实现的可能性。     

幸福是一种感觉--从学习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谈起

本文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基准,对传统"幸福"一词的概念界定提出了质疑.认为幸福是一种感觉.它由浅入深分两个层次,从一般层面上讲,它是一种心理学概念,而非物理学概念.幸福与否,完全取决于人对幸福定位的感觉把握上,感觉好就是幸福,感觉不好就是不幸福.但好的感觉从何而来呢?此有赖于更深层次的探究,它是一个伴随人的生命旅程囊括心理、生理、社会和哲学等多门学科的复杂系统.     

GDP之痛与幸福指数的提升

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幸福而绝不是物质本身。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在"GDP崇拜"下,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环境的破坏、公平缺失、贫富差距加剧,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沦丧、法治的滞后以及管理的缺位。提升民众幸福指数就是要将原来追求的"GDP至上"转向更多元的评价标准,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追求人民的幸福生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能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才能让人民群众活得更有尊严;而实现"中国梦",建设美丽中国,使藏富于民得以成真,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夯实法治根基。     

论警察的职业幸福

警察职业幸福是警察在职业活动中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和潜能发挥所体验的满足与愉悦.警察职业幸福是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统一,自我实现和无私奉献的统一,劳动创造与成果享受的统一.造成目前警察职业幸福感缺失的主要原因是"谋生手段"的警察职业观阻碍了警察对高层次精神幸福的追求,角色冲突导致警察职业认同感下降,过度繁重的工作妨碍了警察对职业幸福感的体验,管理制度的刚性化与警察个体发展自主性的矛盾扭曲了警察对职业幸福的获取.提升警察职业幸福的途径:一是丰富警察职业的幸福资源;二是提升警察职业幸福能力,让警察做一个幸福的警察.     

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幸福理念探析

以幸福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终极目的，以普遍幸福作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终极目的原则和理念，理由更充分。普遍幸福则是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价值理念和价值原则。人民幸福就是社会成员普遍幸福，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价值理念所蕴涵的幸福思想主要是关于全面建设及建成小康社会发展阶段的人民幸福实现理论，为正确解决我国现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幸福实现所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提供了基本思路和对策，更富有现实针对性和操作性。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很大的目的性和价值性就是实现人民的幸福。科学发展观以人民为本的幸福观和“中国梦”蕴含的“人民幸福”思想之间有着内在关联，后者是前者的充分体现和重要发挥。科学发展观及“中国梦”所阐释的幸福理念具有特定的实践基础，都反映了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对于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巨大改变和影响。     

促进宏观国民幸福的财政考量

幸福是人们对客观现实生活满意程度的主观心理体验,具有一时性、多变性等特征。这使幸福指数化的实践努力受到削弱。相比而言,从宏观层面研究影响全体国民幸福的主体要素并以此来指导政府财政行为,则更有助于幸福生活的实现。故可通过对已有国民幸福指标体系的归纳,再结合财政支出的具体统计指标来构建能有效促进宏观国民幸福的财政考量指标体系,从而促使以财政为核心的政府行为从实现经济增长的单一目标转变为保证经济发展、关注生活伦理与创建和谐环境的多目标体系。     

人性假设与幸福激励

幸福是个人和社会共同建设的系统工程,良好的幸福激励本身就是激发人的潜能发展、实现个人幸福的外在机制。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主人假设、创新人假设分别相对应的生理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体现了个人追求幸福的全过程,也内蕴着一个以人为本的幸福激励模式。和谐社会的发展,需要建立与时俱进的幸福激励体制,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自主性、创新性,使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具体化和现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