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009年《个人消费者金融保护署法案》及其对我国金融监管法制的启示

为应对金融危机,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预防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奥巴马政府酝酿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进行彻底改革,其改革方案的核心就是设立个人消费者金融保护署。对于金融监管法律存在诸多缺陷、金融消费者权利保障不到位以及没有构建应对系统性风险的我国金融法律制度来说,美国2009年《个人消费者金融保护署法案》在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及存在系统性风险金融产品及服务监管方面是一个可以借鉴的“他山之石”。     

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的改革——美国金融改革法案带来的启示

金融控股公司被视为金融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过渡的一种金融组织形式。目前,国外大型金融集团多采用金融控股公司这种形式。由于我国的金融监管制度是针对分业经营设计的,因此,虽然我国大型金融控股公司不在少数,但目前尚无一部法律对其做出系统性规范,无法有效监测、防范和控制金融控股公司带来的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在美国金融改革法案出台的背景下,本文从监管模式和机构角度对我国现有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制度进行审视并提出完善建议。     

金融自由化条件下的金融监管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金融自由化不但没有否定金融监管的基础，还强化了金融监管的现实性和必要性，但金融自由化却使传统金融监管手段陷入了困境，为了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促进金融业的发展，金融监管在监管技术，监管经验，监管模式，监管机制及国际协调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美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监管改革方案及其启示

2009年6月18日,美国政府发布题为"金融规制改革:新基石"的金融改革方案,2009年7月22日,美国政府向美国国会递交"2009年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议案,对前者进行补充和完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包括的主要内容有:改革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并表监管,建立金融市场的全面监管体系,加强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保护,提高国际监管标准和加强国际合作.美国的金融改革方案对我国银行监管、金融市场监管、金融创新及消费者保护等方面均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新自由主义、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体制之变革

新自由主义理念支配下的华尔街金融创新日新月异,金融市场"高度繁荣"。受此影响,监管领域出现了反监管思潮,其逻辑后果便是市场与政府(监管)出现双重失灵,金融危机爆发并蔓延。美国金融监管权力配置的欠缺导致监管冲突与监管真空;监管成本与监管收益不匹配;监管部门组成人员配置不合理。在全球金融体制风云变幻的今天,汲取美国教训、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应重点关注:信守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之市场永恒价值真谛;建立宏观审慎监管体制以应对系统性风险;通过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完善金融机构治理;构建对监管者之"监管"制度;重点监管民间金融和影子银行系统。     

金融危机下有关金融监管的思索

在金融自由化的情势下,传统的金融监管体制已不能全面解决风险监管中的问题,这显然不符合有效金融监管的要求。金融法律监管的国际化是完善一国金融监管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在现阶段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更需要我们思索如何加强金融的法律监管。     

美国金融改革方案对金融监管模式与机构的改革

这场金融危机发生前,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是以"双线多头"监管为最大特色的伞形金融监管模式.美国总结这场金融危机教训,在联邦层面对金融监管模式与机构设置的改革主要是:扩大美联储的权力,特别是由其对一级金融控股公司实行并表监管;由现有和增设的职能监管机构对各自职能领域实行职能监管;增设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对金融消费者实行定向保护监管;由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进行协调和监督.美国这次金融改革的一些方面,特别是对金融控股公司实行实质并表监管值得我国借鉴.     

论金融衍生交易风险的政府监管

金融衍生工具市场是从传统金融市场中衍生而来的新兴市场,其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根源.20世纪70年代后,在规避市场风险,促进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同时,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几乎与金融衍生工具有着直接的联系.有鉴于此,各国金融监管机构、金融衍生工具经营机构都把对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监管作为一项崭新的研究课题.研究各国金融衍生工具市场法律监管体系,并对我国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监管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提出意见和建议.     

后危机时代下国际金融监管法律规制比较研究——兼及对我国之启示

后危机时代下,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主要任务开始由采取短期政策措施以遏制危机蔓延和深化转向金融监管立法制度改革,以此修复现行金融监管体系的根本性缺陷。美英及欧盟世界三大经济体先后颁布多项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折射出国际金融监管立法改革的新动向。其中加强系统性风险监管和加大金融消费者保护力度成为改革重点。为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突出解决系统性风险监管薄弱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缺失提供了借鉴。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国际法制构建与中国回应

作为金融市场的一类特殊参与主体,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s)具有负外部性,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与巨大政府救助成本。在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体制之下,SIFIs的负外部性得不到充分处置,由此导致金融体系乃至实体经济的稳定受到严重威胁,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传统金融监管法制的重大缺陷。在后危机时代,国际社会正在力图构建新型法制,对SIFIs实施专门监管,以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和危机。新型监管法制的构建围绕SIFIs的合理识别、强化监管以及有效处置这三个方面展开。我国应积极参与SIFIs监管的国际法制构建工作,同时积极构建与我国金融业现实情况相符的对SIFIs监管的国内法律制度。     

《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述评

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因监管失利对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预防所谓大而不倒(Too-Big-To-Fail)的超级金融机构经营失败而引发新的系统性危机,同时,为了保证充分的信息披露、保护消费者免受金融欺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Act),核心内容包括设立消费者保护局、限制金融衍生产品的业务和沃尔克法则。该法案的内容对我国金融监管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对影子银行加强监管的国际金融法制改革

2008年金融危机的产生与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影子银行的崩溃密不可分。在后危机时代,国际社会金融监管改革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即是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美欧等发达金融体已纷纷采取多种改革办法加强对其监管。以金融稳定理事会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亦对影子银行监管进行研究,并形成了相关建议。影子银行对金融体系带来的主要威胁是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改革现有金融监管法制的重点也在于此。我国应当积极参与此方面的国际金融法制改革,并适时加强国内的法制建设。     

从美国金融危机看国家金融风险的法律防范

美国因次贷问题引发的金融危机,究其原因,是美国金融秩序与金融创新失衡和金融监管缺位,导致经济基本层面出现问题。面对国际金融市场的震荡,我国必须完善金融法制体系,加强宏观调控立法,建立风险防范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对内要严格控制金融混业经营带来的连锁风险,对外更要控制金融业务,防止国外金融危机对本国金融体系的冲击。     

系统重要性金融科技公司的法律规制

随着金融科技的加速应用,金融科技的系统性风险已成为监管重点。金融科技巨头以关键技术服务商、金融基础设施和互联网金融控股集团等样态深度参与金融活动,在规模性、复杂性、可替代性和关联性等方面开始具备系统重要性特征,成为金融科技时代的“大而不能倒”。有必要参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经验,并结合金融科技公司系统性风险的生成机理,对系统重要性金融科技公司予以特殊规制。在有效识别系统重要性金融科技公司的基础上,整合金融监管、数据治理、网络安全和市场竞争等四大规制场域,建立以协调性为目标的监管体制、以可靠性为目标的审慎监管体系、以可承受性为目标的风险处置机制,构建系统重要性金融科技公司的监管框架和规制方案,有效防范其运行失灵给金融稳定带来的冲击。     

追寻对冲基金监管法制路径——嬗变与评述

对冲基金是美国“非银行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长期存在于美国的金融市场中,并且呈现出不断发展壮大的趋势,尽管美国相关金融法制一直在寻求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之间的平衡,但在美国金融混业经营模式下,对对冲基金监管的漏洞将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尤其是金融危机的出现更加坚定了立法者和监管者必须采取措施填补这一监管漏洞.《多得-弗兰克法案》对对冲基金等私募基金的监管进行了立法改革,采取了相应的监管措施.追寻美国关于对冲基金监管法制改革历程,其充分反映了金融立法中自由、安全、公平、效率等法律价值的动态博弈.     

金融检察介入金融监管的实践与探索

一、金融检察介入金融监管的原因和作用(一)金融监管存在"真空"需建立多层次的法律监管体系予以完善金融市场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创新,但金融创新却天生具有规避监管的属性。由此,金融监管始终落后于金融创新,形成一个创新——监管——再创新——再监管的循环。目前,我国实行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加上金融创新不断产生兼有银行、证券、保险属性的金融"混血"产品,导致了明显的监管竞争和监管缝隙。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存在着规模巨大的非正规金融(又称地下金融)行为,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在我国对金融业实行市场准人的现状下,虽然针对非正规金融行为中常见的非法集资成立了部     

新形势下我国金融监管改革与完善

金融业事实上已经属于混业经营模式，而我国金融监管依然是专业化分工监管体制，存在与金融实践不一致、监管过度与监管空白并存、缺乏掌控金融全局的权威监管，不能很好地预防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等弊病。应该借鉴最适合我国金融监管实际的国际经验，改革金融监管制度，其核心在于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     

风险回应型的金融法和金融规制--一个面向金融市场的维度

以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及金融体系予以国际层面的研究，以人民币加入SDR为例来诠释中国导向下的国际经验嬗变问题；以中国叫停“熔断机制”为例诠释中国导向下的国际经验转化问题。以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内容作为开展国内层面研究的对象，金融市场是决定中国经济继续中高速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金融监管当局经常混淆管制和监管的界限，习惯于事前管制，而忽视事中或事后监管。金融监管必须回应市场，形成风险应对型的监管格局。金融市场的整体性、金融资源的流动性急需克服监管模式的部门化和碎片化，在机制设计方面注重信息均衡和有效激励，注重金融消费者保护和防范系统性风险两个方面，避免机构监管的板块化，加强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作用，明确承担宏观审慎职能。     

当代国际金融危机预防的法律思考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危机,暴露的美国金融政策和金融监管在金融危机的法律预防上的缺失。金融衍生品的急速发展和金融监管的失调更是造成了法律预防机制运行上的障碍。本文在分析危机原因的基础上,从金融政策的制定、金融监管的合作及金融责任的强化等方面对金融危机的法律预防提出了反思和建议。     

英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立法及对我国的启示

2007年金融危机表明,英国在1997年改革后建立与施行的"三方监管"体制存在重大缺陷。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确立中央银行在金融稳定中的核心地位,增强中央履职的权限与工具;改革金融监管机构设置,扩大中央银行的审慎监管权;明确新的金融监管框架及主要机构在该框架中的职能。改革后的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集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于一身,在金融监管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改革对我国的启示有:尽快构建我国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确立中央银行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权威;提高各监管机构的宏观监管能力;加强各监管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