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今年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50周年,为深入研究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近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共同召开用科学发展观反思‘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座谈会,现将与会学者的发言辑录如下,以飧读者。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原因初探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经历的仅次于“文化大革命”的一次大的挫折。揭示运动产生的原因,对于正确地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认识历史和认识现状,是有益的和必要的。本文试图对此作粗浅的探讨。不当之处,请党史界的专家、学者和同仁指正。     

“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研究综述

一、研究成果学术界对“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不过当时仅仅是作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子目进行研究的,真正将农村公共食堂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课题进行比较深入广泛的研究,则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事。20多年来,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取得     

“大跃进”期间的资产阶级法权讨论及影响——试析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构想

在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之际,毛泽东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并亲自发起了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讨论围绕着按劳分配与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性质及表现等问题展开。随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的逐渐发觉和纠正,讨论没有深入开展下去。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是毛泽东追求其理想社会的一种方式,对此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陈云在“大跃进”后关于恢复农业的几点思考与对策

陈云在“大跃进”后关于恢复农业的几点思考与对策蒋永青１９５８年，我国开始掀起“大跃进”运动；接着，又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两个运动使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尤其是高估产、高征购，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坚持科学发展观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用科学发展观反思“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首先就要反思什么样的发展才是科学的发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从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角度看．它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左”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为什么能很快发动起来．群众的积极性又那么高？从社会思潮的角度说．     

福建连江县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出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次尝试。虽然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但也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办事不能单凭主观臆想,违反客观规律和经济法则。回顾这段历史,     

“大跃进“口号提出时间辨析

“大跃进”是国史和党史研究中不能回避的一个历史名词 ,它代表着一个时期。但在目前的研究中 ,对“大跃进”这一口号提出的时间 ,却一直存有不同的说法。鉴于这一时间是研究“大跃进”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和常识问题 ,有必要对其有关的说法进行辨析 ,以确定“大跃进”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的确切时间。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中 ,解释“大跃进”运动时 ,说在１９５８年１月南宁会议上 ,毛泽东批评了１９５６年的“反冒进” ,把那时中央领导同志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偏向 ,说成是所谓“右倾”、“促退”…     

1958—1959年毛泽东纠“左”的努力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也是较早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中出现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问题后，毛泽东多次召开会议纠“左”。面对一些地方刮起的“穷过渡”风，他强调要弄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礼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强调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重要性，     

“三面红旗”提法的由来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随后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俗称“三面红旗”。本文对“三面红旗”的由来提供以下史料。     

邓小平在“大跃进”前后

作为当时在一线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对"大跃进"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渐进的认识过程。他积极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同时也在实践中不断思考和探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具体做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如强调社会主义要发展商品生产;农村发展要靠多种经营才能富裕起来;办人民公社要经常考虑显示优越性,不能搞得太死板;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要建立在生产大发展的基础上,等等。随着实践的深入,邓小平和毛泽东等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逐步发现并主张纠正人民公社化过程中一些"左"的错误做法。虽然这些纠"左"的努力仍是在肯定人民公社化的前提下作出的,是初步和有限度的,有的也未完全落实,但在当时条件下还是难能可贵的。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邓小平对经济建设问题的思考趋于冷静。     

“大跃进”运动

为了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在不断地批判“右倾”的气氛下,全国发动了“大跃进”运动。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号召“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运动迅速在全国铺开。     

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

徐水县是河北有中部的一个县,它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以“共产主义试点”独树一帜,闻名遐迩。它对于全国范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影响广泛且深刻。     

“大跃进”前后的刘少奇

1958年至1960年间，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跃进”。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大跃进”运动的严重后果，让刘少奇痛心疾首，他开始反思这场运动，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的意见和观点，尽力纠正“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损失，为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恢复作出了重大努力。     

山东“大跃进”运动述评

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０年的“大跃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的、带有全局性的失误。山东的“大跃进”同全国一样，使山东的国民经济发展遭到严重的挫折。记述山东“大跃进”运动的历史进程，分析其危害，总结经验教训，对开创山东...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决策失误探析

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重大决策中出现了失误，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认真深入的调查研究，进一步追溯根源，则是建国之后党领导建立的庞大政权体系所具有的官僚主义逻辑，以及全能政府所衍生的“总体性社会”，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毛泽东同志深入调查研究的主观努力，而使得其最终未能做到深入调查研究。在当今时代，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结构的优化和政治文明建设的进步，各级党委政府的科学决策更有可能实现和更有保障。     

不应否定庐山会议以前的纠“左”——与裴焕利商榷

裴焕利同志在《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发表了《从1958年底到庐山会议前期纠“左”说的质疑》一文(以下简称裴文),肯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却又认为这种“对错误的纠正”不是纠“左”。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一、裴文的逻辑矛盾难以根除裴文既承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是“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又说从1958年底到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错误的纠正不是纠“左”,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二、裴文对纠“左”含义的理解有片面性在对纠“左”含义的理解上,裴文片面强调了质的规定性,忽视了它在不同条件下规模     

大跃进运动——“总路线”确立高速度大跃进出现大曲折

随着反右斗争的开展，急躁冒进情绪渐渐在党内占了上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想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寻找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上却违背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最明显的表现是1958年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春，毛泽东在对反冒进和“右倾保守思想”进行批评的同时，明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同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接受了毛泽东所概括的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根本路线。这条总…     

“大跃进”运动研究综述

一、研究概况 “大跃进”运动研究起步于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后。20多年来，它一直是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海外更是把它和“文化大革命”放到一起作为重点研究项目。对“大跃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大跃进”时期云南农田水利建设

“大跃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存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但是在“大跃进”运动时期，云南各族人民焕发出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生产建设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的农田水利建设至今仍使我们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