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含义:理论、话语和国际关系

近年来,语言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逐渐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出现国际关系研究的“语言转向”。这一学术转向的意义在于,它试图探索国际关系中的人和事件如何在语言的作用下被赋予含义,以及这种含义反过来如何影响并建构着国际关系“现实”。符号含义的不固定性、多层性和争议性,不仅挑战了国际关系“知识”中的话语霸权现象,而且提醒人们有必要对国际关系的不同“现实”进行理解,并说明国际政治不仅是竞争物质实力的领域,而且还是争夺话语含义的场所。     

“他者”的微弱呼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主要流派,各个派别都关注妇女生活,强调"社会性别"分析的重要意义.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从不同的角度共同向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发起挑战,有助于人们完整地理解国际关系.     

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哲学思考--兼议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

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3个层面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流派进行梳理和类归,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哲学思想有密切关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重视以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及其所隐含的价值论体系为基本前提和重要基础,在呈现流派繁荣和学科成熟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如科学与伦理、必然与偶然对立割裂等一些哲学意义上的重大缺陷。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需在哲学层面加强基础性探索和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应处理好“古”与“今”、中”与“外”的关系。参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谱系有重要借鉴意义,但强调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应更具鲜明的实践品质,并尝试提出了“和谐的国际社会”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概念和命题。     

如何建设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苏长和在《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栽《国际观察》2005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要使国际关系成为受其他学科尊敬的学科，可以在两条道路上进行探索，一条是走思想史的道路，另外一条是走经济学发展的路子。前者是人文的，后者是科学的。思想史的道路需要我们的研究更多地从人类政治思想历程中寻求对国际关系的解读，一方面我们要关注政治思想对国际体系进程与国际秩序设计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在研究中给国际政治以更多的人文关怀。国际关系的秩序法则、道德律令、正义原理、价值分配、文明共客等等，都是思想史研究途径所回避不了的问题，对国际关系研究具有本体论的意义，     

国际关系理论视域下的国际知识产权法制及中国知识产权战略

对于国际知识产权法制的创建,无论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都不否认霸权国以及大国在这一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国际关系理论还表明,一个稳定的国际知识产权法律秩序对中国“和平崛起”以及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实施,中国应在保证“绝对收益”基础上,进一步谋求“相对收益”的最大化。     

把和平崛起打造成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许亮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科学主义陷阱”》（载《国际论坛》2008年第5期）中指出：国际关系理论不存在统一的模式和普遍性的价值，它的建构需要理论工作者带着使命，从具体条件下的具体问题入手。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使国际关系理论失去了学术价值，而烙上了政策目的。这是一种错误理解。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中国视野

中国引进介绍和借鉴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很有必要的,但同时也必须有中国的角度和中国的视野,只有两个方面的结合,才能做好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和中国外交的研究。在国际关系历史的研究方面,有必要认真研究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的思想与实践;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面,有必要挖掘中国思想家们这一方面的内容;在当代中国的外交实践中,许多问题也有必要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的视野两个方面进行梳理。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语言研究：回顾与展望

自20世纪80年代末语言进入国际关系理论以来，相关的研究不断深入。在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范畴下，学者们主要从言语行为、规则、规范、话语以及表象力等角度对国际关系中的语言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语言的使用本身就是行动，能够建构意义，产生话语，进而影响行为体的行为选择。本文旨在对这些研究进行简要的理论回顾和梳理，以使我们更加全面地把握该理论的研究范畴，更好地理解语言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从语言的角度来理解国际关系中的诸多现象。     

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历史向度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历史向度涉及人的交往活动和人的认识活动两大方面.前者主要包括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和世界历史的研究,后者则主要包括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哲学史的研究.而文明史的研究可以将上述两大向度最有效地结合起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历史多向度,意味着从业者必须努力拓展学术视野,积极建构更为宏大、更加合理的知识结构,以使自己在理解和解释复杂的国际关系事实时具有足够的自信和能力.     

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无法实现

2005年11月，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北京国际关系研究生论坛上，有关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再次成为热点。随着中国实力与地位的上升，学界和政界都在呼唤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对此，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阎学通教授持不同观点，并在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的《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一文中明确指出：国际关系理论本身是没有国家性的，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阎学通教授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理论都是人类的公共物品，没有国籍的排他性。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最流行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没有国籍，所有国家都可以使用它们。虽然这三种理论的创建者都是美国的学者，但这些理论的创建者们并不认为他们的理论是美国理论。这如同孔子、管子、墨子和老子分别是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的创建者之一，他们虽是中国古代先贤，但他们的思想理论却是普世的，他们从未称自己的理论是中国理论。英国学者牛顿是古典物理学理论的创建者之一，他也不将自己的理论视为是英国的理论。不同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建会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但这绝不意味着人们有能力创建有国别的国际关系理论。借助先秦政治思想创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中国学者的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创建成的理论是中国的理论。中国学界在国际关系理论创建中遇到的问题不是没能创建出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而是没能创建出系统性强的理论，理论研究长期停留在产生相互矛盾的思想火花的水平上。加强方法论、古代政治思想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三方面的学习，将有助于我们尽快创建系统性完整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