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赔偿制度的完善

刑事赔偿是对公民权利进行救济的最后屏障,在归责原则上经历了过错原则到无过错原则的演进,体现了对国家责任的认可.我国已经颁布了统一的《国家赔偿法》,侵犯人身权之刑事赔偿得以广泛关注,但侵犯财产权之刑事赔偿尚存在诸多问题,在财产权被宪法确认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后,完善我国刑事赔偿势在必行.刑事赔偿制度既包括对实体性要件的界定,如刑事赔偿参与主体、赔偿范围、赔偿标准和方式;也包括程序性规范的具体设计,即狭义的刑事赔偿程序和追偿程序.     

我国刑事赔偿制度的完善

刑事赔偿是对公民权利进行救济的最后屏障,在归责原则上经历了过错原则到无过错原则的演进,体现了对国家责任的认可。我国已经颁布了统一的《国家赔偿法》,侵犯人身权之刑事赔偿得以广泛关注,但侵犯财产权之刑事赔偿尚存在诸多问题,在财产权被宪法确认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后,完善我国刑事赔偿势在必行。刑事赔偿制度既包括对实体性要件的界定,如刑事赔偿参与主体、赔偿范围、赔偿标准和方式;也包括程序性规范的具体设计,即狭义的刑事赔偿程序和追偿程序。     

论刑事被害人补偿——以刑法人权保障机能为视角

刑事被害人补偿问题在当前是一个热点问题。刑法人权保障机能指刑法规范具有的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保障个人自由的机能。将被害人纳入刑法保护的范围,对于保障刑事被害人的权益有重要意义。     

公安刑事执法研究——以刑诉法修正为视角

刑事诉讼法修正对于公安刑事执法的整体推动具有重要的意义,突出体现了人权保障的理念。完善侦查程序,是侦查权的正当运行机制;自觉接受侦查监督、非法证据排除、大力维护诉讼权利,是侦查权的制约机制;刑事执法要体现人性关怀、要促使各方诉讼权益均衡、要逐步推进侦查权的合理扩张,是创意警务在人权保障中的新发展。总之,公安机关应当转变刑事执法观念,做好刑事诉讼法实施的应变工作。     

论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以建立被告人赔偿、国家补偿的双层保障结构为视角

作为刑事案件最直接受害者的刑事被害人长期处于被忽略地位,加强被害人权利保障在当前已成为必要。探讨加强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必要性,涉及被告人和被害人权利的平衡、国家利益和被害人利益的平衡两个方面,建立被告人赔偿——国家补偿的双层保障结构,有利于被害人权利保障途径的完善。     

论国家刑事补偿制度的构建——兼论我国司法救助之不足

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机制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但我国的司法救助并没有明确国家责任,难以担当起法律救济的重任。而刑事补偿制度明确了国家的责任,弥补了司法救助之不足,在与之相关的国家赔偿制度已经确立的前提下,其更适合我国国情,具有建构的必要性。其中,刑事补偿参与主体、补偿范围和标准、补偿程序和追偿程序的界定及设计是刑事补偿制度的主要内容。     

我国侦查结构及其完善——以2012年刑诉法修正为背景

随着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我国侦查程序的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完善,但是依然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如侦查程序主体地位虚化、控辩对抗不足与缺乏中立的审查机关等。为进一步合理化改造侦查结构,我国应当确立侦查机关独立行使侦查权的原则、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主体地位、强化控辩对抗与强调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客观公正义务等。     

论强制辩护——以台湾地区为中心及对大陆相关立法之借鉴

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强制辩护制度,强制辩护适用的案件类型在历年修法中不断扩大。强制辩护的适用从审判程序延伸至侦查程序,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并且立法规定了违反强制辩护的制裁性后果,有助于该制度的实施。大陆的指定辩护制度并未很好地体现对被追诉者辩护权的保障,因此,在未来修法中,我们可以借鉴强制辩护制度,并通过建立公设辩护人等制度以确保强制辩护的实行。     

台湾地区“刑事妥速审判法”评介及其启示

我国台湾地区自上世纪末以来开始实行改良式当事人进行主义的刑事诉讼新制,引入认罪协商、交互诘问等制度,但新制却加剧了固有的审级功能不分造成的诉讼低效。2010年9月1日生效的台湾地区刑事妥速审判法旨在提高审判效率、实现迅速审判,但其牺牲当事人利益换取诉讼效率的治标式立法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刑事妥速审判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审判拖延的问题,其立法成就与缺陷留给大陆诸多启示。我国大陆应在刑事诉讼中重视保障被告人的期间利益,确立诉讼迅速原则,并取消以审限作为法官考核指标的规定。     

刑事强制到案制度若干理论问题的域外法考察

刑事强制到案制度直接关系到保障人权和追诉效率,历来为世界各国所重视。对其理论问题的研究首先应涉及运行原理的归纳和分析,这是各国制度在理论上的共通之处。既然是域外法考察,各主要法治国家的差异性也值得详细比较和研究。此外,刑事强制到案制度中的人权保障亦是理论研究的重点。     

刑事诉讼全球化略论——以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视角

刑事诉讼全球化是刑事诉讼的趋同逐步走向一体化的动态发展过程.刑事诉讼全球化有着其自身的逻辑与体现,其意味着刑事诉讼国际标准化.顺应国际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许多方面已与国际标准趋同,但在正当程序、人权保障、司法独立以及刑事证据制度等方面还与刑事司法国际标准存在一定差距.回应刑事诉讼全球化的趋势,我国刑事诉讼全球化在诸多方面须进行改革,以体现刑事诉讼国际标准.     

我国刑事追赃的实务困境与制度完善——以法院追赃活动为视角

由于我国刑法对刑事追赃问题规定得不明确,导致法院在追赃过程中产生了很多问题,追赃效率较差。为建立科学的追赃制度,首先应当明确刑事追赃的概念,界定赃款赃物的范围以及不同阶段追赃活动的性质和功能,在此基础上根据案件性质建立各部门分类衔接、互为补充、相互制衡的追赃程序,并逐步探索法院对刑事追赃程序的司法控制体系等。     

洗钱罪预防性刑事政策的逻辑展开——以我国台湾地区“洗钱防制法”为例

我国台湾地区2016年底出台了新洗钱防制法,扩大了洗钱罪的范围,增加了抽象危险犯和未遂犯的处罚规定,并将刑罚发动的时间予以前置,以上都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同时,该法以反洗钱名义肆意扩大犯罪圈,致使更多行为入罪化,这无疑对个人自由构成了直接限制,破坏了刑法的谦抑性与合比例性。整体衡量来看,对洗钱罪犯罪构成的考量不仅应在法技术层面展开,更重要的是明确立法的行为导向和价值取向。大陆对洗钱罪的规制严格限制了上游犯罪类型,从而使入罪门槛更高,显现出谦抑性的价值取向,但其与相关犯罪的关联性规定偏少、不够精细,对新型犯罪的回应稍显迟滞,这确实是一个缺憾。     

洗钱罪预防性刑事政策的逻辑展开——以我国台湾地区“洗钱防制法”为例

我国台湾地区2016年底出台了新洗钱防制法,扩大了洗钱罪的范围,增加了抽象危险犯和未遂犯的处罚规定,并将刑罚发动的时间予以前置,以上都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同时,该法以反洗钱名义肆意扩大犯罪圈,致使更多行为入罪化,这无疑对个人自由构成了直接限制,破坏了刑法的谦抑性与合比例性。整体衡量来看,对洗钱罪犯罪构成的考量不仅应在法技术层面展开,更重要的是明确立法的行为导向和价值取向。大陆对洗钱罪的规制严格限制了上游犯罪类型,从而使入罪门槛更高,显现出谦抑性的价值取向,但其与相关犯罪的关联性规定偏少、不够精细,对新型犯罪的回应稍显迟滞,这确实是一个缺憾。     

论犯罪事实叙述的苟简及其修正——以我国刑事判决书为例

我国当前刑事判决书中犯罪事实的叙述存在苟简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省略对犯罪目的的叙述、概括对犯罪地点的叙述和简化对犯罪行为、犯罪方法、犯罪经过的叙述。叙述犯罪事实的繁简标准是由判决书的本质特性和犯罪事实的实用功能决定的;犯罪事实的叙述模式受到传统制作理念和现实制作条件的影响;侧重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和我国古代判词制作的相关经验。     

保安处分制度与刑法中的人权保障机制——兼谈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立法改革

保安处分制度是现代刑法理论和刑法制度发展的产物 ,其由不同流派的法学家倡导形成了与刑罚关系上的一元论与二元论对应的立法体例。本文从保安处分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与人权保障的关系上 ,探讨了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修改的立法体例 ,使之符合我国参加的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     

“人权”不能仅仅是“入宪”——“黑砖窑”事件对宪法基本人权保障机制的启示

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意义重大.但"黑砖窑"事件启示我们,"人权"仅仅写入宪法不是宪法修正的目的,其目的应该是保证该条款的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实现.文章认为,宪法基本人权保障机制最关键的是三个环节:立法保障是事先保障、实体保障;违宪审查是事后保障、程序保障;社会舆论监督是体制外保障、是整个机制的基础.     

对“两个刑事证据规定”的宪法解读

两个刑事证据规定以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为指导,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加强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体现了宪法人权保障原则及其价值理念,蕴含了权利中心主义观念,遵循了正当程序原则,有利于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规范和制约司法公权力,有效平衡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初探——以和谐社会为语境

刑事和解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已经比较成熟,但在我国还一直停留在尝试阶段。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机制,我国有必要引进,用于解决那些比较轻微的刑事案件,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缓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等,达到社会的真正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前,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已经有了生存的土壤,北京、湖南等地的司法机关也做了积极的实践,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环境下建立刑事和解制度是可行之策。     

论警务活动中的人权保障——以哲学为视角的思考

警务活动中的人权保障是确定不移的。但是如何理解人权保障含义却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和认识,从而导致警务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偏差。从哲学视觉匡正警务活动人权保障的内涵及价值,提出了警务活动人权保障是程序意义上的人权保障。它强调的是人权保障与惩罚犯罪的对立,而不是与惩罚犯罪的配合和统一,被追诉人因此居于可以与国家抗衡的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它全面体现了警务活动人权保障的价值。程序正义是人权保障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