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冰上书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缘起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5年年末,突如其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对自这年2月开始的“全面整顿”的否定,使当时的政治局势转入严峻,结果造成了“文革”后期又一场全国性的劫难。拉开“反击右倾翻案风”序幕的是刘冰等人两次上书毛泽东,揭发“文革”中祸乱清华大学的迟群、谢静宜的丑行,及其随后发生的对上书人的批判……     

整顿郑州铁路局全面整顿启航程

“文化大革命”运动伊始，在“左”倾思想路线指导下，“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形成全国范围的大动乱，河南也深陷其中。1967年夏，河南三方群众组织代表赴京汇报，中央文革却支一派，打一派，压一派，江青还鼓动河南造反派“文攻武卫”，加剧了河南群众组织间的矛盾，使得河南武斗成风，许多老干部及知识分子惨遭殴打、揪斗，党政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被全面夺权，全省工业、生产、生活秩序被严重破坏，中原大地陷入混乱之中。     

纪登奎的崛起与悲剧(之十四)

从“反击右倾翻案风”到“四人帮”覆灭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对各行各业进行全面整顿,特别是1975年的7、8、9三个月,是搞整顿最有成效的时期。纪登奎这期间在浙江、河南搞整顿也很努力。“四人帮”则认为7、8、9三个月是“右倾翻案风”刮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们在寻找一切机会向邓小平发难。1975年11月,全国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批判刘冰、周荣鑫搞翻案,把斗争矛头指向了邓小平。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对“文革”的评价问题,会上“四人帮”批了邓小平。毛泽东希望在“文革”的问题上统一认识,他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     

武汉“七·二○事件”始末

1967年,在军队“支左”等问题上,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对中央文革放了一炮。江青煸动军内外造反派冲击武汉。在林彪、江青的操纵下,中央文革成员王力、谢富治在武汉公然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致使武汉两派发生了剧烈的武斗,死伤惨重,引起了武汉军民的巨大不满。     

纪登奎的崛起与悲剧(之九)

十、参加八次汇报会 河南三方代表的汇报谈判从1967年5月29日开始到7月30日结束,先后共进行了8次,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河南群众组织代表和省委、省军区领导人20余次。 第一次汇报会于1967年5月29日晚21时至5月30日零点30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会议厅举行。郑大联委的代表首先发言控诉×××的“罪行”;河造总的代表予以驳斥,双方争吵不休。后周恩来提议让纪登奎讲一讲。 纪登奎站起来说:“我被关了4个月。”他检讨     

纪登奎的崛起与悲剧(之十)

在文革初期(续) 十五、毛泽东拉着纪登奎的手说:“纪登奎,老朋友啦!” 1967年8月22日(一说9月22日),毛泽东在回北京的途中路过郑州。他在专列上接见了河南省革委筹备小组组长刘建勋、副组长王新、纪登奎。 一见面,毛泽东就高兴地拉着纪登奎的手,说:“纪登奎,老朋友啦!” 刘建勋向毛泽东汇报河南的。大好形势”,并夸奖说:“纪登奎同志在河南文化大革命中可受锻炼了,他在运动中被关了四个多月,批斗、坐飞机可多啦!”     

我们所了解的王、关、戚的一些史实

《党史博览》2005年第4、5、7期刊发的《王力沉浮录》、《关锋沉浮录》和《戚本禹沉浮录》,若干描述有误,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特对其中几点作些补正。(一)《王力沉浮录》说:“1967年7月,毛泽东决定亲自去武汉了解情况。王力听说后,直接找到负责安排毛泽东行程的周恩来,要求到武汉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还说,江青已经同意了。周恩来考虑,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这之前又到南方走了一趟,去向毛泽东汇报也好,就同意了。”事实不是这样。1967年6月下旬,毛泽东派谢富治、王力到云南、四川、贵州去,要他们找当地的军队和两派,就地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毛泽东六选接班人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后,华国锋成了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最后一位接班人。 毛泽东于1975年11月开始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四人帮”感到异常欣喜。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现实情况是,在党的领导系统中,毛泽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但年事已高,五名副主席中,周恩来一直住在医院,膀胱癌已经到了晚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早已收到了“马克思的请柬”。康生已死,李德生已辞职,叶剑英因“批邓”受到牵连,实际上靠边站了。王洪文成了没有竞争对手的当然接班人,为此他还特地交待他的秘书为他起草了一个以备将来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讲话稿。为这事,他整整忙碌了一个多月。 在政府系统方面,总理周恩来不久于     

政工组长翻船记

贺金被抽调到某重点工程搞技术支援时,正值文革进行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工程指挥部天天晚上都要组织大家“批邓”,事关路线不准请假不许迟到,学习任务“雷打不动”。 贺金到工地不满一个月竟连续三次无故缺席。就受到指挥长在大会上点名批评,还责成政工组长与贺金谈话指出他这问题的严重性,责令贺金写出深刻检查再视其态度给予严肃处理。     

纪登奎的崛起与悲剧(之八)

在文革初期(续) 六、纪登奎向毛泽东呼救:“我被红卫兵看管起来了!” 从1967年初起,河南省委大多数领导干部失去了行动自由,纪登奎从1967年1月17日即被群众组织看管起来,反省错误。1月22日,他被拉到省机械学校批斗,晚上与学生们同床而睡。1月24日,纪登奎被拉到中州宾馆批斗;25日被拉到开封批斗两     

一个外交官的“文革”岁月

“文革”爆发后，周恩来原本想让王国权留在中国驻波兰使馆，继续中美大使级会谈，不想让他回国。当然也有意保护一些老大使，让他们先避避“文革”风头。但进入1967年7月。周恩来也顶不住了。于是，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和驻波兰大使王国权相继被调回。     

历史的转折在湖北(摘登) ——为“七·二0”事件彻底平反

1967年四五月间,林彪、“四人帮”提出要挖“带枪”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随后,武汉到处出现了“打倒陈再道(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等反动标语,江青更明日张胆地说“要冲一冲武汉军区”。武汉一些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抵制的群众,遭受围攻、殴打、抄家,导致矛盾逐步激化,甚至发生大规模武斗。7月14日,谢富治、李作鹏、王力等来     

毛泽东“文革”中派“卧底”暗察老帅

事情起因发生在1967年。2月13日和16日两个下午，周恩来在怀仁堂召集会议，研究“抓革命，促生产”。在会上，以陈毅、李富春、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为一方，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等为一方，     

“四个伟大”是怎么炮制出来的?

“文革”初期,康生、陈伯达利用毛泽东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复杂心态,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鼓吹到狂热的程度。但造神造得太过分时,他们都受到毛泽东的当面申斥。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来访的领导人卡博、巴卢库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     

一些词语的“拨乱反正”

“拨乱反正”曾作为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一个专用词语被广为使用．意思是把被“文革”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其实，不仅当年冤、假、错案和被黑白倒错、是非混淆了的政治事件需要实事求是地给以纠正．就是一些与此有关的词语也有“拨乱反正”的问题。     

戚本禹沉浮录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干了不少坏事,因此,在1967年8月和1968年初中央先后处理他们之后,“王、关、戚事件”便在历史上记下了一笔。但是,对“王、关、戚”这种排列法,关锋却不赞成。关锋说过:“王、关、戚”实际上应该是“戚、王、关”。戚本禹虽然在他们三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他担任了毛泽东、江青的秘书,地位特殊。当时,就连陈伯达、康生要见毛泽东,都要通过戚本禹。有一个事实似乎印证了关锋说的这个话: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重新审理“王、关、戚”一案时,对王力和关锋没有判刑,而对戚本禹却判…     

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盛大葬礼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之后,党中央就抓紧平反“文革”中制造的冤假错案。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经调查证明,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炮制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审查报告》是用伪证写成的,是全党最大的冤案。1980年2月,中共     

康生签署的一份秘密处决命令

1969年11月，由北京公安部派出的一行人神色匆匆地突然出现在了上海市公安局。当时“文革”虽然已经开始，但是还没有对上海的公安系统造成很大的破坏。在到达的当天，来人向公安局的军代表出示了一份“秘密”的文件：一封有康生亲笔签字和谢富治批准的处决命令。     

周恩来制止闽西“武斗”

“文革”风云初涌,闽西也和全国一样,热烈响应,各行各业相继成立了革命群众组织。在“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下,群众组织派性严重,双方斗得你死我活,继而升格为武斗。1967年8月8日,龙岩发生了“新字派”五六千人围困风动厂事件,使之断水断电近一个月时间;同年10月30日,“新字派”进攻水泵厂,动用了无后座力炮,打死“红字派”7人;同年12月14日,“红字派”攻打龙岩城,打死“新宇派”16人,将“新字派”赶出了龙岩城。1968年1月6日,“新字派”在龙门伏击“红字派”车队,打死回家过年的“红字派”和军分区护送警卫22人。几个月来,恶斗不断,两派死伤人数不断增加,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破坏。闽西硝烟四起,成为福建省武斗最激烈的地区。 面对当时全国严重的动乱局势,毛泽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重申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中央和各省、市分期分批举办轮训干部的学习班。1968年2月,闽西地方领导和各派头头接通知赴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福建班学习。     

许世友在1966—1976年(二)

许世友在大别山接到通知：毛泽东拟在上海召见他许世友是个急性子人，人在大别山，心系全军区部队，时间一长，有些耐不住了。他先是以检查战备工作为由进大别山，后来称自己患了神经性呕吐症，继续留在大别山军区后方医院。本来没人干涉他的，他却自己心里犯嘴咕：总不能老死在大别山，躲避退让，这么“窝”着，哪象我许世友！上海的造反派刮起所谓的“一月风暴”后，江苏造反派在夺权问题上分成了严重对立的两派，并导致了大规模的武斗。1967年3月5日，周恩来总理与“中央文革”成员接见了江苏省及南京地区群众组织代表，决定对江苏省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