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权威的法律支撑

政府权威是指政府组织系统在管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过程中统合政府内部与外部的威望与力量，是政府开展行政活动的影响力，无政府主义和发权威主义者宣扬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他们认为权威和自治是绝对对立的，把权威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只要自治而反对权威。绝对权威论者把权威绝对化，超越时代和历史条件提倡对权威的盲目服从和偶像崇拜。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所谓权威是指使人信从的力量和威望，是在社会生活中靠人们所公认的威望和影响而形成的支配力量。权威产生于人们组织起来进行联合活动的客观需要，它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条件。马克思说：“许多个人进行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必然要表现在一个指挥的意志上，表现在各种与局部劳动无关而与工场全部活动有关的职能上，就像一个乐队要有一个指挥一样”。这个“指挥的意志”就是权威。没有权威，任何一个社会要保证生产连续不间断地进行，社会秩序正常运转，都是不可能的。随着生产过程日益社会化，人们交往活动日益扩大，权威就越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权威的表现形式和作用范围是历史地变化着的。在人类的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们集体劳动和共同生活，形成最早的氏族酋长的权威。这种权威并不具有国家权力的性质，取决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的历史地位。被剥削、被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解放，集中本阶级的意志形成了革命的权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威信即权威，把整个阶级和广大人民团结成为统一的战斗力量，去摧毁旧世界，建设新社会。在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权威日益体现在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对社会生活的管理和发展社会生产的组织领导中。社会主义社会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道德、纪律和行动，是最需要权威和最能形成权威的社会。     

中共领导核心确立的非凡历程

<正>恩格斯145年前发出"权威之间":"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同时恩格斯做出"权威之答":"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恩格斯说的这"一个人",就是马克思早些时候说的每个社会时代都要有、没有"社会时代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的"大人物",就是指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回顾中国共产党确立核心的非     

制度好不好决定于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究竟好不好?这要有一个正确的回答。这个制度好不好,决定于是否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我们国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认为党委领导下的个人负责制是好的,它适合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但是否就永远是个好东西了呢?也不要把它说得那么绝对。现在我们对这个东西熟悉了,有了经验,证明它是个好东西。但是拿到别的国家去是否合适呢?不要认为把这个东西拿到任何国家去都合适。我们党从来没有这个意图,也从来没有把党委领导下的个人负责制“贩卖”给别的国家,说我们这个制度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这个牛皮是吹不得的。     

重说俭以养德

一个曾因“舆论监督风暴”而风靡全国新闻媒体的改革者吕日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了这样一个观点：“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相信有比做官更诱人的东西．有比利益更重要的东西，就是理想．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文明、民主、富强国家的理想。”     

论古田会议对党的思想建设的历史贡献

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成功解决了如何把我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把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等重大问题.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明确了党的思想建设的任务和途径,形成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实践理论与方法,首创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内思想建设方针,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原则等,对我党的思想建设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从历史关节点看毛泽东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确立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创建和发展的根本原则。在这一根本原则的提出和确立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领导权问题不在人数多少,而在是否具有绝对领导地位和实际上的领导。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等人在创建人民军队过程中,首先就确定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明确把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作为人民军队的最本质属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原则的确立,经历了严酷战争的洗礼,以及是"司令部对外"还是"党组织对外"、是"个人领导"还是"党的领导"等不同指导思想上的反复较量,通过实践的长期检验和反复教育才逐步确立下来。古田会议明确提出并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对这一原则在人民军队巾的逐步确立起了奠基作用。在其后的重大历史关节点上,毛泽东始终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断重申"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提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军委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等重要论断。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根本原则、立军之本和建军之魂。     

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点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指导原则。怎样才能更好地坚持这一原则?这就有一个能否抓住结合点的重要问题。那么这个结合点又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     

从“社会主义说不清楚”说开去——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诠释

就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一层次来说，社会主义是说得清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清楚了，而且社会主义的实践也从正反两方面把它说清楚了。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上，需要防止两种倾向，而这两种倾向是经常可以看到的。第一，把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某些具体实现形式，即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采取的某些具体措施当做“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随意扩大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这一概念的外延，把并不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某种东西列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第二，在“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旗号下，全部或者部分地否定和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社会公平＋市场经济”的公式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尤其是违反邓小平理论的。如果说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可以而且已经说清楚的话，那么这些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即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具体的方针政策，每一个国家应该根据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进行探索，一下子不能完全说清楚。当然也不是全说不清楚，而是指要随着实践的发展，通过不断总结经验，逐步搞清楚。任何一个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的共性与特殊性必须密切结合在一起。     

重要讲话(摘要)

胡锦涛为《理论前沿》杂志撰写发刊词指出:讲政治是办刊重要原则。《理论前沿》是近日由中央党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和科研部主办的刊物。中央党校校长胡锦涛说,办好《理论前沿》,必须把讲政治作为办刊的重要原则。最近,中央多次强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形式主义——从毛泽东对“五四”新人物的批评说起

一近几年关于五四运动史研究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提出新的评价。如有的论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于全面否定传统文化,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层;有的更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说成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想的源头。这类评价所着眼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过的形式主义的缺点,而最早对此提出批评,并把它同中共党内“左”的思想相联系的是毛泽东。 1942年毛泽东在《党八股》中说:“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所谓“影     

继续把我省县以上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引向深入

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党的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的当务之急。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新任务面前,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有许多新的矛盾要解决,有许多新的问题要回答,有许多东西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努力探索。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通过研讨这种形式,首先把理论问题搞清楚,把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搞明确。     

从与一般民主制的比较中看民主集中制的科学性

民主集中制是科学的合理的制度,这是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对民主集中制所作的结论性评价。然而,目前在我们党内,一些同志,包括一些领导干部仍存在许多糊涂认识和不良倾向,因此,从与“一般民主制”的比较中,加强对民主集中制科学性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所谓“一般民主制”是指西方社会现行的民主制基本原则与主要制度,这种理论把诸如多元政治、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等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内容,说成是当代不论什么性质的社会制度都普遍适用的东西。他     

儒家重“和”精神的价值

和谐思想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儒家认为, “和”是万事万物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荀子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儒家文化把“和”与“同”相区别,认为“和”是有差别的对立统一,并非无原则的妥协,而“同”是无差别的绝对同一,如,同流合污。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     

全面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把学习、研究、宣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引向深入,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全面、系统地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对此,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从本人掌握的资料来看,探讨的角度大致分为三种: 一、从科学体系指导原则等方面来把握 观点大致有:一基二柱说、一基四柱说、两基一线说、一题四柱说和一个根本指导原则、一条主线、两块基石,等等。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论者们对指导原则、理论基石、理论支柱、理论核心、理论主题的理解各有千秋。主要看法如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主要包括: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建设的绝对领导,把党管宣传、党管媒体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原则,着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宣传的主要内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灵活多样的建设方式,把意识形态建设作为提高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工具。     

司法权威内涵浅析

司法权威是法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尺之一,要树立法律权威,就必须树立司法权威。“司法调节社会关系作用的发挥与其权威之间有着明显的正向比例关系,权威越高则作用越大,权威越弱则作用越小。”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确立,是实现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必要条件,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环节。然而司法权威在我国的缺失已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引发了诸多问题和矛盾,这与我国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目标,司法的权威问题成了司法改革的一个重大课题。     

当前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的政治权威模式选择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而这一过程的实现必然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作为其支撑力量。本文试就这一问题提出了构建法理型权威、伦理型权威和组织型权威为一体的统一的民主式政治权威的模式选择构想。     

“三权分立”政治体制长于监督短于效率

树立和维护宪法权威是我国当前法治建设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和最高权威。我国已经有了一部好的宪法，但是在国家和社会实际生活中，尚未真正树立起宪法权威。小法冲击大法、规章冲击法规、法规冲击法律的现象较多。因此，建立法治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整顿宪法秩序，不断提高全民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树立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把国家与社会生活中的多种问题提高到宪法原则上来认识和对待。只有这样，才能使公民的宪法权利得到法律保障，使政府权力受到法律制约。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着手树立宪法权威：     

跨世纪工程与跨世纪人才

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正经历着深刻而伟大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种变革的总体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种变革的政治保证是把我们党建设成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能经受住任何风浪考验的真正马克思主义政党。上述三个方面分别构成了三个跨世纪的伟大工程,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培养和造就千百万跨世纪的优秀人才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本文仅就跨世纪工程与跨世纪人才的内在关系略述管见。     

宪法的至上地位与中国的民主宪政

被中国人誉为国家根本大法和总章程的宪法,是近代民主革命的产物,也是政治民主与政治文明发展的标志。世界各国宪法一般都以民主为前提或基础,或者包含着民主这一重要内容。其本质特征都表现在控制国权和保障民权上;否则,还要宪法与宪政干什么?还有什么民主与法治可言?民主与专制的界线到哪里去寻找?因此,人民“自制法律而自守之”的原则,国、民两权如何规范,就成了立宪修宪的核心问题和宪法权威的关键所在。1982年制定的中国现行宪法,自1988年以来,经过了四次修正,最近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