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职能主体性分化的行政效率

行政职能的客体性分化与主体性分化是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必然要面临的选择,行政职能的主体性分化是符合时代要求的、行政效率化的改革。行政效率化因为行政职能的主体性分化而提供其组织保证,还需要行政运行中技术与方法的科学选择。     

权利思维方式论

权利思维方式不同于以义务为核心的思维方式与泛政治的思维方式 ,它作为法治条件下的思维方式 ,强调人权是一切权利的出发点 ;个人权利是一切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源泉 ;权利优先于义务和责任 ;真实的权利始终是个体性的权利 ;个体权利优先、基本权利优先是处理权利冲突进行权利选择的基本原则。权利思维方式的展开路径是 ,权利的合理性优先于权利的合法性、权利的现实性优先于权利的理想性 ;权利的实现优先于权利的救济 ;权利的保障优先于权利设定 ;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并重。     

行政权视野中的行政法治思维研究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要有与其相对应的思维方式.行政法治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和难点,考量行政权力是否运行良好的标准之一在于行政主体是否将行政法治思维融入到行政活动之中.本文指出行政法治思维是现代行政权健康良性运作必不可少的因素.     

从认知思维到情动思维——裁判思维客观过程之研究

认知思维与情动思维是司法过程中前后相继的两种思维方式,它们在形成裁判结果的机制中行使着不同的职能,并且前者在裁判中必然要向后者发生转换。但是,法官必须对此种转换之程序、原则和结果予以合理性论证,否则,易遭受裁判恣意之诟病。     

法治思维与人权保障

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人权思想就被写进世界各国的宪法之中,成为现代文明国家与社会的基石。在人权理论与实践高度发达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人权保护工作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仍有提升的空间。个别行政机关、社会团体甚至是司法机关侵害公民人权的事件屡有发生。究其原因,行政思维与法律工具主义在我国曾一度是主导性的思维方式。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方法管理国家事务,进行社会管理已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建设法治社会必须要在我国建立起以法治思维为主导的思维方式。     

论基层党组织领导村民自治的法思维

农村基层党组织对村民自治的领导地位实质上表现为法律和政策的监督权,并不是行政化的直接领导。《党的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应当具体规定农村基层党组织行使职能的法律方式和路径,进一步将这种特殊意义的领导程序化和权利化。树立崇尚法律和依法治村的观念,遵循权利平等和村民自治原则,按照法律的逻辑和思维设定领导职能、转变领导方式以及选择争议解决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作为一个时兴概念在当下中国被不断提及,并成为社会治理领域的正当性话语,因此需立足于法治的基本要求,结合法治实践的个案场景,在发现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薄弱环节的同时探讨法治思维的运用问题。而法治思维内涵的既有界定往往抽象而不具可操作性。因此,法治思维是以规则为中心,合法性判断为优先,限制权力保障权利,坚持正当程序的思维方式。要注意反思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中与法治思维相左的四类主要问题:领导意志对法律执行的扭曲,法外利益与纠纷解决的乱象,公权力过于强势的现状,重结果轻程序的思维传统。     

领导者创新思维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政治转轨的重要时期,各项工作纷繁复杂,不断有新情况、新问题出现,在没有前人的经验或现成的方案的情况下,这就要求各级领导者要勇于打破传统处理事务的思维方式,破除各种陈规陋习,大胆进行科学的思维创新,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选择出正确的方案、政策,把各项工作不断推向前进。     

论法治思维与国家治理

现代国家治理必须依循法律和法治,其中法治思维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尤为重要.法治思维和法律思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区别主要在于前者是政治思维、后者是司法思维;前者是战略思维,后者是技术思维;前者是治理思维,后者是裁判思维;前者是大众思维,后者是职业思维.国家治理,既需要关注并培养所有主体(普通公民、法人、社会团体、公职人员等)的初阶法治思维,以确保人们行为对法律和法治的依赖,确保人们参与国家治理的法治取向;也需要关注并培养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公权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特别是法律人)的高阶法律思维,使其行为不但被安排在高阶法治思维之中,而且藉此进一步保障和引导大众对法律和法治的依赖,巩固其初阶法治思维,并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落实法律之规定.     

以“五种思维”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司法机关,是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必须自觉用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统领和指导检察工作实践,以强化政治思维、大局思维、法治思维、改革思维和党性思维,坚定不移地做法治建设的推进者、改革发展的服务者、公正司法的维护者、司法改革的实践者和法治理念的践行者.     

原始思维、经验思维和逻辑思维——对法律事实认定思维类型历史变迁的考察

从思维类型的理性化程度的高低来考察，法律事实认定的思维类型大致可以划分为原始思维、经验思维、逻辑思维三种类型。原始思维是古代民族认定事实共有的特点，该种思维注重神秘原因在事实认定中的作用；经验思维以传统中国司法实践为代表，是一种主客体不分、重经验轻逻辑的整体思维。逻辑思维奠基于概念，以认识主体与客体的主客二分为前提，在因果关系的认定方面既强调必然性，又承认盖然性。从历史逻辑发展来看，从原始思维、经验思维到逻辑思维。大致呈现出了线性逻辑的历史发展轨迹，其理性化程度不断加强。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受证据规则的制约，原始思维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经验思维也早已经缩小了其发挥作用的空间，而逻辑思维在法律事实认定中则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法律事实认定中的逻辑思维是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应当倡导的思维方式，也是法律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层面。     

中国传统司法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化

中国传统司法活动中的思维方式,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基于对和谐、无讼的理想追求,强调实质正义和息事宁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了法律的形式正义,但此种思维方式却也造就了泱泱人口的农业大国和谐而宁静的生活,并且此种思维方式在现代司法实践中仍大量存在,并对和谐社会的构建起着维护作用。因此,借鉴中西方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传统的司法思维模式进行现代转化是完善我国司法制度,增强我国司法的正义与活力的必然选择。     

法律论证中的证明思维和论证思维

证明是一种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论证是一种非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在法律论证理论领域,证明思维和论证思维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在考察逻辑发展历史的基础上,笔者对一些混淆两种思维方式的误见进行检讨,指出法律论证领域以论证为主要思维方式。     

用“换位思考”优化政府行政

“换位思考”是一种要求主体站在客体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政府通过推行换位思考,可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社会管理的效率和公共服务的质量,避免形式主义,减少决策失误;可进一步增强行政人员的“民本位”、“社会本位”的思想,克服官僚主义的作风;可进一步提高自身的自我监督、自我反省和自我纠偏的能力,减少脱离群众、盲目行政与消极行政等不良现象的产生。     

中国传统司法思维模式的文化分析

中国古代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为追求实质正义-无讼与和谐,往往会舍法而取情理,依情理进行审判。这种法律思维模式与西方的严格形式主义相对,被称为实质性思维模式,它是中国古代审判文化的一个特质。其产生的文化根源是中国人对和谐、无讼理想社会的追求及越过事物的形式追求实质内容的思维模式,以实质性思维处理案件亦可达至息讼止争的社会目的,但这种思维模式也造成了中国人法治观念的淡漠,同时阻碍了中国法治社会的建立。然而,无论如何它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无法抛弃的,只能期待我们现代人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论宪法思维的基本特征

宪法思维不同于宪法精神、宪法价值、宪法文化、宪法信仰、宪法意识、宪法观念,它是指人们运用对宪法本身的认识来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宪法思维以宪法为媒介,以宪政为取向,是最重要的法律思维.基础性、纲领性、根本性、系统性与宪政性是宪法思维的基本特征,其中,基础性侧重从地位上讲,纲领性、根本性、系统性侧重从形式上讲,宪政性侧重从内容上讲.     

叙事性思维和儿童道德教育

长期以来,儿童道德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侧重于例证性思维和抽象道德观念的灌输,其弊端是道德教育疏离于儿童的心理世界,凌驾于儿童的生活世界之上.根据布鲁纳提出的两种思维模式--例证性思维和叙事性思维及其特点,儿童的思维更多地具有叙事性思维的特征,叙事在儿童社会性和道德认识发展上起着核心作用;同时,叙事是儿童道德教育的基本途径之一.     

侦查思维优化路径探析

思维方法对人们的实践活动有着决定性的指导意义,侦查活动也不能离开思维而存在。侦查思维是侦查人员认识对象性世界的思维工具,也是其侦查目的得以实现的思维手段或方式。侦查人员要从思之要“远”、要“全”、要“细”、要“深”、“新”、“异”、“活”的路径着手,优化、提升思维能力。     

法律思维:一种思维方式上的检讨

法律思维可从思维方式的视角来理解 ,它注重的是人们站在法律的立场 ,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和惯性 ;它更强调法律的固有特性、法律自身运作的文化积习和性格。研究法律思维 ,就是要容忍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