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大心”说探微

张载的大心说是其重要的为学工夫论，认为人不应止于见闻之狭，而应该“大其心”。所谓“大其心”即是通过涵养自己的德行，体认到主体之“我”与客体之“物”统一于天地共有的本然之性的过程。这一阶段，既是学者尽其心的阶段，也是学者尽其性的阶段，甚至可以说是人之成圣的途径。     

张载“大心”说探微

张栽的大心说是其重要的为学工夫论，认为人不应止于见闻之狭，而应该“大其心”。所谓“大其心”即是通过涵养自己的德行，体认到主体之“我”与客体之“物”统一于天地共有的本然之性的过程。这一阶段，既是学者尽其心的阶段，也是学者尽其性的阶段，甚至可以说是人之成圣的途径。     

试析民事主体的价值及其认定标准

民事主体的整体价值主要是为了市场经济中的财产归属和流转需要而设置的。此外，民事主体制度是进一步明晰法律关系的前提，体现着民法的精神，承认了团体人格，实现了从“人可非人”到“非人可人”的进步，实现了对人格权的保护。传统民事主体理论认为民事主体的构成具有四个要件，但随着现代民法的发展，各国学者提出了民事权利能力论、抽象人格论、民事主体功能论、独立意志论、财产载体论和独立意志论等新的民事主体认定标准。任何一种社会关系存在，当它只有参加民事法律关系才能更好地发挥和体现自己的社会功能时，法律就应该赋予其民事主体地位。     

“全盘西化”文化观的再认识

“全盘西化”文化观的再认识李毅一、思想渊源３０年代的所谓“本位文化建设”论，从中西文化冲突的角度来看，是本位文化受到客位文化严重冲击而引起的“重整反应”。有的学者称之为“本土运动”①。二十年代有过一次，３０年代是第二次。与中国文化本位论正面对立的，是...     

试论知觉在审美空间中

知觉是人们融合了感性和理性的一种认知形式和状态，审美则以一定的知觉能力为前提。“审美空间”应该说是创作者在审美空间中的创作．同时也是指审美肯往“审美空间”中的审美。创作者在“审美空间”中融入了想象性感悟，审美者在“审美空间”中也得以开启了想象性感悟。     

喜剧美学的知识考古与时代精神

伴随着大众文化的主流化发展,与之契合的"喜剧美学"正成为主导性审美原则,同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时代异化与精神偏差。从历史哲学视角看,相对于悲剧美学核心所在的悲悯的净化,喜剧美学重在智性的清透,而非纯粹的娱乐。大众文化的喜剧性应该是一种"内在伟大与严肃"、"外在有趣与可笑"的"轻盈诗学",是直面现实、迎接挑战的"举重若轻",是撕破生活假象的智慧与幽默,而非粉饰太平、逃避挑战、浑噩和谐的游艺与杂耍。如何达到对审美泛化的形而下之轻的规避,以及对喜剧美学的人性解放之重的自觉追求,是"文化中国"复兴过程中亟待应对的思想难题。     

关于判断当前经济形势的几个理论认识问题

如何判断我国当前的经济运行态势,涉及到一些理论认识问题。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当前不存在经济过热的问题,其主要理论依据是:“新的经济增长周期论”;“新的重化工业发展阶段论”;“增长潜力尚未充分发挥论”;“需求约束下冷易热难论”;“局部性过热论”;“生产能力过剩有积极作用论”。这些见解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是难以成立的,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以澄清。     

从“三执政”角度看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作为

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应该而且可以大有作为。从科学执政角度看，政府应该树立正确政绩观，完善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加强生态教育，让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从民主执政角度看，政府要做到决策民主化，信息公开化，积极引导公众参与；从依法执政角度看，政府要加快环境法制建设进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论“暗中执法”

警察采取在路边或民用车内使用摄像机偷拍的“暗中执法”存在弊端，从证据学角度看，不符合证据的客观真实性要求，也违反宪法和法律的精神，不利于保障人权。从行政法理论来看，“暗中执法”违反了行政公开性原则的基本要求，也违背了行政执法的目的。因而，“暗中执法”在行政法的基本理论上根本无法立足，它的出现只不过是特殊情况下的非常态选择。交管部门的“暗中执法”不应该受到大力推崇。     

“唐宋变革论”及其对法律史研究的意义

“唐宋变革论”始于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所提出的“宋代近世说”。近百年来，这个问题引发了国际宋史学界的广泛争论。论争的初期主要是围绕着对“唐宋变革”的定性，即唐宋之际中国社会是否已经实现了从中世向近世的转变，学者们从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的不同层面进行了分析。近些年来，则主要是集中在对“唐宋变革”的量化分析，即承认唐宋之际存在重大的社会转型，学者们更加注重转型在社会、经济、文化各个层面所引发的变化，即注重变化本身而非性质。“唐宋变革论”对法律史研究的意义，一方面是拓展了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充实了研究的内容。     

“责任本质”上的对立学说问题辨析

大陆法系刑法学之“责任”与我国大陆地区刑法学中的“刑事责任”存在本质区别，故对“责任本质”的考察不应立足于我国大陆地区之“刑事责任”。责任的“本质”应该与责任的“基础（或对象）”、“内容（或判断要素）”相区分。目前，在“责任本质”学说方面，存在道义责任论、社会责任论与法的责任论的对立。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涵义研究综述

关于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涵义的研究文献较多,基本上集中于两个角度,一是仅从“耕地”角度进行研究,称其为“绝对动态平衡”论;另一个则是从“人口、耕地、粮食产量、粮食需求”复合系统的角度进行研究,称其为“相对动态平衡”论。本文从这两方面对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     

死亡与再生——古典悲剧、悲喜剧再辨识

在我国戏剧界，运用“喜-悲-喜”结构创作的古代戏曲作品，有的被划入悲剧，有的被划入喜剧，剩下的则称之为悲喜剧，戏曲的划分相当混乱，与悲剧的纠缠尤其严重。实际上，在古代戏曲的分类上，应该坚持三分法，将“喜-悲-喜”结构的戏曲作品称为悲喜剧。古典悲剧以“死亡”作结，悲喜剧以“再生”作结，二者结局判然有别，不应混淆。     

主、客观原因在产生犯罪中的地位比较

犯罪的产生必有其原因。犯罪兼有社会、人文、自然三重属性，其产生遂兼有社会、人文、自然三重原因。犯罪的社会原因与自然原因，很大程度上又可概括为犯罪产生的外因，亦即犯罪的客观原因；犯罪的个人原因，很大程度上又可概括为犯罪产生的内因，亦即犯罪的主观原因。犯罪原因论之关键的问题与问题的关键，在于认清到底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应该属于犯罪产生的首要原因。故而，犯罪原因论中进行主、客观原因地位的比较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但主、客观原因在产生犯罪中的地位问题又十分复杂，致使犯罪学界对其长期纠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观说”、“客观说”、“折衷说”（“主、客观原因并列冠军说”）、“说不清说”等，各有千秋，各有得失。而“双因交互，异况各论说”，既取各论之长、又避各论之短、还重自主创新，是一种颇有智慧的主、客观原因地位论。“双因交互，异况各论说”认为，产生犯罪必须主、客观原因同时具备，主、客观原因在产生犯罪中的地位没有统一模式，对主、客观原因在产生犯罪中的地位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国外“民主和平论”研究：批评与回应——基奇结构性解释的视角

从学术角度看，作为西方民主话语霸权体系重要的理论基石的“民主和平论”，是当前政治学领域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被誉为国际关系中最接近经验法则的发现。在民主如何导致和平的生成逻辑中，结构性解释是其中较有影响力的一种。它认为民主国家复杂的政治过程和力求保持政治权力的领导人所面临的诱因激励，对战争和冲突起到了内在的约束。然而许多学者发现，结构性解释中存在一些缺陷，如替代变量比较粗糙；理论预设失真和与经验证据相抵牾等问题。结构性解释论者据此对已有解释进行了修正和完善，但并没有令人信服地解决先前的质疑。     

冯友兰大全概念的三重解读

摘要：文章从本体论、道德论和认识论三个维度对冯友兰的大全概念做了解读。从本体论的角度说，冯友兰的大全概念与他的新理学的哲学体系之间存在着逻辑的冲突，但由于这个概念的引入，使新理学具备了儒家“一个世界”的世界观特点；从道德论的角度说，大全概念使得新理学的儒家道德哲学的展开获得了本体论的依据；从认识论的角度说，大全不是知识的对象，最终促使冯友兰的哲学方法由理性的逻辑向传统的功夫论转变。     

略论“三讲”教育是当前党的建设的重中之重

“三讲”教育是当前党的建设的重中之重。从历史的角度看,开展“三讲”教育是搞好党的建设的重要经验;从现实的角度看,开展“三讲”教育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大举措;从发展的角度看,开展“三讲”教育是把党的事业推向新世纪的重大战略布署。     

行政法平衡论的历史演进与理论争鸣——基于文献述评

罗豪才教授针对西方行政法理论基础“管理论”和“控权论”的缺陷，运用矛盾分析法对行政人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矛盾进行“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分析，提出“行政权与相对人权利平衡”的“平衡论”，意图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法理论基础找到一条出路。此理论一经提出便受到国内行政法学界众多学者的支持和辩论，将行政法的研究视线拉回到哲学层面和价值理性层面的争辩上来。通过对平衡论提出至今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到平衡论从理论构建到理论探讨，再到理论式微三阶段的历史演进脉络，学者们主要围绕着平衡论的元理论之争、平衡和控权之争、平衡论的定位之争三个主题进行论辩。平衡论的提出以及围绕该理论的辩论，对当代中国行政法理论的建构乃至法律理论的发展，都有着极大的理论意义。     

质疑“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决定政府转型目标的实现。政府权力法定,政府权力与责任相辅相成。我国近年行政学界流行的“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论,从法理、管理、哲理等角度看值得商榷。加大改革我国过分集权的领导体制,促使政府政治化权力转为法治化权力,才能从根本上增强政府的责任心。     

论面子的中西差异

面子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1978年英国学者Brown ＆Levinson提出了“面子理论”，第一次系统地从理论角度谈论面子；G．Leech根据“面子论”提出了“礼貌原则”；L．R．Mao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相对面子指向的构想”；80年代以来，随着语用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国内诸多学者也开始研究礼貌现象和面子问题。因此在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重新明确中西的‘面子观’．将会更有利于我们解释当今社会交往过程中的跨文化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