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香港基本法的解释问题

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在 1 999年 1月 2 9日就内地子女在港居留权的判决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后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条文作出解释。在这一事件中 ,问题的焦点在于对基本法的解释权。本文拟就香港基本法的解释问题作一粗浅探讨。     

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刍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在基本法解释上的关系

香港基本法的解释对于保证基本法的正确平稳实施具有重要作用,而关于基本法解释权的问题在最近的三次案例中都引起了颇多争议。本文先对有关的法律条文进行演绎分析,从而论证基本法的解释权归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法院可以解释基本法是缘于授权,对于自治范围外的条款需要提请常委会解释。再通过对比内地的法律解释体系和欧盟的先行裁决制度,并借助“法克坦姆案”来说明这样的制度设计无损于香港的司法独立。     

论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保障与监督

香港的回归标志着“一国两制”的正式实施，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能否真正享有高度自治权，是广大香港同胞十分关注的问题。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是中央授予的，但中央不会随意收回或限制，相反，中央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实现提供了多层次的保障。另一方面，高度自治并非完全自治，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行使负有一定的监督责任。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保障表现在：一、法律上的保障1．宪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作了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保障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     

香港基本法解释权的冲突与协调

中国内地与香港分别实行不同的法律解释体制,两地的法制差异在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基本法的起草者们照顾到了两地法律解释体制的区别,精心设计了独树一帜的“双重”解释体制。然而在实践中,围绕基本法的解释仍然发生了激烈的争议,远远没有达到基本法所希望的两全其美的效果。笔者建议,应该考虑采取在中央和特区之间建立协调机制、创立良好的宪法惯例、人大不主动释法等措施改进基本法的解释权行使。     

《国家安全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适用的必要性及机制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附件三详列了在香港特区适用的全国性法律,并规定附件三所列法律可以按照程序进行增减。实践中,附件三所列法律也曾有过变化1。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新《国家安全法》中明文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有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统一的义务。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性质和现状,《国家安全法》作为一部旨在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的法律,应该在香港特区适用,具有必要性与合法性,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和《基本法》的精神。全国人大可按照《基本法》所规定的程序,将《国家安全法》(部分)列入附件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立法实施。     

香港《基本法》解释体制的内在张力及其缓解——从人大针对《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说起

2016年11月,因香港立法会个别候任议员就职宣誓中带有“港独”言论,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针对《基本法》第104条进行了解释。这引发香港民众的热议和争论,其焦点是《基本法》第158条第3款中香港终审法院提请释法及其与人大主动释法的关系问题。《基本法》设计的解释体制因两地的司法传统差异,导致集中释法与分散释法之间的不对接、最终解释权与司法终审权之间的屏蔽,从而形成了主动释法与提请释法之间的不协调问题。对此,应该依据法律纠纷涉人涉事的区域范围、关联关系和重要程度,通过人大立法(解释)划定两地的释法范围;同时制定特区《基本法》解释的技术规范,指导特区法官的个案释法。     

释“港人治港”

释“港人治港”孙承谷回归祖国后的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行使高度自治权，并且由香港人自己管理。“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是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保证香港继续保持稳定、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条件。１９８２年４月，邓小平在同英国前首相希思...     

试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的审查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各项制度和立法的法律依据。如保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制的统一，维护基本法的指导地位，基本法已有原则性的规定，但要具体执行尚需有进一步的界定，因为这一问题既关系到“一国两制”的政治问题，也涉及到社会主义法系与普通法系的法律技术问题，其中关键是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如何进行违反或符合基本法的审查，以及由哪一机关进行审查，然后再作出对香港特区法律有效或无效的决定。一香港原有法律保留的审查权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的审查从时间上可分为对香…     

香港特别行政区繁荣发展的法律保障——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重温《基本法》

在香港回归祖国十年的历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本法》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顺利实施的法律依据,充分维护了香港人民的自主权利。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基本法》的指导下,充分行使自治权,加强了与内地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往来,在税收、航空运输、海上运输等领域不断寻求更广泛的国际合作,进一步推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经济发展。《基本法》更将成为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根本保障。     

论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联系

论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联系金克胜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香港回归祖国，洗雪了中华民族百年耻辱；《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基本法）正式实施，香港的历史将翻开崭新的一页。基本法是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和中央关于香...     

我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司法协助问题

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的有关规定,香港作为我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原在香港实行的司法体制予以保留.由于我国的香港与内地各属不同的法域,因而在民商事领域中的区际法律冲突不可避免,而两地之间的司法协助就更成为一个需要妥善解决的现实问题.     

香港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漏洞及填补——居港权案的再思考与刚果金案的新启示

基本法第158条规定了其解释制度的构造,这种"一元双重"的解释体制最重要的一环是香港法院释法与人大常委会释法的衔接。也正是在此环节存在漏洞:对于香港法院应当提请解释而未提请的,没有有效的制约途径。香港法院居港权案中"不厚道"的解释,正是利用了这个漏洞。本文分析了"主动释法"模式、"事后责任"模式和"当事人"模式后,建议借鉴"当事人"模式,设立当事人启动程序,以约束法院滥用提请判断权。香港特区的司法权与基本法解释权是分离的,其司法权是完整的,但是其基本法解释权却并不完整。因此,"当事人"模式并不侵犯香港独立的司法权。当然新法律规则的确立需要时间和等待,在过渡时期需要政治方法的补充。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审判体制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原在香港实行的司法体制,除因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而产生变化外,予以保留。由于香港现行的审判体制不同于内地的审判体制,所以,本文结合香港现行的审判体制以及基本法的规定,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审判体制作一简单介绍。 一、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院 根据基本法第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和第八十三条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除继续保持香港原有的法律制度和原则对法院审判权所作的限制外,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所有的案件均有审判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无管辖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各级法院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机关,行使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审判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终审法院、高等法院、区域法院、裁判署法庭和其他专门法庭。香港特别行政区各级法院的组织和职权由法律决定。     

略论中国内地刑法中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以港、澳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为视野

我国《刑法》分则第一章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罪 ,其设置的目的即在于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同时 ,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也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这一基本责任。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 1 8条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 1 8条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 2 3条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 2 3条以同样的内容规定 ,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     

立法机关的法律解释权述评——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说起

在我国当前的法律解释权体制下,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不符合法律的要求,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依据不明确,并且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引发立法解释与立法的矛盾。从理论上说,立法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的根据不能成立。立法机关是法律的作者,它行使法律解释权不符合解释学原理。立法机关不是法律实施机关,它不需要行使法律解释权。立法机关具有立法权,它行使法律解释权没有意义。由此,立法机关的法律解释权应当废除。     

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监督权若干问题研究

中央的监督权是中央作为主权代表所固有的权力,它是中央对香港所承担的宪制责任的重要体现,也是"一国两制"方针得以准确实施和香港持续繁荣稳定的重要保证。中央监督权的范围应该涵盖整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所涉及的范围。应完善基本法所规定的监督机制,中央也有责任依法积极主动行使,同时,不能干涉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     

国际协议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适用的特殊性——以社会转型下创新型国家的构建为背景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就香港特区适用国际协议进行了特殊的规定。这些规定包括:中国参加的已经在香港适用的国际协议继续在香港适用;中国没有参加的政治性协议停止实施;其他协议由中央人民政府作出授权或特殊安排后可以继续在香港适用;中国新缔结的协议在香港的有条件适用;以及香港特区在授权范围内缔结和参加国际协议。尽管香港特区进行了宪制转换,但是由于基本法对香港原有法律制度的保留,协议在香港的适用仍然以转化适用为基本适用方式,尤其是国际人权公约在香港的适用方式应为转化适用。     

"一国两制"下香港法院的宪制角色分析

正确理解香港特别行政区所享有的独立司法权和终审权问题,必须同"一国两制"这种特殊的国家结构形式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正确理解和切实贯彻"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才能正确定位"一国两制"下香港法院的宪制角色.香港法律界有一种以法治和司法独立名义排除中央权力的错误倾向,对香港《基本法》进行宽泛解释.香港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香港法院的权力受制于中央权力.香港法院宪制角色的主要内容是:香港法院的司法独立不能脱离中央权力,香港法院对《基本法》的解释权是有限的,香港法院应谨慎行使司法审查权,香港法官及其他司法人员是必须承担爱国义务的治港者.     

澳门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比较研究

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之规定,国家设立澳门和香港两个特别行政区,并依据“一国两制”的方针制定了澳门和香港两个《基本法》。由于这两个《基本法》都是以“一国两制”作为指导思想的,再加上澳门《基本法》在制定过程中又吸取了香港《基本法》的成功经验。因此,它们所框定的政治体制在许多方面相同的。     

香港司法制度的形成、演变与改革

20世纪80年代,香港已形成包括最高法院、地方法院、裁判法院和特种法庭在内的不完整的审判体系。在回归前的过渡时期,香港开展司法本地化工作,着手组建终审法院。回归后,香港终审法院的设立和运作标志着完整的审判体系的形成,而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是香港新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司法制度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尚未显现,但法院有的做法需要调整,如法院裁判案件援用域外法时需要限定在基本法授权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