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信任研究的缘起与内涵——兼论中国政党信任模式的转型

全球社会风险的加大和政治行为者的个体化是政党信任问题凸显的全球情境.中国在双重转型过程中加剧的社会问题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是政党信任问题凸显的中国情境.与干部型政党、群众型政党和全方位政党这三种政党模式相对应的政党信任类型分别是庇护型信任、动员型信任和契约型信任.当前中国政党信任问题产生的根源来自政党信任模式的转型,即传统的动员型政党信任已经逐渐瓦解,而新型的契约型政党信任并未完全生成.     

中国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剖析——基于信任博弈的视角

中国家族文化决定中国社会的家族信任多于社会信任,基于特殊主义的家族信任进而又阻碍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信任博弈的结果将是:若一个社会具有完善的法律制度、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基于普遍主义的社会信任便可逐步建立。社会信任进而又创造出社会资本,并且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资本的内涵将更加丰富,外延将不断扩大,因此,社会资本是一种动态的、自增长的资本。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改变其投入资本的构成的过程。社会资本将成为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恒动力。     

法治与信任

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结构,决定了其信任体系以基于人格的特殊信任为特征,因此难以适应以陌生人社会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导致信任体系的断层,造成了我们目前面临的信任困境。法治秩序对于建立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普遍信任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法制系统以及法治秩序可以创造出更固定的、可持续的、易转换的、可拓展的普遍信任,以弥补传统信任体系失效造成的空白。法治秩序与社会信任体系是一种相互促进、共生共存的发展过程,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秩序的发展,普遍的社会主义信任体系也将建立和完善,我们面临的信任危机的问题也将逐步得到解决。     

我国政府信任问题研究

信任，是连接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政府信任反映的是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即民众对政府行为的认同。目前，对政府信任度的下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政府信任已经成为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造成政府信任度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既有政府自身能力的不足，又有公众对政府过高的期望等等。正确认识政府信任问题并提升政府信任成为政府再造工程的一个重要议题。     

社群主义视角下的社会信任构建

我国社会普遍存在着信任危机,其原因是市场经济的冲击、伦理道德规范的缺位、法治社会的不完善、传统的人际信任模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而新的信任模式尚未建立起来。以社群主义为视角,从确立社群的优先地位、重视社会美德价值、倡导国家积极有为、建设多元性社群四个方面着力构建我国的社会信任。     

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重建社会信任的法制路径

信任危机,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病态体征,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因此,寻找一个合法有效的理论路径,重建社会信任已成为一项迫切的学术使命。而契约社会作为一种法治型社会,通过对风险的限定减少了信任建立的不确定性及非理性,从而为信任的重建确立了普遍的基础和客观的标准。因此,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就成为重建社会信任必然的逻辑走向。而要构建契约文明的图式,首先就要消解二元社会交往结构,走出信任主体的非对称性误区,凸显文化视觉中的契约意识,实现非理性的情感信任到理性的规则信任的转化;其次要保障法律制度的有效供给,营造社会关系多样化的创造空间。     

制度建设与政治信任的修复

良善的公共生活需要政治信任的润滑与滋润。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公共生活遭遇了比较严重的政治信任困境。在现代社会,确立政治信任与国家制度建设是同一过程,是高度契合的,国家制度建设构造政治信任在根本上是通过制度化不信任的建立健全与有效实施来实现的。中国政治信任的建设不是也没必要彻底消解民众的不信任情感,而是要不断提高政治信任的修复能力,目标是形成以制度信任为要核的现代政治信任模式。这关键是要通过激发制度活力、增强制度供给力、提高制度执行力,根据制度化不信任的理念构造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体系,为民众施予政治信任形成激发机制,为政府维系政治信任形成压力机制。     

网络慈善捐赠者信任生成的心理机制与促进策略

信任是捐赠者与慈善组织之间的本质关系，是慈善事业的核心。从认知神经科学视角看，网络捐赠者信任生成的心理机制包括动力、情感、认知三大系统的分工协作：动力系统来源于追求预期社会性奖励；情感系统表达因风险产生的负性情绪并防范轻信行为；社会认知系统负责可信性感知和关系评估并进行感性决策，认知控制系统权衡收益与代价并进行理性决策。为此，网络慈善捐赠者信任生成的促进策略包括：增强社会属性奖励，激发网络捐赠者信任动力；减少风险体验，防范网络捐赠者负性情绪生成；创造良好第一印象，促进网络捐赠者感性决策；展示可信性特质，促成网络捐赠者理性决策。     

村民的政府信任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来自贵州和江苏农村的调查

调查显示,村民对立法机关、想象政府、政府决策、高层政府官员的信任度较高,对实际政府和政府行为的信任度较低;村民对家人、邻居、朋友的特殊信任较高,但对大多数人和陌生人的普遍信任较低,呈现出典型的差序格局。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发现,村民政府信任对社会信任的增长有正向的促进。其中,村民对想象政府和实际政府的信任与社会信任呈正相关关系,但对检察院和法院等司法系统的信任却与社会信任呈负相关。而BinaryLogistic回归的结果则表明,少数民族村民的社会信任度远远高于汉族村民,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这些结论为提升村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中国民营企业委托代理的困境与信任格局

经理阶层认为,信任是建立供给关系的关键,民营企业却缺少这种制度的供给.按照茹克尔关于信任的三种模式.民营企业在治理中是基于身份特征的特殊主义信任模式.其信任格局会因关系表现而异,具有差序格局的特点.虽然传统信用规则的功能弱化,也出现"杀熟"现象,但民营企业正处在社会转型中.家族关系以外的社会网络连接出现破损,企业成长发展受到传统伦理信任资源弱化和以法律契约为基础的制度信任严重残缺的双重制约.     

放大与衰减:环境风险的路径丕变及其内在机理——以两类环境风险事件的比较为例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环境风险事件时有发生,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公众安全造成诸多负面影响。本文在"风险社会放大框架"的简化模型下,以两类典型环境风险事件为切入点,立足于此类事件的演化路径开展研究。在指出环境风险演变经历了生成与外化、放大与衰减、波及与消亡三个阶段后归纳出:社会、心理等人为因素引发的环境风险客观上呈现出一种风险放大的趋势;与之相反,自然因素引发的环境风险往往呈现出一种风险衰减的趋势。而系统参与和政府信任是促使环境风险演化呈现路径丕变的核心机制,两种机制弥合形成了"积极—信任"型、"偏离—信任"型、"积极—疏离"型、"缺位—疏离"型四种弥合机制,其中"积极—信任"型的弥合机制更有利于环境风险的衰减。     

建立社会信任需要深化改革

社会信任是包括社会组织和个人在内的社会成员普遍遵守公共生活准则的人际关系状态。从表象看,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信任要好于现在,但实际情形要复杂一些。改革开放的大量举措对建立社会信任是有益的。我们普遍感到的社会信任缺失,不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而是因为改革不平衡、不深入。尊重与扩张私人财产权是社会信任的基础。收入与财富合理分配是社会信任是必要条件。政府公信力是社会信任的重要支柱。健全法治是社会信任的基本保障。扩大公共领域社会分工有助于完善社会信任。     

社会信任与腐败

对于社会信任和腐败之间的关系,多数研究都假定社会信任程度越高,腐败程度就越低。但严格来说,相反的命题也是成立的,裙带关系、任人唯亲等现象也体现出较高程度的信任,且这种信任程度越高,腐败现象越容易滋生。社会信任可分为一般信任(包括经济交易双方的相互信任,公民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人们对法律体制、国家机构的信任)和特殊信任(基于血缘、情感、关系网络的小团体内部的排外性信任),实际上,一个社会的一般信任程度越高,这个社会的腐败程度就越低;而在一个对制度和陌生人缺乏一般信任的社会中,程度越高的特殊信任将越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这给我们认识腐败、预防腐败和进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经验证据

对于以关系取向为特征的中国社会，研究社会资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基于中国社会调查（CGSS）2015年的全国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研究社会资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分析这种影响在性别、年龄和城乡方面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社会资本构成性成分中，社会信任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正向作用最明显，社会网络、邻里互动和朋友交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亦具有明显正向作用；对于不同群体而言，社会信任对女性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明显，而社会网络和邻里交往则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提升男性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和邻里交往均对中老年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更明显，而朋友交往则对青年居民的影响更大；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和邻里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均显著高于城市居民，朋友交往则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明显。研究为社会资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提供了中国经验证据，体现了西方社会原有解释命题的有效性以及中国社会的普遍适用性，为国家和个人在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方面提供了参考。     

政治信任流失的社会机理与现实考量

从全球范围来看,政治信任流失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客观上讲,政治信任的流失深受当今公共治理环境变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批判性公民的成长、全球化的深度扩展以及风险社会的到来,这些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为政治信任的巩固与积累增添了难度。我国目前政治信任的流失与当前社会及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     

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研究述评

信任,是社会良性运行的"润滑剂",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20世纪70年代以来,针对中国社会的信任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较为系统的信任研究理论或流派,它们分别是:信任文化论、信任结构论、信任制度论和信任转型论。     

国外政党培植信任的若干做法及启示

社会对政党的信任是政党重要的社会资本，世界各国政党在其自身建设和政治行动中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政党信任的要素，并以此推动党的发展。本文通过考察国外政党培植与增强信任资源的诸多做法，总结出四点共同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政党信任的基点、核心、保障和关键，以期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有一定借鉴意义。     

信任的价值：家族企业的核心伦理

在中国,信任主要是建立在血缘关系或其他关系中所包含的亲近疏远情感之上的,家族企业必然成为民营企业经营模式的首选,信任建设也就成为家族企业兴衰的关键。因此,一方面,家族企业应从情感、价值的方面培育互惠的关系信任;另一方面,应从理性、事实出发,构建制度信任,使之成为长期稳定的信任模式。     

引导社会负面情绪 降低社会信任风险

正现阶段,社会群体间的不信任在加深,从而导致社会冲突增加。而社会情绪总体基调以正向为主,但负向情绪的引爆点低。要从制度层面来解决社会信任问题,从制度上、法律上和管理机制上降低信任风险,特别是从公权力这个社会信任的核心环节入手重建社会信任。     

社会资本理论视野下的中国公民社会

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普遍信任度缺失、弱关系网络资源严重不足、自组织不充足和不规范等特征。建构公民身份意识、培育社会信任、发展民间组织、促进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合作对提升社会资本的存量和质量,实现增量发展,促进由政治统治型向社会治理型的过渡,培育当代中国公民社会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