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权力扩张和失范及其治理路径选择

制约权力是现代法治的核心价值.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权力恶性膨胀、无序扩张,滥用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的情况比较普遍和严重.当今中国地方政府权力的膨胀和扩张,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也同政府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的状况不无关联.有效防止公权力滥用和失范,既应把地方政府权力行使纳入法治轨道,还应将地方政府权力制约纳入法治轨道,推进其法治化进程.推进地方政府权力制约法治化,是破解当下一些地方制约权力的新的制度规范不断出台、而侵犯私权利的权力腐败案件却多发频发这一困局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实现权力法治的重要保障.     

论法治化与权利精神

法治化是中国必由之路,法律思想基础由权力文化嬗变为权利文化是历史的必然,权利应当成为法的本位.权利精神是法治的灵魂,法治化需要权利精神的推动和牵引,要求逐步完善权力机制和权利机制,"以权利制约权力".法治社会既以社会为本位,又以人为本位.如何走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化道路,需要把握历史和现实的中国法治状况.在推行法治化的初级阶段,重点在于加强对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将权利精神发扬光大.     

论法治是通往社会公正的基本途径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当今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基础。通过法治建设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法治是确立公平正义价值、制约公共权力、维护人权和社会公正的工具。我国法治建设取得重大的成就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必须加强法治建设来推进社会公平正义。     

略论农村法治中的村官权力

村官权力具有自治权力和行政权力 (依授权、依委托 )二重性。乡村民主政治是全社会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 ,社会差异导致无法用统一的尺度去衡量存在极大差异的中国农村。在现实条件下 ,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法治使村官权力及其运作成为研究农村法治的重要范畴。为此 ,应在反思的基础上对村官权力进行技术性调整     

试论中国的“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

“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是相对于“自然演进型”法治道路而言的一种法治模式。中国选择走“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客观选择。它具有许多优长之处，但在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矛盾和潜在危险。中国今后的法治实践需要着力思考和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进一步强化“政府”权威，依法加强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最终实现“政府权力”及其监督“政府权力”的法治化和民主化；二是大力培植社会的和民间的法治资源，推动中国社会法治化的进程。     

契合与悖反：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之比较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在物质条件、社会秩序结构、法律文化本位、法的人性基础以及对法本身的认识等方面存在着悖反与冲突，而在刑罚的谦抑性、对权力的限制以及人权保障等方面又有相契合之处，但冲突与悖反是二者关系的主要方面。应当在现代法治理念指引下，积极探索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现代化路径，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换，以适应中国现实制度建设的要求。     

成熟的市民社会－宪政与法治的基石

本文认为 :市民社会和民主宪政与法治精神紧密相联。市民社会培育了宪政文化 ,蕴育了法治精神 ,形成了社会权力 ,消解了国家压力。因此 ,宪政与法治的实现离不开市民社会的培育和成熟。作者指出 ,中国历史上市民社会的缺失和现实中市民社会的不成熟是中国难以实现宪政与法治的根本症结。因此 ,中国建立宪政之途和走向法治之路就是培育和形成成熟的市民社会。为了加快中国市民社会的成熟 ,以为宪政与法治铺垫基石 ,文章强调 :应进一步推进经济的市场化、加强政治民主化和权力监督、推动社会利益分散化和利益多元化以及推动思想意识和文化的多样化。     

法治中国的结构形态及实现路径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当前我国政治建设的重点和努力方向。法治中国不仅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且要求政府依法行政,切实转变职能,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同时,也要求社会依法自治。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法治政府是核心,法治国家是关键,法治社会是归宿。当前法治建设必须致力于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法治中国。     

乡土社会秩序形态与调解变迁

中国古代社会,法秩序之间的沟通依靠文化的整合,国家通过"权力的文化网络"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教化式的调解达到了法秩序的沟通;在中国法律新传统中,国家通过"权力的组织网络"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调解成为国家治理的手段;在当代中国法治化的进程中,调解的运作由于受国家权力的影响,仍然不符合法治的要求,对调解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必须依照法治的标准。     

法家法治类型的理论诠释——兼及当代中国法治的法家元素

当代中国往往以西方近代启蒙运动开创的现代性法治为法治的标准,按照这一标准则传统中国就不可能有法治。然而法治是个颇具地方性的知识系统,在传统中国存在着多种法治类型,这是一种法治类型学的立场。法家作为一种法治类型具有自身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此种法治类型具有功利主义和权力主义的文化特质,同时也并非完全不关心道德,即便其重刑主义本身也具有明确的道德指向。贺麟对法家法治类型的批评具有普遍性,然而法家还是以其鲜明的理论特色对传统中国法治构成了强大的形塑力。即便是今天依然能够在法治运行中感受到法家因素的影响,诸如现代法治运行中的功利化趋向、权力化和行政化特质,以及法条主义的流行在某种意义上都与法家的传统相关。     

法治的核心:以法律制约权力

法治化正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社会政治目标之一,制约权力、保障权利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突破口。权力在客观上存在着易腐性、扩张性以及对权利的侵犯,由于权力的本质决定,有必要制约权力。制约权力也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结果,是保障权利的要求,是实现法治的最基本的要求和标志。在我国的政治改革中,法律对权力的合理制约,有利于法治的实现。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与建设法治社会的关联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法治社会建设中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是社会治理规则不统一,二是缺乏规则意识,三是崇尚行政思维、权力思维,缺乏法治思维,四是缺乏契约精神。在社会主要矛盾新论断基础上提升法治社会的建设空间:一是培养全体公民的法治意识,摒弃"官本位"思想和人治思想,二是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三是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四是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     

论社会主义法治范式的展开和实践延伸——以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切入点

社会主义法治是实现我国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的基本保证。社会主义法治是人类法治成果的组成部分,同样以控制权力和保障权利为基点,但是具有不同的范式构成。社会主义法治在推进过程中必然面临需要我们正视的各种障碍。由于我国传统上属于人治国家,因此法治的社会心理缺失,政府权力弱化、司法权威不高、程序正义观念缺乏等现象客观存在。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国应从政府治理、司法改革等多个角度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实践。     

论民间规则的价值蕴涵及其对农村法治的可能启示

国家立法的美好愿望是对社会的各个领域作出规范,以满足民众普遍的、共同的秩序需要。然而国家法在向广大农村推进的过程中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长期以来,民间规则一直是我国农村广泛行之有效的行为准则,以其固有的特质与优势维护着农村秩序的稳定。这一状况显然并没有因为国家法治的向下推行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相反,却成为我国农村法制推进的现实障碍。构建和谐的法治社会要求我们正视国家法在农村实现的现实困境,深入挖掘是在什么样的价值指引下使得民间规则在国家法无法深入的领域发挥着作用,从而为国家法的进一步完善和农村法治建设提供启示。     

法治的核心：以法律制约权力

法治化正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社会政治目标之一，制约权力、保障权利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突破口。权力在客观上存在着易腐性、扩张性以及对权利的侵犯，由于权力的本质决定，有必要制约权力。制约权力也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结果，是保障权利的要求，是实现法治的最基本的要求和标志。在我国的政治改革中，法律对权力的合理制约，有利于法治的实现。     

*论政府必须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政府必须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是对政府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基本要求。从国际进程、现实挑战、未来要求看，政府必须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具有客观必然性和现实紧迫性；当前政府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存在着重法制轻法治、重权力轻权利、重结果轻过程、重执法轻问责等落差；推进政府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除了坚持党的领导之外，政府职能法治化是前提、政府决策法治化是基础、政府执法法治化是关键、政府责任法治化是保障、政府政务公开化是要求。     

影响法治政府建设进程的深层原因与对策分析

影响法治政府建设进程的深层原因是：现实中普遍存在的人治观念和现象—墉职能转变的不到伍非科学发展的政绩观及其考核体系带来的许多问题。加快法治政府建设进程的对策：提高人们的法治观念、树立人们的法律信仰，确立法律在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用科学的政绩观及考核体系来约束各级政府和公务觅全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强行政细织法和程序法的建设，让行政管理体制在法治的勒道上运行切实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     

卷首语

七月,仲夏的阳光中,白云千里万里随性而去,同窗好友互道珍重,却难随流水各自东西。在这种略带惆怅又暗自雀跃的心绪中,又一批法律人走出校园,进入陌生、不安的社会。"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在法治的大旗下,各类思想泥沙俱下,各种法律事件、现象的讨论早已不是法律人的专利,而是成为了街头巷尾人们的饭后谈资。在这些事件或现象的背后,既有权力的扭曲,也有权利的碰撞。随着法治社会的层层推进,公众法治观念的缺乏和转型时期特有的焦虑,已成为我们社会法治生活诸多负面现象的根源。刚刚走出墨香校园的新晋法律人,首先要做的,是用思想上的武器,以观念战胜观念,这也是当代法律人的担当所在。     

政治国家VS市民社会视角下的课税权力边界研究

国家课税权力是国家运转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项权力,缺乏税收支持的国家力量的保护,社会发展与公共利益将难以实现,个人的财产和自由也将无法得到保障。然而,课税权力又具有扩张性,其极有可能异化成为公民权利乃至公共利益的反面,课税权力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中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个"扩张—限缩—再扩张—再限缩"的博弈过程,未经限制的课税权力将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因此,分析课税权力的本性,明确它的范围与边界才能有效防止其对市民社会的公民权利带来的不法侵害。尤其是在当前国家课税权力服务于我国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地履行课税权力所代表的国家治理职能,构建权界明晰、法治高效的财税法律体系至关重要。必须从法律上明确我国课税权力的边界,从理念的转换、原则的落实、利益的权衡等方面着手破解我国课税权力在现实中的各种越界难题,有效推动我国推进财税法治改革的深度发展。     

特别权力关系法治化研究

特别权力关系是受公法调整的特别法律关系之一种。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发端于19世纪君主立宪时代的德国,并在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经历了一个不同程度的发展和修正过程。我国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大量特别权力关系由于缺乏相关的理论支撑和立法规范,游离于法治之外,因而有必要从我国行政法治并不理想的现实出发,引进“修正后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积极、合理因素,顺应我国法治发展的趋势,以现代法治理念为指导,将特别权力关系纳入法治轨道,使之逐步法治化。具体进路为:优先保护特别权力相对人的基本权利;尽力规制特别权力的配置;对特别权力主体的自治行为进行程序控制;对特别权力关系的司法审查体现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