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政府角色调整——基于国际比较的视域北大核心CSSCI

社会组织是一个社会生命系统。社会组织活力是标志其生命状态的基本范畴。是有效性、自主性、回应性的统一。在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的政府角色包括伙伴型、支柱型、家长型三种典型模式,不同政府角色扮演方式对社会组织活力有着深远影响。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过程中,政府角色不可或缺、政府角色定位因地制宜、政府角色扮演必须适当。在我国,政府是社会组织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政府主导方式的偏差是引致社会组织活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借鉴域外经验和教训,针对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需要,必须坚持主导型政府角色,调整政府角色扮演方式,对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发展的方式体系实施结构性调整。     

能促型政府视角下养老服务体系构建的国际经验

在福利国家危机背景下,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为重新定位政府在福利提供中的角色提供了理论依据,构建能促型政府成为养老服务中政府角色调整的方向。发达国家养老服务中能促型政府角色表现在:政策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的递送,支持家庭照顾,建立支持养老服务的配套制度。能促型政府的基本理念具有普遍性,发达国家共性的养老服务支持政策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社会组织治理社会风险的能力研究——基于江苏社会风险的视角

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与社会的转型,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应对与化解社会风险不仅是各级政府管理的重要职能,更是社会组织不可或缺的重要职责。就江苏地区而言,应对社会风险的任务依然艰巨,为实现江苏社会风险预警"生命至上、预防为主、政府主导、群防群治、管理创新、制度保障"的战略构想,应对化解面临的社会风险,必须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提升江苏社会组织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实现社会风险的多元治理。     

基于国外经验的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路径与对策分析

在分析发达国家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模式和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具体路径和相应的对策建议。无论是美国的市场主导型、日本的政府主导型,还是法国的政府与市场共同主导型,发达国家的农村金融市场都主要由政策性金融机构、合作银行体系和农业保险等三个部分构成,并且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处于不断地调整过程中。基于这些经验和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现状,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应该遵循如下路径:首先是政府主导下优先发展政策性金融机构,其次是政府引导下不断壮大合作银行体系和农业保险,最后是政府退出后由市场主导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     

政府角色的隐喻:理论意蕴与现实启示

政府角色既是随着行政生态环境的变化进行适时调整,以保持系统内外平衡的动态过程,也是社会各力量对比、较量和重复博弈的结果。中西方关于政府角色隐喻的变化,暗含着政府角色变迁在推动力、趋势以及轨迹等方面的规律性特征。政府只有把握这些规律性特征,根据行政生态环境的变化,适应社会系统内各力量的对比情况,进行适时、动态的角色调整,才能起到促进经济、政治与社会稳定、发展、繁荣的作用。     

农村合作组织的能促型发展:基于规制—功能框架的分析

能促型发展是经由国家角色调整,实现国家权力向社会权力转化与传导的过程。合作组织经由政府力量激发出治理能力的再生产,成为建构国家能力的支撑性结构。本文以农村合作组织为观察对象,考察其从控制型到能促型发展的动态变迁,并在比较中探寻国家规制与合作组织功能定位的变化,由此分析国家行为与合作组织的联结结构所带来的国家能力变革。通过识别合作组织发展中的国家规制与组织功能,可以将合作组织的能促型发展分为四种模式:发展型能促、孵化型能促、自主性能促、欠发展型能促。合作组织发展不存在普适性的能促模式,需要根据不同的发展环境,确定有效的政府体制和机制安排,以充分激发合作组织的经济与社会功能。     

政府与支持型社会组织良性互动关系研究——基于上海浦东公益组织发展中心(NPI)的个案观察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逐步调整,走向互动与合作.这种互动合作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合作,呈现出一种双向形塑的动态过程:一方面,政府通过建构社会组织的制度体系,充分保障社会组织的发展,尊重社会组织的自主性,注重通过各种中介组织和渠道实现对社会的引导、协调;另一方面,社会组织自主性增强,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实现对政府的监督. 本文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层面,以上海浦东公益组织发展中心(NPI)的个案观察,从动态视角系统分析了NPI与浦东新区政府的互动过程,构建了政府与支持型社会组织的互动模式.     

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角色定位

改革开放后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并在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中发挥作用,如近几年不断发展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更能体现这一发展趋势。政府购买社会公共组织服务一方面减轻了政府在无力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的压力,另一方面还权于社会,促进社会自主治。这种模式也逐渐成为未来社会改革的方向。鉴于这一模式的重要意义,着重于解构社会组织在这一模式中的作用,并希冀能为完善其角色扮演发挥些许作用。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中政府的角色定位分析——从政策过程视角

在西方国家纷纷制定知识产权战略的国际背景下,我国把知识产权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探索了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出台背景下中国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定位问题,指出了政府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中应处于主导地位,并从知识产权性质的演变过程中西方国家政府的作用、发达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中政府角色分析以及中国现实国情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以政策分析为框架,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监督之政策过程的角度对政府的主导角色进行了思考.     

妇联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构建及其作用发挥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型社会组织,是联系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桥梁和纽带。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是政府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督管理的有效方式,关键在于扶持、培育社会组织的有序和规范发展,提升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公共服务事项的能力,推动政社分开、管办分离。通过对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背景及深圳市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实践与探索的分析,提出了妇联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机制创新与路径选择。     

统筹城乡发展与地方政府——基于浙江省长兴县的研究

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其中,政府必须扮演关键性的角色,而在各级政府中,县级政府又负有最直接的责任。浙江省长兴县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的基本经验是:政府必须承担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的主要责任,通过建立领导机制、政府体制创新等有效地整合资源、制订规划、组织实施;政府必须在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治理和保护农村自然环境、建立健全医疗、养老等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支持农业生产、发展教育事业等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政府必须尊重市场规律,重视社会力量,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首创精神和权利,形成政府、企业、社会三者之间互补、合作的良好格局,合力解决实际进程中的困难;政府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制订并实施基于当地现实、适应当地现实、全面、渐进解决当地现实问题的公共政策。     

调适性合作: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策略性变革

十八大以来,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策略性变革不断深化。与以往政府对社会组织采取双重管理、限制竞争等单一控制逻辑不同,政府对社会组织开始采用政府购买服务与转移政府职能等合作互动逻辑。从单一控制逻辑到合作互动逻辑的调整,是政府主动调适与社会组织策略性能动的结果,可称之为"调适性合作"。一方面,中国政府在面临治理能力不足时主动调适自我角色,并在微观制度上做出安排,确保与社会组织展开合作实践;另一方面,社会组织采取策略性行动,提升政府官员对社会组织认知,倡导政社合作政策的出台,并在执行过程中推动合作政策的有效执行。与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等理论不同,"调适性合作"既肯定政府的主导地位,也强调社会组织的积极建构作用,并认为当前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变革是二者共同形塑的结果。     

非政府组织的政府化及对组织绩效的影响

在我国"强政府、弱社会"的状况下,非政府组织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政府的特征,这种现象可称为非政府组织的政府化。通过对哈尔滨市的社团组织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表明,社团组织的政府化程度较强且组织绩效普遍低下。对社团组织的政府化程度和组织绩效分别进行因子分析,析出了政府化程度的政府参与因子、基本要素的政府支持因子、经费支持与政府依赖因子,组织绩效的凝聚力因子、计划与执行力因子和组织活力因子。分析表明,政府化程度与组织绩效的各因子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政府的参与有助于提高组织的计划与执行能力却消减了组织活力;政府对社团组织基本要素的支持有利于提高组织的凝聚力和活力;政府对社团组织的经费支持和由此导致的对政府的依赖能够提高组织的计划与执行能力,但却降低了组织活力。聚类分析的结果表明:城市社团中存在着管理型、职能型、自立型和名义型四种类型的社团。     

中国单位体制的演变与新型政府和社会关系的建构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单位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在政府和社会的二者关系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中国单位体制依据一定的历史条件形成并呈现出中国特有的特点。改革开放后,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在改革历程中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非企业组织和公益性组织的兴起给整个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在具有传统思想的中国土地上,逐渐形成了公民社会赖以成长的经济、政治和组织条件。由于单位体制的退化,社会组织的多元化趋势,使得中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社会管理的方式也从传统的统治方式向现代的治理方式转变。     

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阶段及治理模式转型探论

人类的生态文明建设要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几个基本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战略防御与工业文明中后期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高度相关,并从心理基础、治理模式和思维惯性上表现出来。战略防御阶段具有较强的被动性,人类最终会在反复的"试错逻辑"中发现矛盾核心,并及时调整自身的行为方式。治理模式的转型是基本阶段转变的关键环节。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治理模式转型中,传统的官僚制组织和制度化权责主导模式将失去统帅地位,政府开始降低自身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比重,更加注重社会力量在生态治理中的拓展,小型化、随机性和贴近基层的治理方式更受到重视。     

我国社会公共安全协同供给模式的构建——基于城市社区安全供给的视角

我国社会公共安全供给主体包括公权力、市场化、公益性等多种组织类型。从治理与协同政府视角出发,多元主体间应实现从政府垄断基础上的松散合作向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化协同模式转变。新模式中政府应扮演"战略主导者"与"能量输入者"双重角色,与非政府主体的关系应该从单纯契约授权向更具灵活性的契约授权与赋能授权相结合的方式转变。这一新模式应用到城市社区公共安全领域,要努力克服政府的绝对管控角色所导致的执政党社区党支部与社区委员会的权责困境。政府要加强对社会主体的赋能授权,为促进主体间结构向自组织式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通过构建沟通平台、完善协同制度、促进实施项目式安全协同等途径实现有效安全协同。     

论政府在社区服务中的角色调适

政府是社会福利服务供给中最核心的主体，作为社会福利服务重要内容的社区服务，其发展中毋庸置疑亦以政府为主导力量。政府在社区服务中的应然角色是制度设计者、资源提供者、规划者、协调者和监督者。我国政府自社区服务发展之初便全面介入和推动，而目前政府在社区服务中的角色扮演和职能行使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制度建设力度不够、资源投入不足、缺乏科学规划、协调机制不健全以及监管不到位等，政府应通过调整自身的角色定位来营造一个更有利于社区服务发展的良好环境。     

公共服务外包视域下社会组织建设——以南京市栖霞区为例

要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十分必要。公共服务外包作为一项可行选择,已经越来越多的在各地实践,但作为公共服务承接方的社会组织承接能力不足依然成为制约公共服务外包的瓶颈,为此,必须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拓宽社会组织生存空间,构建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平台。     

多元主体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作用研究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需要发挥多元主体的共同作用,为此,必须对多元主体的角色进行准确定位,进一步加快政府改革步伐,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相关法律与制度,培育公民精神,塑造公民文化,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有益经验,以逐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