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概念的滥用与重述北大核心CSSCI

“无选举授权就没有合法性”已经是很多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政治表达。然而,它在合法性概念体系中的地位如何？合法性理论的“立法者”韦伯意指政权的合法律性和有效性;半个世纪之后的冷战时期,为了配合熊彼特对民主概念的颠覆性改造,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复活并重构了合法性概念,将选举式民主纳入合法性理论,即所谓的合法性来自选举授权。但是,选举授权不仅未能避免20世纪60～70年代西方政治危机,第三世界国家更因此出现政治衰败。为此,亨廷顿响亮地提出不能进行有效治理（统治）的政府不但不具有合法性,还是不道德的。自由主义者罗尔斯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相继出版了影响世界的研究西方政治合法性的著作。提倡“反思平衡”的罗尔斯不但论证了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合法性问题,还为非西方社会的合法性政治提出一个本文所概括的“良序合宜政体”。这是思想市场上的一个巨大反讽,当罗尔斯反复强调不能依据西方社会条件而判断非西方国家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时,中国学者依然在依据那些为西方定制的理论而评判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即使在西方知识脉络上,合法性也是一个包含了合法律性、有效性、人民性和正义性的概念体系,而且有效性是所有合法性理论流派的最大公约数。合法性概念的滥用只是中国社会科学令人难以置信的落后性的一个缩影。     

选举民主:政治合法性的建构及其困境

选举民主的合法性功能问题一直是西方政治学争论的焦点。对选举民主的结构要素及其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分析揭示出,选举民主为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提供了"多数者同意"、"竞争性选举"和"择优性授权"三方面的合理依据,因而选举民主可以增强政治合法性;然而,选举民主在政治合法性的建构上存在"同意困境"、"规则困境"和"绩效困境",因而选举民主的合法性建构功能是有限的。辩证地看待选举民主的合法性建构功能有助于理解民主建设的路径选择和合法性建构的策略选择。     

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及其镜鉴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自由主义民主弊端的日益凸显,在西方出现了参与式民主理论复兴的潮流,其中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备受关注,巴伯在诠释民主"强"、"弱"意义的基础上,批驳了自由主义弱势民主的缺陷和弊端,提出了以"参与"为核心的强势民主理论作为对自由主义弱势民主的修正和补充.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不仅推进了西方民主发展的进程,也为当前我国的民主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镜鉴.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合法性与准入制度构建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活动的合法性一直备受争议。在准入制度缺乏的情况下,国际非政府组织大量进入中国后出现诸多问题。基于组织合法性理论,选择"合理性"和"合法律性"两个维度分析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合法性。从"合理性"角度看,国际非政府组织进入中国的合理性具有许多不确定性,使其在中国的合法性难以判断和控制;从"合法律性"角度看,大量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不能有效注册,因无合法身份而在活动遇到许多障碍。解决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合法性不足的问题,需要建立合理性与合法律性相一致的准入制度,即符合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合理性"需要的准入制度。     

协商机制嵌入社区公共治理的路径——以上海市闵行区古美路街道为例

<正>现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协商民主实践要远远早于这个时间。"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态中,基层社区是协商机制生长的重要区域。     

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权威与合法性建构

对于合法性理论的研究,我国的研究者一直难以摆脱"韦伯式"的类型学和选举式授权的窠臼。这些研究导致了一种想当然的立场:法理型合法性是"韦伯式"类型学的唯一评判标准,同时西方程序正义和大众选举授权模式成为法理型权威的唯一有效形式。而在韦伯那里,程序正义侧重于法律意义上的过程,而不仅仅是选举程序,选举也是精英选举而非大众选举,因此法律的程序正义与大众选举授权在韦伯的思想中是对立的、无法结合的两种方式,但经由自由主义的改造后,却成为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些研究忽视了韦伯对权威主体与合法性关系的研究,对执政党权威的判断拘泥于既有价值标准,忽视了权威整合价值规范和秩序重建的根本性作用,导致了对绩效合法性的片面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自我革命性锻造和党的十九大新阶段系统的顶层设计,证明了执政党的成长过程也是合法性建构的过程。在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权威是合法性的来源,而非相反。     

协商民主与政治协商、选举民主关系研究

协商民主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不断深入。对学术界就其与政治协商、选举民主的关系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整理,认为未来研究应着重探讨协商民主在中国实现的具体条件。     

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正义与合法性之争的深层解读

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的两位大师级人物,他们关于正义问题的争论格外引人注目。罗尔斯的正义观是实质正义,这种政治正义观独立于任何完备性学说,支配着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而哈贝马斯的正义观是程序正义,他认为正义是由某种民主程序决定的,是通过公民之间的对话、交流、协商之后所达成的共识决定的。罗尔斯认为,正义与合法性不是一回事,正义本质上是一个道德概念,合法性是一个法律概念;而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是某种社会政治被认可的价值,追问一个社会是否合法,就是对它进行道德批判,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合法的就是正义的。     

执政合法性的一般理论及其启示

执政合法性问题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任何政党在执政后都有一个执政合法性的问题。西方国家在实践中形成的执政合法性理论,是世界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对当代中国共产党具有借鉴意义。增强执政基础,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发展,必须同时解决好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问题,处理好合法性与合法化、合法性与有效性、合法性与和道义性的关系。     

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综述

协商民主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先在西方赚尽眼球,甚至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替代。二十多年后,承载着推动政治发展、形成中国式民主的使命,协商民主理论又成为我国学术界炙手可热的话题。显然,在成果频出之际,对当前的研究现状作以归纳梳理,有助于厘清认识,推动理论发展。     

网络公共理性的建构与实现

正公共理性概念起源于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经历了传统、转型和现代的演历过程。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首先提出现代公共理性,20世纪90年代末该理论引入中国后,立即引起学界普遍关注。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公共理性尚在形成过程之中,研究网络公共理性是适应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必然要求,有利于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一、公共领域是公共     

多元民主社会统一和稳定的基础——罗尔斯的重叠共识理念述评

因发表《正义论》而被哈贝马斯誉为哲学史上“轴心式转折点”的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罗尔斯的思想在近年来发生了重大转折,其正义观念已从至善转向合理,从应然转向实然,着重考虑了在社会成员的思想价值观念异质的多元民主社会中如何保持统一和稳定的问题。罗尔斯用各种理念构建了一个宏大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对多元民主社会中的统一与稳定问题进行了哲学思考。     

论社区选举中选民的知情权及其实现

社区组织选举成为我国公民最广泛的民主实践 ,因此 ,保障选民的知情权 ,确保选民参与的有效性不但是社区选举中急待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 ,而且也是一个急需解决的实践问题。本文主要探讨了选民知情权的涵义、内容及其实现途径。保障选民的知情权是维护选民的合法权益 ,确保选举结果权威性和合法性的关键所在。     

试析萨托利思考民主的缘起

作为构建20世纪西方民主理论的一个主要建筑师,萨托利对民主的思考源于其对法西斯主义的痛恨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抗拒,对美式自由主义民主的向往与捍卫,以及对意大利政治学和政治民主化的关注.     

市场社会与自由主义——麦克弗森对于霍布斯的政治理论的解读

当代自由主义民主理论遇到了严峻挑战与困境,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合法性危机状态。为了更为深入地理解这种合法性危机,我们需要回到自由主义的源头,回到霍布斯的理论那里。尽管霍布斯的政治理论产生于三百多年以前的十七世纪,但是它对于当代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与实践仍旧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与价值。霍布斯的政治理论可以看作是解决早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通过对于霍布斯的理论的进一步分析,弄清究竟什么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理论是如何获得合法性的,它与市场社会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关联。     

论中国发展协商民主的条件和路径选择

协商民主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和实践形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实践与科技等方面的发展使我国已具备了发展协商民主的基础和条件,但民主传统缺失、选举民主不发达、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和社会资本缺失等诸多不利因素却制约着协商民主在我国的发展,这就决定了我国在现阶段还不能完全引入和发展西方式的协商民主,只能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有限的协商民主"发展之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博弈——基于“公道社会”的视角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公道社会"一时成为时代呼声。新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在政治公平、经济公平等方面阐述了各自的主张。新民主主义主张:公道社会应当在政治上实现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无差别的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度;在经济上主张"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以发展生产力,消除社会中的不平等。自由主义者幻想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实行英美式的政治民主,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既能利用资本主义发展中国落后的生产力,又能避免资本主义造成的两极分化的弊端,以达至社会公平。由于社会基础、博弈实力的差异,新民主主义成为历史的选择。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及其价值启示

协商民主理论是20世纪后期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西方学者高度重视对它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协商民主理论涉及政治合法性、决策过程中的协商、作为治理的协商等内容。协商民主理论符合新时期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与发展的要求,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很大的启示。     

协商机制嵌入社区公共治理的路径——以上海市闵行区古美路街道为例

现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协商民主实践要远远早于这个时间。“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和广度。”     

“非帝制”权威——近代中国社会集权政治的合法性限度

在秩序和民主两大发展目标引发的强大的"交叉压力"下,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是民国当时政治、经济及各方面状况综合而形成的合乎逻辑的要求,而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矛盾紧张关系又左右着政权的更迭。为了追求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各政权者都在寻求能把合法性与有效性有机结合起来的政治体制。但民初的集权在价值取向、制度形式和象征符号上都有严格的限制,即"非帝制"权威的政府,这是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