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忠诚与行政检举

行政忠诚是行政伦理的一个基本规范，是行政主体应有的一种道德品质。行政忠诚是官僚组织对官僚个体的最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官僚组织得以存在和正常运行的制度保障。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实践当中，官僚个体面临着严重的忠诚困境。解决这一伦理困境最为有效的途径应该说就是行政检举。     

行政责任伦理建设：一条降低行政成本的有效途径

加强行政责任伦理建设是降低行政成本的一条有效途径。行政责任伦理与行政成本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行政责任伦理的特征体现在政治性与社会性、权力与责任、个体责任伦理与群体责任伦理等三者的统一。从行政责任伦理角度探讨控制和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的主要方式是:加强公务员个体责任伦理建设,构建行政责任伦理制度伦理,构建责任型行政管理机制,加强行政责任伦理监督机制建设。     

在“经济人”与“道德人”的整合中探析行政人伦理建设

随着韦伯官僚制弊端的日益暴露,“超越官僚制”、“重塑政府”、“再造政府”的呼声日趋激烈。传统官僚制及现代官僚制中,行政主体伦理道德的缺位,业已被发现并得以广泛关注。然而,在行政伦理建设的两大方法即内、外部控制的采用上,从上个世纪30年代延续至今,西方学界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激烈争论。争论的实质,是对行政人人性不同认识的一场博弈。因此,对行政人人性的把握就成了问题的关键。本文以行政人的伦理建设为研究对象,从行政人人性的角度出发,力图在整合“经济人”与“道德人”理念的基础上,建构起内外部控制,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行政人伦理建设体系。     

行政人员的道德自主性及其合作治理

行政人员的自主性问题是行政伦理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但是,在历史地考察公共行政体系时,可以看到,行政人员的自主性在法的精神的"结构化"过程中丧失了,特别是官僚制把行政人员的自主性作为巫魅而加以祛除了.行政伦理研究的目的是要探求行政人员自主性获得的途径,并从行政人员的自主性出发去瞻望合作治理的前景.     

行政之恶的现实经验及治理途径

作为技术理性及其文化的产物,行政之恶是行政官僚在正当的和合法的程序中制造出来的邪恶,也是一种被高度掩盖了的邪恶。中国社会的行政之恶也普遍存在,并体现在肮脏的手、专家的乱象、"污名化"的处理、"美名化"的错位、守法的官僚等情形之中。治理行政之恶必须破除对科学技术的盲目尊崇,强化公共行政的伦理反思,建构参与基础上的合作治理,实施全面而有深度的问责等。     

超越官僚制：现实抑或乌托邦？

本文在介绍以韦伯范式为核心的传统官僚制模式的内容与缺陷的基础上 ,分析了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潮为主的现代行政学理论对传统官僚制模式的批判与反思,以及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开启的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实践对传统官僚制的现实超越。通过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本文认为对官僚制的超越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理想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目前都只能表现为对官僚制的进一步修缮 ,而不是抛弃官僚制的基本制度框架与组织结构本身。文章最后分析了官僚制的现状与未来及其对中国行政发展的启示与影响。     

从行政伦理视角谈“文革”

构建合理的行政伦理规范并有效地实施，对强化对公共权力的约束，建立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运用行政妥协原则、行政忠诚原则和行政公正原则对“文革”时期的实际情况进行简要的分析，希望对于我们今后行政伦理建设有所帮助。     

从忠诚的角度透视行政伦理——基于一种描述的视角

作为行政伦理的一个研究方向,公务员的忠诚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公务员选择忠诚于谁,往往面临着几种利益冲突,经常是几种角色均衡结果的体现。同时,行政伦理又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其良好发展又和社会总体伦理道德具有密切的联系。     

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的现状及其发展保障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我国公务员的行政伦理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受到传统官僚思想的影响,再加上制度缺失所造成的公务员角色冲突导致了公务员行政伦理素质欠缺。因而,加强制度建设和信念伦理就成为提升公务员行政伦理素质的保证。     

"礼貌伦理"的生成及消解——一个行政伦理的视角

"礼貌的伦理"是行政活动领域一个特异的现象,是一种不符合公民意愿及社会需求且被异化的行为方式,其产生及表现体现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及提供过程中.美国著名学者库珀对行政伦理进行过详细的阐述,通过对库珀行政伦理的分析,"礼貌的伦理"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结于权力的困境、角色的困境和利益的困境,而公民权利的良性回归、社会期待的有效回应、政绩考核的科学合理、行政伦理的重塑内化能有效消解这一现象.     

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伦理超越

行政问责制度化是行政问责发展的主要方向和趋势,但是,制度化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面临着不少困境,包括制度"缺位",制度"依赖",高成本问题以及制度的过分无效。问题的存在限制了行政问责这一机制作用的发挥,因此要运用伦理"补位",加强行政伦理和制度伦理建设,来实现对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超越,完善行政问责制,推进责任制政府的建设。     

社会合作治理的伦理观念与视野论析——《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价值述论

公共治理、公民治理是现代社会两种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由于社会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因谋求个体理性至上,而难免让公共治理和公民治理一度陷于治理困境.<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一书系统提出的社会合作治理理论,是对现有公共治理和公民治理的超越与扬弃.该书运用了跨学科的研究路径,从行政伦理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确立了作为学科的行政伦理学所应具有的新观念和新视野,并在此过程中建构了基于信任的社会合作治理理论.从总体来看,该书具有体系新、观点新、跨学科、中国化、国际化、建构性等特征,体现了著者渊博的知识和强烈的使命感,是我国研究行政伦理学的又一佳作,标志着我国行政伦理研究日益走向成熟.     

公共行政的道德化:超越现代官僚制的途径--评张康之先生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

张康之先生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对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和理论作了分析和考察,在官僚制弊病的人文救治方面提出了公共行政道德化问题,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提出了构建服务行政模式的设想,以超越现代官僚制.该著作从伦理学和哲学的角度来探讨公共行政问题,为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但在行政实践中还要对现代官僚制评价的标准、实现对现代官僚制超越的条件和公共行政道德化的两个基本向度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行政伦理视角下的反腐倡廉问题探讨

行政伦理在规范行政人员行为方面具有规范约束、教育导向、激励调节等独特的作用，能够有效地预防腐败。当前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从行政伦理视角来看主要表现为：行政个体存在伦理矛盾，行政伦理监督不到位，行政伦理制度化滞后。要想使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切实取得实效，一要加强行政人员廉政教育，使其不愿腐败；二要完善对行政人员的伦理监督，使其不能腐败；三要加强行政伦理制度建设，使行政人员不敢腐败。     

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伦理超越

行政问责制度化是行政问责发展的主要方向和趋势,但是制度化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面临着不少困境,包括制度"缺位"、制度"依赖"、高成本问题以及制度的机制无效。问题的存在限制了行政问责机制作用的发挥。运用伦理"补位",加强行政伦理和制度伦理建设,实现对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超越,完善行政问责制,推进责任制政府的建设,不失为解决问题的方法。     

官僚行政模式的危机及其启示意义

官僚行政模式是现代化的产物，它强调行政集权，并在价值上秉持“效率主义”。新公共管理本质上与官僚行政一致，它也强调官僚集权和效率导向。官僚行政虽在工业化中前期能够有效促进政府效率，但是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后却成为行政低效的根源。官僚行政包括新公共管理，还对国家民主造成了损害。民主行政是传统官僚行政的有效替代模式，它强调参与、合作与网络治理。官僚行政的危机与民主行政的兴起对我国有一定启示意义。     

略论行政改革视野下的民主行政定位

民主行政主要是为解决官僚行政的制度性缺陷而提出的 ,它突破了官僚行政的价值中立的原则 ,突破了高度层级化的金字塔结构 ,直面行政改革的价值选择 ,以实现行政机构与社会资源的互动 ,建立起多元化的权力体系。但是民主行政并不是完全对立于官僚行政的一种全新的行政模式 ,而是对官僚行政的扬弃 ,是公共行政适应多变的现实行政环境的需要而发展的一种后现代模式。     

当代中国公共行政范式的正确选择——以官僚制为主的多元模式并存

在 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猛烈批评并被逐步摒弃的今天 ,我国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公共行政范式呢?笔者认为 ,公共行政范式的确定是由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决定的 ,不是随心所欲的 ,同时也有赖于行政主体基于正确的认识而进行的正确选择。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范式 ,而应当根据我国的实际 ,积极而慎重地借鉴新公共管理的某些理沦和实践 ,建构以官僚制为主导的多元行政模式并存的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范式。一、官僚制 :适应工业社会的行政模式官僚制又称科层制 ,是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一些西方行政学者提出的一种行政组织…     

行政伦理学：新世纪“显学”之端倪

西方行政学理论思考及政府再造的路径探索,打破了传统官僚制责任设计的局限,走向了伦理救治的途径。行政伦理学因此由可能走向了现实。新世纪,我国政府改革从“问责制”的初探到“以德治国”的提出,伦理路径探索逐渐显现。加之学术界的理论推动,我国行政伦理学研究呈繁荣之势。     

行政伦理自主性及其建构研究

任何一个行政组织的行政人员都有可能在其行政行为中面临着上级不合理的决定和命令，这要求行政人员必须时刻保持伦理自主性，以维护公共利益。伦理自主性的实现途径包括：行政伦理制度化建设、组织文化建设以及行政人员道德品质的培养。伦理自主性有助于从根源上遏制行政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