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乾嘉学者的文献研究与义理探索--以凌廷堪、阮元为中心

清代学术以乾嘉汉学为中坚,乾嘉汉学又以文献研究为最大特色。汉学家普遍重视文字音韵、章句训诂、典章制度的研究。比较严格地从经书的文字、音韵、训诂出发,来寻求经书义理。凌廷堪和阮元,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重视文献考据,强调实事求是,坚持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致力于阐发其中蕴含的圣人之道和儒家学说的原有涵义。其研究方法和学术成就,集中体现了乾嘉汉学从文献考据到义理阐发的学术路径,也深刻反映了乾嘉学者以文献研究为基础的义理探索的特色以及一代学术自身的局限。     

构建"中国俗哲学"与"中国俗哲学史"之初步设想

在文史哲三大领域,"俗学"与"俗史"研究得最充分、进展最大的是文学,其次是史学.虽尚无人出版一部<中国俗史学史>,但毕竟已有学者开始讨论这一问题.进展最慢的是哲学,至今还没有人提出"中国俗哲学"与"中国俗哲学史"这两个概念.从谢无量<中国哲学史>到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到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它们代表着近百年来中国学者建构"中国雅哲学(史)"之努力.但从他们对于"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界定看,还应有一个"中国俗哲学(史)"的存在.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等领域之观点,既都有上位与下位之别、雅与俗之别,我们能构建出一部"中国雅哲学(史)",当然就有可能构建出另一部"中国俗哲学(史)".就其地位看,"中国俗哲学(史)乃是中国哲学(史)之"重心",没有"中国俗哲学(史)"之复兴,便没有"中国哲学(史)"之复兴;没有"中国哲学(吏)"之复兴,便没有"中学中理"之复兴.     

程朱理学的经学观

程朱理学经学观的特性集中体现在"由经穷理"、我注"四书"方面,这既含有整个宋明理学以己意说经的经学观的共性,亦具有程朱理学重视"四书",以己意解"四书",从中阐发义理和天理的经学观之个性,并与陆王心学以经书为吾心的注脚的经学观相区别。     

"官瘦"与"民肥"

据唐史记载,唐朝历经九十多年的奋斗,到唐玄宗前期,出现了我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期,即"开元盛世".玄宗李隆基欣慰道:"吾貌虽瘦,但天下肥矣!"这虽然是封建皇帝的夸耀之辞,却给后人以有益的启示,值得借鉴思考.     

西汉"士不遇"文学主题的凸显及其成因

西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而这一时期文学领域里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士不遇'主题的凸显.由于"不遇"文士身份的不同,其作品表现出来的"不遇"之情绪也有差别.西汉"士不遏"文学主题的突出,既与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确立从而引起的士阶层地位变化有关,也与士人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意识和中国文学中的"风雅"传统有关.     

说"诚"道"信"

"诚",是儒家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中庸》中说:"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古代的思想家从天地生养万物的自然过程中,看到了天地真实无妄、自强不息的特征,就把这种特征称作"诚",并由此推出人的行为准则:"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宋代理学大师程颐曾提出:"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自心而自弃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曾国藩也说:"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贤之德业,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所有这些都对人的本性、人的价值、人的使命提出崇高的要求,并激发人们用"至诚"的标准来规范自己,协调人与人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的道德进步.     

王彦生:鞠躬尽瘁写忠诚

他的网名叫山生,意喻大山的儿子。熟识他的人都说,无论做事、做人还是做官,都光明磊落,堪为楷模,无愧于太行之子的称誉;他走完了年仅49岁的人生旅程,在身患重病的期间,与病痛抗争、与时间赛跑,践行了为党选好人、为人民服好务的铿锵誓言,谱写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熔铸着共产党员、组工干部的大山之魂。他,就是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委原常委、组织部长王彦生。     

关于"不受保护"作品的思考

<著作权法>第4条关于"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的规定,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或减少淫秽、反社会的等作品的出版与传播.这一规定不但与著作权法的法理不合,而且也与著作权法保护形式上的作品和创作者的原则不相吻合,在实际适用中也极为困难.因此,有必要借鉴各国成熟的立法经验,对之进行必要的修改与完善.     

汉口"一三"惨案史实辨证

1927年1月3日下午,武汉革命群众与英国水兵在汉口江岸码头中英交界处发生了冲突,史称"一三"惨案.对惨案中我方的伤亡情况,史学界有些记载上说有"一名"群众死亡,如<刘少奇传>、<国际关系史>第四卷等①;有些记载上说有群众"当场"死亡,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年)>等②;与这两种说法相对立的第三种说法则认为:我方并没有群众在这次惨案中死亡③.笔者同意第三种说法,并在本文中试为之作一初步考证.     

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哲学的"和"理想

中国哲学在处理天地万物的"关系"方面,有一个一贯的追求,就是力图保持事物原有的无限多样性,这就是中国哲学的"和"理想."和"是对"多样性"的一种追求,"和"是处理"多样性"之关系的一种方式,"和"是保持"多样性"的一种联合.中国哲学明显地是以"和"为上,以"和"为贵,以"和"为高,以"和"为追求.此种"和"理想与"和式思维",对于纠正"全球化"的偏差,可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革命理念的歧异——毛泽东与苏联党的矛盾原因揭秘（之四）

如果说民族问题是利害之争,那么,革命问题则是义理之辩.义既然高于利,那么,在毛泽东与苏联党的争论当中,关于革命理念的争论究竟占有多重的地位,应该不难了解.     

《文心雕龙》之“文道自然”论探析

"文道自然"是贯穿《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五篇的核心观念,也是《文心雕龙》全书"总论"或"指导写作的总原则"的基本意含。《文心雕龙》的"文道自然"论,用道家的"自然"概念揭示和论证了儒家文论传统的文质观。从《原道》经《征圣》到《宗经》,"自然之道"具体化为"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这一"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又落实和典范地体现于儒家经典之中。通过《宗经》与《正纬》、《辨骚》的联系,"自然之道"发展为"虽取镕经旨,亦自铸伟辞"这一既"宗经"又"随时"、"适会"而"变"的文学发展原则。     

哲学上"全盘化西"的一个可能方案

哲学上的"全盘化西"或"以中化西",就"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这个范围来说,核心是用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或"格式系统"吃掉、消化西方哲学.一个可能的方案就是:用中式"问答体系"消化西式"问答体系",用中式"大义系统"消化西式"定义系统",用中式"相关律名学"消化西式"主谓式句辞",用中式"现象论"消化西式"本体论".     

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做到"四求四务"

"四求四务"是胡锦涛的重要论断.求真务实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所谓"真",就是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以及经济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实"就是实际、客观实在;"求"就是研究;"务"则指一定要达到某种效果.求真务实,就是要研究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遵循规律,扎实有效地促进事物发展.这里,正确认识国情,按照国情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开展工作,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依据;认识规律,把握规律,遵循和运用规律,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要求.我们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关键是必须做到"四求四务".     

王彦生：鞠躬尽瘁写忠诚

他的网名叫“山生”，意喻“大山的儿子”。熟识他的人都说，无论做事、做人还是做官，都光明磊落，堪为楷模，无愧于“太行之子”的称誉；他走完了年仅49岁的人生旅程，在身患重病的其间，与病痛抗争、与时间赛跑，践行了“为党选好人、为人民服好务”的铿锵誓言，谱写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熔铸着共产党员、组工干部的大山之魂。他，就是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委原常委、组织部长王彦生。     

"廉政"新解

大凡谈到廉政,人们无不想到贪污腐化、行贿受贿、不正之风等官员为政之不廉洁行为.固然,廉洁政治是廉政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还有另一个方面重要的含义,那就是还有"廉价行政"或者"廉价政府"之新义.     

“中断性”语境下的儒学发展“三期说”

以往对于儒学史的研究大多是在时间一维的线性思维模式下展开的.无论是"三期说",还是"四期说",所强调的都是儒学义理间的"连续性".从"中断性"研究视角的概念出发,儒学史是在"连续性"与"中断性"的相互纠葛下完成的.以"中断性"为视角治儒学史并非意在否定"连续性"的研究,而是意在为儒学史研究提供一种立体性的多样化的研究视域.基于对儒学史的变化因子的分析,儒学史分别经历了三种形态"实存道德描述形态"、"形上学形态"和"形上道德实践形态";现代新儒学既不是独立的新形态,也不是"接着宋明儒学讲",而是"形上道德实践形态"的丰富和发展.这便是儒学发展"三期说".     

"天泉证道"所及的本体工夫论

阳明的良知本体融存在论、价值论、认识论和境界论为一体,可以说阳明的良知是一具有道德知觉的存在本体、价值本体和境界本体.顿悟渐修是阳明最心仪的致良知的工夫.他以为良知本体之理可顿悟,达致或保任良知之境则需渐修.在"天泉证道"中,阳明认为重工夫的德洪尚未觉解良知也是一境界本体,而已顿悟良如本体的汝中则欠缺悟后的渐修工夫,因此他冀望二高足相资为用.     

但愿领导喜欢"抬杠"

按先后出场顺序介绍三个人物. 乾隆朝的封疆大吏尹继善曾经八任总督:一督云贵、三督川陕、四督江南,政声甚佳.<郎潜纪闻三笔>介绍了他当官的诀窍:"将有张弛,必集监司以下嘱曰:我意如是,诸君必驳我,我解说再驳之,使万无可驳而后可行,勿以总督语有所遵循也.以故公所行鲜有败事."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在一项或兴或革的举措出台以前,召集有关人员进行可行性论证,鼓励下属"鸡蛋里面挑骨头",先议论不可行性,同他反复辩论,直到"万无可驳".     

论中国哲学的三种"问答体系"——兼论它们与西方"问答体系"的不同

中国哲学中存在三种"问答体系":"直言"或"直路答"、"不言"或"不答"、"言他"或"绕路答".儒家重点发展的是"直言"之"问答体系",道家重点发展的是"不言"之"问答体系",释家尤其禅师重点发展的是"言他"之"问答体系".但真正彻底的"直路答"还是在西方,<柏扭图对话集>之作答就是"绝对主义的直路答".中国哲学家只承认各种各样的"孝",各种各样的"仁",各种各样的"政";西方哲学家则认定在各种各样的"孝"背后一定有一个"孝本身",在各种各样的"仁"背后一定有一个"仁本身",在各种各样的"政"背后一定有一个"政本身",他们断定哲学就是追问"X本身"的一门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