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与制度排斥：一个制度分析的范式

在中国，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流动规模、生存状况、能否在城市中实现社会整合等是内生于制度变量的，是内生于国家、城市政府的人口控制制度模型的，是受城市政府制度性歧视或排斥性的影响的，是政府对流动和就业控制制度的一个函数。我国在有关农民工的制度方面存在严重的合理性、合法性以及公正性的危机，农民工在城市中所遭受的制度性排斥，如城乡二元户籍分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等，使得农民工陷入了一种生存困境，被排斥在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之外。我们在制定农民工社会政策时应禀承制度合理性、合法性以及公正性的运作逻辑，实现从对农民工的社会管理到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整合。     

农民工“过劳死”的伦理反思

农民工“过劳死”是一种过度劳累而死亡的社会现象。我国农民工“过劳死”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农民工“过劳死”具有负面社会价值，不符合社会正义，是偏离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个最高社会价值目标轨迹的，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绊脚石。     

宁波外来农民工社会融合度测评

农民工社会融合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独特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既有社会制度设置、城市生活环境等因素，也涉及农民工的劳动就业、民生保障、身份特征、文化适应、社会交往等因素。根据历年农民工社会问卷调查数据，采用24项评价指标，对宁波外来农民工社会融合度进行了分类测评，结果表明，其总体融合水平达到70%以上；而且，农民工的职业融合、民生融合、身份融合、文化融合、关系融合因素是互相关联，互相作用、互相支持的。     

农民工的称谓、流动及其社会学意义

中国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浙江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骄人成就，但浙江社会发展并没有仅局限于有形的物质世界的丰富，而是更注重建立起社会和谐发展的规则和制度体系，其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经验就是浙江始终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完善身份和情感认同促进外来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这包括外来人口本地化、农民工同城同待遇、农民工享受社保套餐、新居住证制度、老乡管老乡等。农民工称谓的变化及其流动给我们带来的社会学启示意义就在于，农民工的不断增长是区域经济活力和繁荣的重要表现，农民工推进了社会流动，激励了社会整体进取向上的意识。     

农民工群体的社会门槛与社会排斥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社会群体。农民工所遭遇的社会门槛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排斥凸显出社会不公。这就需要在确立社会公正理念的基础上,进行反社会排斥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具体而言,制度上的安排要克服集体排他的倾向,给予农民工平等参与社会竞争的机会;允许并鼓励农民工建立自己合法的社团组织;构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     

农民工讨薪难的体制性思考

近年来，农民工讨薪难作为一个沉重的社会话题凸现在我们面前，特别是每逢年终岁尾，农民工讨薪难深受媒体关注和各界探寻，此番现象，蔚成一种悲怆的社会景观。     

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安全的影响及对策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一个身份认同和自我定位变动不居的转型期，其主体特性、利益诉求、生存境遇和发展趋势影响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的安全状况。本文力图从整体上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置于社会安全的框架下予以考量，即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主体特征和生存境遇的系统梳理和整体把握，分析其对社会安全的影响，提出相关社会政策导向性应对思路。     

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实证调查

进城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和推进城，市化政策实施之后迅速出现和成长的一个群体，他们与城市下岗职工、城市低保户、农村失地农民等一起，成为当前社会中除传统意义上的残障人士之外的主要弱势群体。如果农民工的问题得不到重视和解决，到了一定的临界点，就会出现社会矛盾，甚至激烈的社会动荡。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主要弱势群体的重要问题之一。     

农民工城市融入：一个社会组织化的视角

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是人口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当前,农民工在社会融入方面还面临一系列困境。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水平,建立起农民工的服务与权益保护网络和机制是促进其实现社会融入的重要途径。当前,应加强农民工工会、党支部和团支部的建设,同时对同乡会等地缘性农民工自组织进行规范和指导。成立农民工服务中心,为农民工提供就业指导、心理调适等服务,通过有序组织与活动参与来拓展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提高农民工的社会适应能力。     

社会建设视域下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到城市.如何让这些农民工融入到城市,是新时期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从社会建设的视角,从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三个方面分析农民工的社会适应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我们发现,外部环境因素包括制度障碍、文化障碍、相关法律、规范的缺失所造成的社会排斥,以及农民工自身缺陷影响了农民工的社会适应,需要从国家、城市、农民工三个方面入手,促进农民工的社会适应.     

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建构

农民工作为我国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期间所出现的特殊群体，其从农村流入城市的过程是备受社会关注的。中国农民工的大量流动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以逐年递增趋势迅速发展，至90年代中后期形成涌动的“民工潮”，成为中国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社会资本在农民工流动中的负面作用探析

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原初社会资本在农民工流动中具有双重作用。原初社会资本在农民工城市发展阶段的负面作用主要包括:限制了农民工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阻碍了农民工与城市人的交往和接触;阻碍了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和归属。农民工原初社会资本同质性和乡土性的特质以及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边缘性特征,是产生这种负面的原因。     

试析新形势下农民工的社会管理问题

农民工是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而出现的一支新型劳动队伍,是经济社会大变革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在社会管理领域存在许多损害农民工权益的制度性问题,影响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产业工人和城市市民,对工业化、城镇化不利,对农业、农村发展也不利。应抓住时机,推进社会管理改革,促进社会和谐。     

农民工社会服务的第三方供给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作为农民工社会服务供给第三方主体的社会组织,开展了大量针对农民工的社会服务工作。但是比较而言,无论是相对于西方成熟的公民社会,还是相对于国内如火如荼的环保、扶贫等组织,我国服务农民工的社会组织尚处于"婴儿期"。加强社会组织服务农民工的作用,需要政府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包括: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改革双重管理体制;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改善法律政策环境;加强对农民工社会组织的有效监管;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完善社会组织治理结构;培育发展融入性社区社会组织;以及发挥工会等枢纽型社会组织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作用,督促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政治学视阈下农民工社会资本培育探祈

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的重要阶层,其拥有社会资本的状况严重影响着农民工自身生存发展和社会公平、社会和谐、城市化进程等.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离乡进城,使得原本不够成熟的乡村社会资本大量流失,而城市社会资本又严重不足,这极大限制了社会资本在农民工市民化以及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政府社会要充分发挥留守妇女和村委会等各部门的作用,巩固保持农民工的乡村社会资本;通过制度支持、法律保护、组织接纳、观念更新等途径,大力培育拓展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资本.     

城市农民工如何从心理上融入城市

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问题倍受社会各界关注,本文对城市农民工的社会心理特征及对如何调适农民工的社会心理,使其以健康的心态融入城市,让其在更大范围内参与城市建设进行了探析。     

城市农民工如何从心理上融入城市

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问题倍受社会各界关注,本文对城市农民工的社会心理特征及对如何调适农民工的社会心理,使其以健康的心态融入城市,让其在更大范围内参与城市建设进行了探析.     

农民工社会资本优化的思考——以郴州市城区农民工聚居现象为例

我国农民工以关系型社会资本为主的社会资本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存在负面效应,以制度型、组织型社会资本为辅的社会资本为农民工提供政策支持也存在不合理或制度缺位问题。为此,农民工社会资本的优化应建立规范化的制度型、组织型社会资本为主、关系型社会资本为辅的社会资本结构,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社会整合

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社会整合作用主要体现为三点。首先,个人关系型社会资本的整合与链合既有利于实现其就业信息获得与情感依赖,也有利于实现其与市民的社会融合,获得更多的就业信息与社会支持;其次,职业共同体、非政府组织与农民工工会等组织型社会资本的培育,既可以促进其养成职业认同、职业道德,摒弃游民和暴民文化,而且有利于农民工的权益维护与政治参与;再次,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和选举制度等农民工的制度性资本的培育与完善,有利于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     

培训农民工要有针对性

编辑同志：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每年都有大量农民朋友进城务工。但是，由于社会、企业及农民工本身的诸多因素，尤其是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技术技能等成为了制约其就业发展的不利因素。因此，有效开展农民工培训，对提高农民工素质、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统筹城乡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都有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