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效影响国际法规则制定的条件与策略

中国应通过何种具体的策略或方法有效地影响国际法规则制定,取决于所面临的不同国际制度环境,所提出造法倡议的内容是否具备吸引其他国家支持的特质,以及在不同领域参与规则制定的能力。中国应选择优势领域开展造法活动,为此,应考虑造法场所的法律化程度高低、话语权的分配方式和系统性偏好,以及中国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积累的遵法信誉与规范领导力。中国倡议的规则最好旨在提供某种短缺的全球公共产品并符合该产品本身的特性,同时应具有执行性和普遍意义,内容清晰具体,而且顺应国际社会的某个发展趋势。为有效地影响国际法规则制定,中国应从国际法人才培养、专家参与和内部统筹等方面开展能力建设。     

论碳外交与多边经贸外交的协调共进——以应对气候变化为视角

当前的外交领域尤以多边环境和多边经贸外交为重。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起点的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多边环境协议通过碳外交谈判的形式创造了减排温室气体的原则和框架体系,形成了激励不同发展层级的国家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灵活机制。同时,随着全球金融动荡引发的经济衰退不断加深,发达国家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借口采取的以碳税为代表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又开始抬头,使既有的多边经贸规则面临冲击。因此,有必要将多边环境和多边经贸这两个外交领域的交叉问题通盘考虑,通过外交政策协调,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多变环境协议与维护自由贸易的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完善,在保障国家利益的同时,实现国际环境治理和国际自由贸易的健康发展。     

上海自贸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是中国在新的贸易时代背景下建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尽管学术界相当关注这一现象,但既有研究往往缺乏从宏观国际视野出发的考察。本文借用国际政治学视角,解析上海自贸区的国家战略行为,考察上海自贸区成立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动因,并提出其未来发展的应有路径。上海自贸区的建立,既有适应国际贸易发展新形势的考虑,更有应对美国新地缘经济战略、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战略意图;而其国内动因则在于推动国内政治经济改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促进外贸战略转型升级以及打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基于对其国际和国内背景的分析,笔者提出,上海自贸区建设的未来路径应遵循以下三点:首先要紧盯国际经济贸易新趋势,关注美国的区域战略;其次要加强顶层设计与统筹,完善法律法规;最后,控制风险,在行政管理体制、市场化改革等方面形成可复制经验,逐步推广,从而形成国家战略。     

国际法领域的美国例外主义

美国例外主义的外交传统在其国际法实践中也有多种表现,在国际人权、环境、贸易、反恐、军控等领域突出地表现为以单边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行为。国际组织作为国际社会和谐关系的主要协调者,应从自身的立法、决策、实施、争端解决等方面进行改革以应对美国的例外主义行为,同时还应积极主动地与非政府组织、全球市民社会合作建立全球治理的模式,以更好地以多边途径解决国际问题。     

RCEP:特点、问题与前景

作为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安排,RCEP所取得的突破不仅有利于改善区域贸易与投资环境、增强区域供应链、推动经济复苏,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全球贸易自由化、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注入了前行的动力。同时,它对中国贸易和投资的可持续发展、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RCEP以市场准入、规则、合作为支柱,具有开放包容、全面、高质量、互惠等诸多特点,并突出东盟方式与东盟中心地位。RCEP的后续生效实施与适时升级,将面临成员差异性与利益诉求复杂性、外部因素牵制、既有FTA规则的多样性与整合的难度、区域身份认同与大国协调等现实问题的挑战,仍需要以渐进灵活的方式,不断推动其深化和拓展。中国应一如既往支持东盟的主导地位,推动RCEP尽快生效。既要助力东盟提升凝聚力、加强大国协调,也要加速推进中日韩FTA谈判、加快与东盟成员的FTA构建。应不断提高规则利用率,充分发挥FTA本应具有的效应,以制度型开放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持续推动区域制度性经济一体化。     

中国参与非正式国际制度:以APEC和ARF为例

根据国家承诺属性的差别,国际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国际制度和非正式国际制度。非正式国际制度的成员国之间不存在国际法意义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东盟地区论坛(ARF)都属于非正式国际制度。本文以中国参与这两项非正式国际制度为案例,考察中国在这两项非正式国际制度中政策偏好和行为模式的延续与变化,分析导致这些延续与变化的原因。本文发现,中国在加入APEC和ARF后,始终保持着对非正式制度的政策偏好,但行为模式逐渐向积极、主动的方向转变。这一外交行为特点,是缘于维护和促进国际利益的需要以及在参与后对制度规则的适应和学习。     

全球数字化背景下关于人工智能的国际法规制研究

在全球数字化背景下,人工智能作为一项世界前沿的技术正处于迅猛发展的阶段,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由于人工智能涉及国际数据隐私保护、著作权国际保护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完善对人工智能的国际法规制。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一系列相关的国际法规制问题逐渐凸显,例如国际法对人工智能的规制滞后、国际法更新周期长、参与立法的主体有分歧等,影响了人工智能的国际法规制完善的进程。基于此,本文首先论述了人工智能国际法规制的必要性;其次总结了人工智能对国际法的挑战;再次论述了人工智能国际法规制的优化路径,包括以国际法为基本原则制定人工智能的人权宣言、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国际法更新、促进国际法和其他国际治理方法协调统一;最后针对我国对人工智能国际法规制的应对提出了几点策略,以期推动人工智能的国际化发展,让全球社会能够共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挑战,共创数字化时代的美好未来。     

中国参与北极油气资源治理与开发的国际法依据

气候变化和科技进步使得北极近海油气资源开发变得更加容易,但与之相关的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争端解决却成为人们面临的新的治理问题。这对作为世界能源贸易大国的中国参与北极油气资源治理与开发将产生深远影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律制度为中国的参与提供了国际法依据。现有国际法依据表现出四个特征:双边条约形式简便,但容易受到国家关系影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相关法律依据的核心,特别是其争端解决机制已成为缔约国权利诉求的法律工具;软法促使各国的参与方式更加多样化;和平与合作是相关法律依据的要旨所在。中国可以加强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双多边合作、加强对国际司法判例的研究,积极参与北极油气资源治理与开发。     

特朗普政府的国际投资政策调整及其影响

特朗普政府执政后,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有别于往届政府的国际投资政策,包括频繁干预和阻挠美国制造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加强对外国企业在美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以及在涉及投资规则的国际谈判中强调国家经济主权和主张弱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等。其投资政策的调整主要源于特朗普本人及其团队的经济民族主义理念,主要目的是通过干预跨国资本和商品的流动,推动制造业回归,夯实制造业基础。特朗普政府国际投资政策的变化将会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对国际投资环境、国际投资规则、中美双边投资甚至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广泛影响。对此,中国一方面应该通过降低企业税费和优化营商环境等方式,进一步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缓解潜在的引资压力。另一方面,中国应该积极与主要经济合作伙伴,尤其是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商签新的贸易和投资协定,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开辟新的市场。     

加强蓝碳国际合作的重大意义及其实践路径

蓝色碳汇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具有独特作用，对中国推进“双碳”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蓝碳的作用机制、减碳潜力与潜在经济价值契合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目标。中国在蓝碳领域的理念、方案与实践为加强蓝碳国际合作、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强大动力。面向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下一个十年，应将蓝碳纳入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重点领域，强化蓝碳国际规制引领，建立国际性蓝碳交易市场，加强相关技术交流，推动蓝碳增汇，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建构主义视野中的共进国际法与和谐世界

与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相比,建构主义更重视国际法的地位与作用。它为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创造了更大的空间,为国际法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法仍然具有＂共处＂性与＂合作＂性,但其主要特征是向＂共进＂发展。共进国际法对维护世界和平、实现人类共同繁荣以及构建和谐的国际法治社会具有基础和保障作用。     

入世后中国经济外交的战略转型与政策调整

入世后中国的经济外交步入新的阶段,开始寻求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的框架下影响国际经济规则。中国在推动多边经济谈判进程、推行自由贸易区战略、应对国际经济摩擦、能源外交及"走出去"战略等方面大力践行经济外交。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外交政策环境带来重大变化,中国经济外交面临进一步提升的机遇,同时也必须经历战略性的调整和转型。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兼顾海外直接投资与金融资产的全球配置,从原先侧重于贸易、投资等局部性、领域性问题向体系层面的建构和协调发展,立足东亚贸易自由化以及金融协同化进程,推动多边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朝向更为公平、稳定、平衡的方向发展。     

专家笔谈：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

这组专家笔谈主要包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及战略思考、大变局中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国际贸易摩擦、网络空间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中国在有关领域的应对策略等。对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思想体系,可以从国际秩序观、国际责任观和国家利益观三个方面思考。在外交战略层次上,对外工作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并加强战略缔造工作。面向未来,中国的国际战略要体现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理性定位,符合战略缔造的基本逻辑,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取向。在大变局时代,我们既要关注中国的变化,也要加强对国际环境的分析,并加强对国际经贸新形势的研判。中国今后的内外政策选择,将对未来国际秩序演变和调整产生深刻影响。     

国际法上关于领空主权保护相关问题综述

本文主要从国际法角度论述领空主权保护相关问题,主要根据《巴黎航空公约》和《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等相关法律文件,从宏观角度把握当前国际社会关于领空主权保护的原则、规则和制度。     

论贸易援助评价制度及对我启示

贸易援助的监督和评价制度是贸易援助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贸易援助评价制度迄今为止的发展都是在WTO体系内实现的,它调动了大量的援助资金、提高了参与各方对于贸易在发展中的地位的认知,提升了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能力,这很大程度上获益于较为完备的贸易援助评价体系。需要指出的是,贸易援助也是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指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贸易援助将被整合到更大的全球发展努力之中。无论是其现实发展,还是其未来趋势,贸易援助评价制度均对中国对外援助带来严峻挑战,中国应前瞻性地思考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援外评价体系:一方面,应借鉴贸易援助评价制度的先进经验,坚持定量监督与定性监督相结合,自我评价、相互监督与公众监督相结合,构建逻辑体系完整的援外监督体系;另一方面,应立足于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确立后的贸易援助发展趋势,着眼未来,推动中国特色的援外评价制度的建构。     

全球化下的经贸秩序和治理规则

本文讨论主要涉及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必然和发展趋势,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摩擦与治理规则,全球经贸规则的重构,并对当前中美经贸摩擦进行解读与研判。二战以后形成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主导并推动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国际规则的形成,这营造了稳定和可预见的发展环境,为世界经济持续发展打造了制度基础。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和深化的大趋势不会逆转。同时,全球经贸规则也不断面临新挑战,需要更好地平衡各种新的经贸利益诉求。但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主渠道地位未根本改变。全球经济规则重构涉及金融、贸易统计、服务贸易、政府采购、投资、竞争中立与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等诸多方面。当前,美国服务业占到GDP的八成以上,已经难以使传统制造业重回美国,将自身遇到的问题怪罪并迁怒于对外经贸关系是徒劳的。中美经贸摩擦将持续多长时间,更多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虽然从短期看或许中国受损会更大一些。但是从中长期看,中国将有望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发展由高速度向高质量的华丽转身。     

固体废物跨国转移的动力机制与治理逻辑

固体废物的跨国转移是当前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固体废物跨国转移的动力机制主要来源于污染转移机制与全球贸易机制,分别遵循环境负外部性转移逻辑与固体废物资源化逻辑。其中,前者认为国家间环境标准与制度差异、不同国家公众环境意识差异形成了废物跨国转移的驱动力;后者认为市场价格、资源需求与技术比较优势促进了废物的跨国流动,并构成当前废物跨国转移的主流范式。通过分析固体废物跨国转移的运行逻辑与作用机制发现,环境逻辑与资源逻辑的竞合存在一个根本性困境,即全球贸易制度以市场公平为基础,难以充分将环境公平的考量纳入制度体系。基于此,中国应全面提升在全球固体废物治理体系改革和制度中的积极参与,即推动完善国际公约的履行,积极参与国际回收行业标准制定,探索多种形式的固体废物处理技术转移项目,严厉打击固体废物的国际走私行为。     

北极海域的大陆架划界问题——法律争议与中国对策

北极海域大陆架划界问题是影响北极区域法律秩序发展方向的中心议题。北极海域大陆架划界问题产生法律争议的根本原因在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下有关大陆架划界的法律规则在北极地区无条件直接适用,这是北极争端产生的核心因素,对北极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和整体法律地位造成全局性的影响。但《公约》有关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规则的全新制度设计以及北极区域的法制架构现状,使北极地区成为国际法规制的一大盲区,客观上为少数北极国家假借《公约》大幅"圈占"北极公地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因此,中国需要从整体上增强自身在北极事务中的法律实践与应对能力,并抓住北极地区大陆架问题中的重点内容,即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部分确定相应的应对策略,多管齐下,维护自身的北极权益。     

国际劳工标准ABC

社会条款问题引起的国际争议,SA8000的强行实施,这些焦点背后的核心问题,都是要将国际劳工标准与贸易直接挂钩。中国加入WTO以后,不仅在企业规则和贸易规则上要与国际接轨,在     

国际制度竞争、利益分配与国际秩序转型

国际秩序转型的动力、过程和方向是政策界与理论界关注的核心议题。历史上的国际秩序转型通常以暴力方式实现,旧的秩序被完全推翻,获胜大国及其集团围绕自身利益建立一套新的秩序安排。在当今时代,暴力方式难以为继,新兴大国只能通过一些相对和平的手段改变既有利益分配格局,以此推动秩序的渐进调整。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制度竞争成为国际秩序转型的核心动力,崛起国寻求提升在制度体系内的物质利益和规则主导权,守成国则试图利用制度体系内的优势地位维护既得利益。崛起国的制度竞争策略包括改革既有制度、创建新的包容守成国的制度和排斥守成国的制度,守成国针对崛起国的行动而制定相应的反制策略。双方的制度竞争通过改变既有利益分配的不同维度来决定国际秩序的转型模式。当前,中国通过改革既有制度和创建新的包容守成国的制度实现了物质利益和规则主导权的提升,中美两国在国际制度领域的持续互动将决定未来国际秩序转型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