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模式选择

本文试图通过对强制性变迁模式与诱致性变迁模式的理论分析,结合我国企业改革的实际情况,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制度变迁模式.中心观点是,我国当前应采取以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并以诱致性变迁为主的企业制度变迁模式.     

我国家族企业产权制度变迁分析

制度变迁是由外部利润的存在引起的变迁需求与供给主体的变迁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变迁的实际发生不仅取决于引起变迁需求的外部利润 ,而且还受制于影响变迁供给的诸因素 ,制度变迁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演化的趋势。我国家族企业现代产权制度变迁在变迁需求的诱致和供给约束下 ,将经历一条演化之路。在此过程中 ,企业主的探索和国家的支持都是不可或缺的。     

诱致性制度变迁视角下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基于塘约经验的分析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个体或群体基于内生动力回应制度不均衡时提供的获利机会,自发倡导和组织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视角来看,塘约村的公共危机事件激发了村民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内生动力诱发了村庄的制度创新。这一制度创新的核心在于摒弃精英俘获,采取选择性激励、重复性博弈、参与式治理、政治性吸纳和组织性嵌入的方式,构建新的村庄治理结构。然而,这样的制度创新也可能存在"搭便车""激励不足"等潜在风险,从而导致村庄集体行动陷入困境。因此,为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制度化与规范化,进而在时机成熟时促使部分诱致性制度变迁成为强制性制度变迁,新时代的乡村振兴需要政府在宏观层面进行指导、扶持与激励,形成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并行的格局。     

土地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创新的路径极大地影响着创新的结果。在新农村建设的新背景下,我国的土地制度创新要克服路径依赖,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要承担起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责任;强制性制度变迁要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基础。     

交易成本、制度变迁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实行的是一种单中心体制,这种制度安排提高了交易成本,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总量不足,结构失衡,加重农民负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多中心体制的出现是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文章运用交易成本和制度变迁理论,并构建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型就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从单中心向多中心变迁问题进行具体探讨。     

论我国廉政制度变迁方式的缺陷及影响

我国廉政制度变迁方式存在以强制性变迁为主而不注重以诱致性变迁为补充、廉政制度强制性变迁的后续推动力不强、廉政制度诱致性变迁缺乏内生动力和外部引导、不注重廉政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时机等不足.对廉政制度变迁的过程和结果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也影响了廉政制度的反腐败效果.导致廉政制度变迁方式存在缺陷的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廉政制度变迁方式的原因;廉政制度变迁者的主观原因;反腐败机构的原因;观念的原因和制度环境的原因等.     

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制度变迁分析

本文通过分析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之前存在的问题,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核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对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制度变迁主体和途径选择以及成本收益进行综合分析评价,研究表明:首先,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其制度变迁的效率要大于以往的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的户籍制度改革;其次,由政府引导各方共同参与制度变迁的供给,其政府和转户群体的制度变迁支出成本属于可控范围,但是企业支出成本过重,不利于提高企业参与制度变迁的积极性。同时新的制度变迁可能增加一些制度偏离行为,使制度变迁的供需均衡点短期内不能达到均衡,本文给出了具体政策建议,防范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有效地加强制度供给。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创新的主体与方式

近20年来,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创新活动非常活跃,地方政府和农村群众在创新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其制度创新的方式有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基于我国农村发展的现实及政府管理目标,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创新的持续及成功,一方面要依赖政府的推动,另一方面要切实激发广大农民群众参与农村民主管理、参与制度创新的积极性。     

新农村建设中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诱致型变迁——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视角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完善与发展是改善农村民生问题的重要措施。委托代理理论下的各级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在现行的具有强制性制度变迁性质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中获得了递增的收益，而农民却无法实现潜在利益。文章回顾了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路径依赖及其诱致型制度变迁的动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     

中国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都发生过几次比较大的制度变迁.比较二者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主体、方式及成本与收益等方面的异同,我们可得到几点宝贵的启示一是应继续加快企业制度变迁以促进经济增长;二是应坚持市场化方向、坚持产权改革手段;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尽快使国有企业制度变迁方式由政府供给强制性向需求诱改性转变;四是界定政府经济职能、塑造企业制度创新主体.     

传统农业制度变迁方式的缺陷与调整

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基本上完成了当初制度设计任务,当前对农业进行强制性制度安排的时机已经成熟诱导性的制度需求已经为强制性制度安排提供了变迁方向;地方政府的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为之提供了经验积累;农业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好的制度环境;农业制度变迁的经济基础比较扎实;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使农业整体制度改革跌入了制度供给陷阱,农业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压力与日俱增.     

实现诱致性产权制度变迁方式的充分条件

中国以授权试点和财政权力下放方式进行制度改革 ,地方政府逐渐成为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 ,这标志着我国制度变迁方式已由初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向中间扩散型转变。但是 ,这种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能否使微观主体的经济实力增强到足以独自承担制度创新的成本 ,并成为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 ?本文的结论是 :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仅是实现诱致性产权制度变迁方式的必要条件 ;充分条件是不断替代地方政府部分功能的更有效率的经济和政治组织 (结构 )的形成、竞争和发展。     

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演进

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构架主要由产权制度、分配制度、治理结构制度以及责任制度等构成。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演进呈现农村经济合作联社一农民协会一专业合作一股份合作四个阶段，传统制度阴影、现有制度缺陷以及制度变迁成本较高成为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演进障碍。促进农村合作组织制度演进的主要措施有：加大对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供给力度；走强制性和诱致性相结合的制度道路；营造制度环境并提供政府援助；通过体制创新，构建农村“2＋1”新模式等等。     

从管制到共治:国家与社会双维度下城乡融合型社区的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区管理与治理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城乡融合型社区在国家与社会力量的交替主导下依次体现为国家主导范式、社区自治范式和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下的共治协同范式。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是制度变迁下的范式转换,在一系列顶层设计的制度安排之下,城乡融合型社区的共治协同意味着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互融,需要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的互融来调节共治的角色冲突,实现新的定位;通过强制性与诱致性的互融,化解共建的价值对立,实现新的调和;通过时间与空间的互融,突破共享的制度障碍。这种互融最终表现为国家与社会在城乡融合型社区的共治协同中实现均衡状态:一方面,应结合中国共产党党组织与党员的特色建构多元主体均衡的格局;另一方面,应从法治保障完善出发,激发制度变迁中强制性动力与诱致性动力共同发挥作用,将“话语的制度”转变为“实践的制度”,建设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型社区共治协同。     

当下中国农村法治的迟滞与路径选择

后乡土社会改变了乡土社会封闭、固定与坚持的传统,属于农村经济、政治与思想转换进程中的过渡性阶段,需要逐渐寻找自己生存的法治根基。当下农村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变中遇到了市场机制缺乏、民主政治根基薄弱、农民法治意识落后等现实阻隔。在推进法治进程中,应当以当下后乡土的现实选择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的理论与实践进路。     

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多元主体博弈分析——关于义乌市土地流转的调查与思考

土地经营权流转涉及诸多社会行为主体的利益.因而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制度供给过程,必然是一个多元利益主体的博弈过程.本文基于对义乌土地流转现状的考察,比较了义乌市2007年和2008年的土地流转状况,分析了义乌市政府、各镇街、村级政权等基层组织为推进土地流转所进行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在变迁过程中,各流转主体在利益极大化原则下,采取的多元博弈策略导致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作者的一些不成熟看法.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模式的制度安排与创新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内生于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体制和农业支持工业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其特点是在同一社会经济制度条件下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差异的生产力水平与经济发展状态.这种由内部制度安排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必须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制度变革,实施城乡协同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制度创新.     

当下中国农村法治的迟滞与路径选择

后乡土社会改变了乡土社会封闭、固定与坚持的传统,属于农村经济、政治与思想转换进程中的过渡性阶段,需要逐渐寻找自己生存的法治根基.当下农村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变中遇到了市场机制缺乏、民主政治根基薄弱、农民法治意识落后等现实阻隔.在推进法治进程中,应当根据当下后乡土的现实选择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的实践进路.     

论私营经济党建制度创新的理论与制度建构

本文重点分析了私营经济企业党建制度创新的内外主体构成,内在利益驱动与外在政策强制力的动力来源,强制性和诱致性相结合的路径选择,以及业主的价值取向对私营企业党建制度创新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对私营经济企业党建的理念、职能、机构设置以及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制度创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制度变迁理论视域下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

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是事业单位改革成败和国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事业单位改革瓶颈在于：事业单位人事制度的内生能力不强、政府供给意愿不足、创新再生能力欠缺和缺乏变迁动力。强制性制度变迁是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有效途径，政府提供制度产品或设计授权，满足各类事业单位的制度需求，方能弥补事业单位制度供给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