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保障与环境法的实施——从阿马蒂亚·森发展理论切入

阿马蒂亚.森发展理论认为,公民实质自由是人类发展的目的和手段。能够得到切实保障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基本人权就是公民所享有的实质自由。影响环境法实施的因素包括执法主体的执法意愿、环境立法质量、人类发展水平、公民的守法精神和公民的环境意识等,其中,人类发展水平是核心要素。法治的真谛在人权,人类发展的真谛亦在人权。人权保障水平的不断提升过程,也是公民环境意识、环境保护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环境问题之有效应对、环境法律之顺畅运行,需要我们认真对待人权。     

试析我国民商法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就是人人作为人类成员应该享有的尊严、价值和自由;人人在行使权利和享有自由时,应当负有的道德、义务和责任。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能充分体现对人权的保护,但现有的民商法在人权保护方面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应尽快更新民商法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论纲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人权的理论研究逐渐成熟,梳理、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已为可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的基础性要素,包括人权的概念、属性、类别、实现机制和社会条件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既承认人权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和价值准则,是人之为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每个主权国家的义务,需要通过国内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制予以落实,需要加强人权国际合作以促进其实现,也承认人权发展的阶段性和历史文化传统对人权实现方式的影响,反对人权国际合作中的霸权主义倾向。     

略论经济人权的几个问题

1991年11月1日我国政府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强调指出:“中国主张的人权,不只是生存权和公民政治权利,而且包括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权利.”不言而喻,本文题目所称之经济人权,即是指当代人权概念中有关经济方面的若干权利而言.应该看到,作为上层建筑的经济人权,必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对个人经济状况的改善与民族经济的发展表现出日益重要的促进作用.     

论人权的本土特质

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一直是东西方学者关于人权问题的争论焦点之一。任何一种上层建筑都无法回避本土因素,即使对于作为人类共同理想的人权,亦是如此。人权是发展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解;人权是多元的,不同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不同的人权体系;人权还是现实的,它无法脱离特定的社会物质条件而存在。     

破译海商法之“哥德巴赫猜想”——重述海商法的性质

海商法是调整海上贸易关系的首要法律。海商法的性质，虽然是个陈词滥调的问题，但又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要理解海商法的性质先要知道海商法的根本属性，也就是海商法所具有的基本特点。海商法深受商业、经济，科技、社会、文化演进及人类多样型态利用海洋之影响，理论研究应结合新世纪海商法实践的发展。本文提出海商法不是国际法，而是具有国际性的国内法；海商法不是民商法的特别法，而是具有民商法性的海上贸易法。     

人权、人道、人性之刑法论——从政治刑法到市民刑法的转变的视角

我国正处于从一元社会向二元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二元社会的确立势必导致政治刑法向市民刑法的转变,而在市民刑法的构建进程中对人权的保障和制度设计、刑法的人道主义原则确立以及刑法对人性的关怀等核心问题均无法回避,本文试图对人权、人道和人性的本体作简要探讨,对现存政治刑法对人权、人道、人性的漠视进行批判,进而对回归市民刑法后人权保障、人道主义、人性关怀等命题在市民刑法的视野中进行梳理,从而确立充满人文关怀精神的市民刑法。     

经济法与民商法的比较——浅谈国民财富的分配

民商法所体现的是对社会个体权利的最大获得保护其自由,自治,进而体现社会主体平等地位和协商的自由,为个体充分的发挥其利用社会资源繁荣经济,进而实现人类财富不断累积创造条件。经济法所体现的对社会财富的调节立足于社会,重在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所体现的是当社会经济关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单单靠私法领域内民商法之手段不足以调节时,而作为一种外界力量介入,旨在建立和维护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秩序。对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民财富的分配的法律调整主要依靠民商法调整和社会法领域的经济法调整。但两者进行调节的价值理念各有不同。总的来说,要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的财富调配制度,二者不可或缺,相辅相成。     

对人权的普遍性与人权文化之解析

人权的普遍性要求人权应当是世界性的。人权文化是世界范围内对人权普遍认同、普遍尊重和普遍保障的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更高形态。人权文化的形成既有可能,也是必要的,但现存的“人权的霸权主义”和“人道的霸道主义”则是建立人权文化所必须首先清除的最大障碍。     

论民法作为政治文明的法制与文化基础

在西方历史中,民法精神提供了推动政治文明进步的直接动力。民法作为政治文明法制与文化基础之根源在于, 政治文明以市民社会为基础,民法为市民社会基本法,民法文化为市民社会之文化。民法培育了政治文明系统的 基本要素,提供了促进政治文明的社会动力,并创造其运行的外围环境。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应以民事立法的 发达为基础,并依赖于民法成为最广泛的社会文化,中国民法典则当然地承担这一政治使命。     

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的变化与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对民商法的价值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这就要求民商法应该通过适当的调整和变化来适应社会的需求。在对社会经济发展对民商法价值的影响、民商法价值体系的重构进行探讨的基础上,对民商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两个方面探讨了民商法的变化和发展。     

人权概念的普遍性

对于人权普遍性的争论要求对"人权"甚至对"普遍性"的含义进行界定。人权观念与正义、善和民主概念相联系,但并不与之等同。严格讲,这一观念是指每一个人都具有向他或她所处的社会要求得到规定的自由和利益的合法权利,一项具有权威性的人权分类表是由世界人权宣言规定的。人权宣言提出的人权已被几乎所有国家所接受,被纳入他们各自的法律之中,并已成为国际法律义务,因此从政治和法律角度而言,它们都是普遍的。然而,在事实上确保尊重这些权利仍然需要稳定的政治社会和宪政的信念持续发展。几乎所有社会都能从文化角度接受人权宣言所包括的那些反映了当代共同的道德规范的基本权利和人类需求。但是,其他权利——引人注目的是言论自由、宗教和种族平等,以及妇女的平等权——续续遭到顽强的抵制。     

“罪刑法定”原则与“类推”适用的理性思考

罪刑法定原则在人类历史上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其在价值取向上过分偏向于人权保障而忽视社会防卫的事实也是不言自明的。单纯依靠罪刑法定原则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法治国,解决其问题的出路在于以类推制度的"社会防卫"弥补罪刑法定偏向"人权保障"之不足。     

论高科技时代民商法的创新分析

高科技的发展为各行各业带来了广阔的发展前景,高科技的发展为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全新的体验,总之,高科技的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变化。在高科技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与人们休戚相关的民商法也随之改变。高科技的发展对民商法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传统的民商法并不能很好地运用于各个新兴领域中。因此,随着高科技的发展,民商法必须从整个体系中开始创新,以达到适应社会变化的全新要求。     

1998年《人权法案》及其对英国宪法的影响

人权是一个必然的、永恒的、但却是历史的概念 ;换言之 ,是一个永远随着人类社会进步而发展的认识理性。中国人在追寻宣扬人权的同时 ,西方人也在做着类似的努力。李树忠之文至少可以给我们提供以下几方面的思考与启示 :第一 ,英国的“宪法性”规则同样是其法治实践的结果 ,且长久地存在和体现于法治实践中 ,在此情况下 ,英国人是如何实现了人权保护呢 ?其政治条件和法治机制是如何对此发生作用呢 ?第二 ,1 998年《人权法案》进入英国法治实践 ,在何种程度上发生了影响 ?它对英国的政治体制和法治机制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第三 ,《人权法案》的精神与权利宣示究竟有什么样的实质性效力 ,它与国内的公共权力、司法操作以及人权文化会发生何种联系 ?所有这些均可从此文中获取一、二信息与观点的传达。英国宪制之独特及其走入世界大流之状况 ,亦可由此知之点滴而激发自察 ,是故以首篇荐之读者     

从理想走向现实的中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充分实现和享受人权，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也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理想。促进和保护人权，是各国政府的神圣职责，也是中国政府不懈努力的神圣职责。尽管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人权”概念产生于近代西方，但尊重人、爱护人的人权理念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人权在中国，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制度，由理想走向现实，标志着并且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进步。     

人权:走向自由的标尺

人权问题是个法律问题,但又不单纯是法律问题,同时它又是个政治问题、经济社会问题、思想文化问题,而从根本上说人权是个社会制度问题,是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这个更广泛的问题的组成部分。人权的性质和范围,决定于人类发展所到达的历史阶段,归根到底决定于与一定生产力水平相关的生产关系。因此,要解决人权问题,固然需要解决法律问题、政治     

水人权:人权法上的水权

离开了水,人类无法生存.因此,水人权是一项基本人权.这已经为国际法充分承认.国家有义务尽可能利用其现有资源实施水人权.尽管水人权属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范畴,是国家应当采取措施逐步充分实现的人权,但国家也负有一定的立即履行的义务.然而,在国家层面上,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存在一个需要解决的共同问题,即缺乏系统、有效的规定和保护.     

人权三论

人权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权利,应当在人权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上分别之,在自然属性上它是事实权利,在社会性上它才是道德权利。作为人权概念基础的问题是政府对待其公民的道德态度问题,把政府对待人权的方式表达为人权对政府义务上的束缚与限制,人类对人权的渴求和理想转化为政府具体的道德义务行动,这有利于推动人权的现实化和可操作性。从人权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上来评价,人权对主体的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权利信仰价值与促进民主宪政的成长价值。     

中国传统人权观念再探——一个比较法文化的视角

人权的概念虽然产生于西方 ,但人权的思想并不是西方的专利。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大量的人权观念 ,这些观念与西方的人权观念可谓殊途同归。自由观是人权的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的自由观更强调个人自由和社会利益的协调 ,这种自由正是现代人权观的应有之义。善恶论是人权的人性基础 ,中西方的人性论在本原上都以性善论为基础 ,但西方的性善论在近代被启蒙学者颠覆 ,促成了法治 ,进而弘扬了人权 ,而中国的性善论始终未被颠覆 ,进而无法形成法治 ,人权观念没有变成人权现实。理性观是人权的文化基础 ,这在西方表现为自然法 ,中国古代也有自然法 ,中国的自然法在抽象层面上表现为“道” ,在现实层面上表现为“乐”。“道”中包含了大量的现代的人权观念 ,“乐”所营造的氛围催生了人权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