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中国确实处在一个“土豪”的阶段，我有时候也说我是个“土豪”。要走出现代企业伦理出现的诸多困境，仅有“土豪”是不够的。——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坡     

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您好选我是一名职工,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多年来,一直从事文字工作。这些年,由于工作关系,我能够阅读到《支部建设》,我感到贵刊是一本可读性较强的刊物。因为,她包括的信息多,容量大,给人以一种健康、正气、鼓舞的作用。譬如贵刊的“峥嵘岁月”、“文萃苑”栏目,我总要把那些令我感动的人物事迹,讲给我的妻子和女儿,讲给我的同事,让他们也和我一样受到教育。有时,企业在对党员的处理等方面,领导一时拿不到的东西及时提供给他们,有时,就把整段的话抄给他们看,对于帮助我们的工作,提高自身素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我在看《支部建…     

纵横交错 各取其长

编辑同志: 你好!我是一名党支部书记,在基层干了10多年,近两年来,我觉得思想政治工作越来越难做,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政治工作更难做。不知为什么,他们看问题总爱“横”着看,比如说,我讲改革开放15年取得巨大成就,他们就说,和人家外国比还差远了;我讲现在的生活水平比过去不知提高多少倍,他们就说,咱和人家沿海地区差多了……我的一些朋友也有同样感触,他们想请你帮助分析一下其中原因,并提出几点建议。 四平市 王金贵 王金贵同志: 你在信中提及的“横”着看问题的确在青年人中存在。相对而言,年纪大的人爱“纵”向看问题。     

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三)

李敏结婚时,我同她开玩笑,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当李敏、李讷、毛远新等毛主席的子女亲戚在中南海居住时,我们卫士组要派出专人负责他们的日常生活。毛主席多次对我说过:“毛岸青没有了母亲,毛远新失去了父亲,刘思齐失去了丈夫,李敏虽然有母亲,但又不在他身边,我和江青与孩子又不常见面,有时候一个星期在一起吃一顿饭,他们也需要关心呀!你们要好好照顾他们。”毛主席的孩子对我们都很尊重,经     

政治人物的位置：危难时刻，你在哪里？

政治人物的位置很重要!——没错,不是笔误,我说的就是“位置”,而不是“位子”．尽管在政治人物看来,位子可能更重耍。许多当过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的就知道,摆位子有时候是他们工作任务表中尤须小心的第一要务,其他事情做不好,也许出不了什么大事,但位子摆不好,一定出大事!     

让城里人、农村人成为“一家人”

编辑同志： 一部《山城棒棒军》风靡全国，我本人也看了好几遍。里面的“梅老坎”、“毛子”等形象令人忍俊不禁。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论述

正季羡林在《朗润琐言》中回忆新中国建立后知识分子境遇时曾经说过:"干知识分子这个行当是并不轻松的,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我尝够了酸甜苦辣,经历够了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有时候,光风雯月;有时候,阴霾满天。有时候,峰回路转;有时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题过名,春风中也曾得意过,说不高兴是假话。但是,一转瞬间,就交了华盖运,四处碰壁,五内俱焚。"这段话真实地反映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折射出了他们的坎坷遭遇,这期间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政策对他们产生     

编读往来

正编辑同志:你们好!我是一名基层新闻宣传工作者,由于工作关系,我对《实践》杂志党的教育版这本综合类刊物情有独钟。每期刊物一到,都习惯性放下手头其他事情,仔细阅读。不是单纯地为了阅读而阅读,而是带着学习的目的,看看有哪些新亮点值得借鉴,有时候直接"拿来"为己所用。发现身边年轻人采写的稿件有符合党的教育版要求并达到用稿水准的,我就鼓励他们投稿,让好稿子发挥更大影响力。     

难忘那次采访

我于1958年末由辽宁省委宣传部调到共产党员杂志社工作,历任编辑、编辑组长、编辑室主任,先后在共产党员杂志社爬格子22个春秋。这其间,我进过省“五七”干校,在南大荒盘锦空叹“一任华发侵黑头,峥嵘岁月付东流”;带着“壮士不是悲秋客,仰天长啸任去留”的满腹怨艾到农村“插队落户”。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5月,我再度回到共产党员杂志社工作,与     

记者要“记” 编辑要“编”

记者要“记”,编辑要“编”,这似乎是一个根本用不着议论的问题。可如今,竟出现了这样不该有的怪事:当记者的不“记”,当编辑的不“编”。这不是我故意给我们某些同行头上泼脏水。记者“不记”,编辑“不编”的现象存在已久。具体表现在:有些记者参加会议,笔记本上不记一字,只到会议签名处挂个号,领取一袋子文件,就算参加了会议,回来后将领导同志的讲话材料摘出几段,文前加个“本报讯”,一篇文章就“写”成了。而编辑拿着记者的文章也不进行加工整理,只要算准字数,就算完成了编辑任务,堂而皇之推上报纸的版面,推给广大读者。记者“不记”,编辑“不编”的现象,不但引起了新闻界的警觉,也引起了有些领导同志的关注。笔者就曾听到,一位领导同志在一次大会上公开批评我们的某些记者、编辑。他很不客气地说:“我们的有些记者开会连笔记本都没带,照抄照转领导的讲话;我们     

岂能内外有别

我是黑龙江省纪委《明鉴》杂志社副总编辑。《党建》杂志开展“‘八小时之外’怎样保持党员形象”的讨论非常及时和必要。近几年来，全国各地查处了一批又一批大小贪官，而且每个贪官背后的故事，都那么“生动鲜活”、“丰富多彩”。这些贪官们还有一个共性，就是具有双重人格。他们在八小时之内是正人君子，在主席台上更是冠冕堂皇地要求部下要不断加强道德修养，真心实意搞好“三讲”，“四项基本原则”、“三个代表”说起来头头是道，反腐倡廉、清正廉洁也讲得云山雾罩。然而，下了班，离开了领导、同事的目光，他们便视“八小时之外”为…     

农民盼唱“卡拉ok”

编辑同志:春节期间,我回农村老家与乡亲们闲聊时得知,时下有不少村村民业余生活枯燥乏味,尤其一到冬闲更是难以打发,“早上听鸡叫,白天听鸟叫,晚上听狗叫”。许多村民反映说,现在农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都想追求一下精神生活,希望村里经常组织一些文化娱乐活动,让他们也经常“卡拉ok”一把,但这些可以办到的事儿并没有办到,对此,农民很失望。     

和领导合影图的啥?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会见“第二届中国财富论坛”数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家时说,“今天我到了,很多人要跟我照相,我也理解这个心情,我们国家现在有一个毛病,有时候跟领导人照相好像就是领导支持。”他强调,“要靠自己的实力去创造财富,而不是靠照片创造财富”。(《新京报》4月19日)     

赶饭局

我的朋友老孙是某单位主任，找他办事的人很多，加之老孙交际广，朋友多，饭局接二连三，有时候一天得赶好几个“场子”。有饭局就要喝酒，老孙酒量再大，几个饭局下来，也喝得醉醺醺的。     

先上车后买票——我与《党课》结缘的故事

一般来说，撰写、编辑稿件是各报刊编辑的分内职责，外人主要是通过投稿和报刊建立联系；而我却是在还没有进人中共天津市委支部生活社之前，就已经授命承担了“编外”编辑的工作，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先上车、后买票”。而这，正是我与《党课》结缘的开始。     

“身边人”与“馊主意”

为领导出谋划策是其“身边人”的重要职责,现实中他们也确实给领导出了不少好主意。但出于各种原因,有时候某些人出的主意却可能是“馊主意”。说其是“馊主意”,因为主意中有如下“馊味”:一是“以偏概全”。主要表现为“三重三轻”:重局部利益、轻整体利益;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重形式、轻内容。“重局部利益、轻整体利益”是自私自利思想在作怪,不管他心中明不明白这种主意的危害,     

我为啥怕上网？

编辑同志： 您好! 我是主城某街道的社区干部。看了贵刊的“心灵沟通”栏目，触发了我内心的一丝隐痛。最近，我对网络产生了一种莫明的恐惧感，也想和你们沟通沟通？     

入党，就得迎着困难上

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农村青年，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是我多年来的愿望。几年来，我先后向村党支部递交了十几封入党申请书和多份思想汇报，但至今组织上也没有找我谈过一次话。最近，听说我们村党支部书记在一次喝酒的场合上说：“让他入党。日后项了我的位置怎么办!”我听后感到很迷惘、很苦恼。编辑同志。您说我该怎么办？     

基层干部如何应对群众不当诉求方式？

编辑同志：你好!我是一名年轻的机关干部。今年5月，我参加“三项活动”到一个偏远山村“下访”。     

王岳川教授与他的“补课”说

作为“外论摘译”栏目的编辑。在组编介绍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文章时，我曾经向有关人士咨询，他们一致推荐我务必要看一看《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这部书，此书获“朱光潜美学奖”等多种奖项，作者也被邀请到澳门参加“后现代对话学术讨论会”，作品、作者都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新年伊始，我受命采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岳川，有幸见到了这位《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一书的作者。他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一位好学的书生，书房里俯拾即是书和学生的贺年卡。王岳川1955年生于四川省安岳县，13岁下乡放牛，后回县城做工人、教师，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