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制的建立和完善

随着“问责风暴”开始向“制度问责”迈进,对行政问责制度的研究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紧迫而现实的课题。本文从分析推行行政问责制的现实意义入手,指出了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问题,着重从构建新的官场文化、理清党政关系、实行政务公开、强化异体问责、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五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思路。     

西方国家政府官员问责制的实践及其启示

本文把西方国家政府官员问责制的实践概括为：建立国家政治责任追究机制。用法定的问责程序保证问责的公开公正．将道德规范以立法形式寓于责任追究机制中，政府官员问责制的问责客体和问责事由比较固定。对我国的启示是：建设新型“问责文化”，完善其文化支撑；推进问责制的法制建设。完善其法制支撑；增强人大刚性问责力度。完善其权力支撑：推进行政机关的管理创新。完善其管理支撑：加强监督和公民参与，完善其参与支撑。以期对我国建立和完善政府官员问责制度提供借鉴．     

行政问责制中的公民参与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中关于公民参与的规定并不完善。本文指出要推进行政问责制建设,就必须要加强公民参与行政问责制度化建设,确保公民参与行政问责途径畅通,推动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发展,保证行政问责制的有效实施。     

程恩富：要用三大民主手段来打击腐败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在谈到反腐倡廉与发扬民主之间的关系时指出，要用三大民主手段来打击腐败：第一，问责制的广泛推行。现在问责制只问地方政府还不够，地方党委也要问责，也就是要党政干部一起问责。第二，党员领导干部的个人财产申报制度要尽快建立。     

试论政府善治视域下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构

在我国目前的政治语境下，建立和实施行政问责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推进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实现政府良好治理的关键。然而，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仍面临异体问责薄弱、问责法律缺失、政府信息公开匮乏等诸多困境。因此，将成为加强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健全行政问责的法律体系；推行政务公开，实现“阳光行政”。     

浅析中西行政问责文化之差异——以几个重要概念为切入点

近年来蔚然风行的"问责风暴"暴露了我国在推行问责制过程中泛化、滥化和简单化的倾向,浓厚的人治色彩和风暴式的运作使得对行政一方责任的追究充满了恣意和臆断。对比西方法治型、制度型的行政问责,本文不禁追问行政问责之本土嫁接缘何功效迥异?其深层次原因须归结于中西方之于行政问责不同的逻辑起点、理论沉淀、国民认知和文化环境。囿于篇幅限制,本文将对政府、责任以及行政问责制的概念分别从中西方两个角度做理论上的梳理以揭示中西行政问责文化背景之差异所在。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构成——兼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对于统一我国行政问责立法，加强领导干部行为规范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行政问责制在构建进程中还存在泛化、滥化与简单化现象，还没有完成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过渡。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追究机制存在的行政问责制，其应当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内容、问责后果等方面作出限制。也只有建立此严格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制才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绝不能误认为行政问责制是包罗万象的责任综合体，更不能把行政问责制简化为引咎辞职。     

行政问责制走向刍议

探索行政问责制的走向,对于行政问责制向纵深发展,促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建设服务型政府有着重要的意义。要使行政问责制进一步规范化,必须由权力问责走向制度问责,由以同体问责为主走向同体和异体共同问责,由事后问责、问题问责、火线问责走向全过程问责、常态问责和终身问责,由外部问责走向内外部结合问责,由以政治问责为主走向政治与道义问责并重。     

行政问责制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影响——制度堕距的视角

行政问责制是构建责任政府的具体制度安排。问责制度在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层面存在制度堕距。制度堕距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从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层面改进问责制制度文本,消弭制度堕距,有助于构建优良的问责制制度,推动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合理化。     

我国行改问责制度的现状及其法律完善

近年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广泛掀起了"行政问责"的热潮,行政问责制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是我国迈向责任政府的重要一步。据统计,仅2008年9月,就有19名高官辞职或被免职,因此有人称2008年为"行政问责年"。目前,问责制在我国还处于初创阶段,有其不完善之处。本文通过对行政问责制的一般理论进行研究,分析了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并提出从法律的角度来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建议。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制度缺陷及其完善

2009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再次发出中央加强反腐倡廉、整顿吏治的强烈信号。本文在明确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产生背景和法律位阶的前提下,从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制度缺陷入手,拟从制度、程序、实践操作等方面对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提出相关建议。     

也论行政问责制的完善

行政问责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的设立有其正当性和必要性。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起步较晚,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制度设计存在缺陷;组织体系的混乱也使问责对象难以明确;缺乏统一的问责规范和完善的配套制度。应该在完善行政组织法的前提下,尽快出台行政问责条例,并健全相应的配套制度。     

试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常态化与法制化

随着行政问责"风暴"袭来,行政问责逐渐走向常态化。本文在探讨行政问责制的涵义之后,分析了行政问责的常态化路径和过程,并指出我国在推行行政问责制实践中所存在的突出问题,最后对行政问责制的法制化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问责权责不清,主体缺位,问责范围过窄,标准不统一,问责法律缺失,程序不实.为完善行政问责制,必须培育问责意识,塑造问责文化；明确问责主体,强化异体问责；健全问责法律,规范问责程序；完善问责救济,建立复出机制.     

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困境及完善路径

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和负责精神、完善的责任机制和可问责机制,无疑是一个有效率和有公信力的现代政府所必须的品格及活力的源泉。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实现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本文在阐述行政问责制理论基石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困境,提出了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建议,希望以此能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有所帮助。     

从“问责风暴”到“依法问责”——论当前我国官员问责面临的困境及破解之策

问责制是对官员进行定向追究责任的一种事后监督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预防而不在于惩治。问责这一新制已步入我国政治生活近三年了,但其制度化水平还很低,从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高度来看,规范和完善行政问责制迫在眉睫,本文将从政治文化和法规制度层面作以分析。     

关于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近年来,中央党政机关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行政问责的条例、办法和规定,一些官员被问责,行政问责制在我国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在行政问责的主体、对象、事项范围、程序与方式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为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行政问责制,强化异体问责主体,明确行政问责对象,拓宽行政问责事项范围,健全行政问责程序规则,严格采用准确、恰当的责任追究与承担方式,以期推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责任政府的建设进程。     

“问责官员”频繁复出凸显问责制度设计缺陷

自2003年非典开始,我国行政问责事件接连不断,各地纷纷出台问责办法,使官员问责制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开始,逐步走向制度化。与此同时,各地“问责官员”频频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透明,使人们对问责制的公正性、合理性及合法性产生怀疑。因此,尽快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问责制特别是“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已成为摆在各级党委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加快行政问责体系建设

围绕政府管理机制创新，建立与人事管理、绩效管理等制度相配套的行政问责制。首先，行政问责制与行政文化有关。建立行政问责制需要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责任意识，要通过加强政府机关日常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形成有利于增强时代感、责任感、使命感的行政文化。其次，行政问责制与政府人事管理制度有着直接的关联。     

我国官员问责制面临的问题及其出路

近年来,我国官员问责事件频频出现于媒体报道,官员问责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行政生活中的惯例,现代化的官员问责制似乎已经呼之欲出。针对这种现象,本文试图对照行政法学职责理论和国际上的问责制度的实践,对我国建设中的官员问责制度及其运行环境两个方面上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并在本文最后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