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的韧性治理及其策略

与普通城市相比,超大城市公共安全风险高,灾害事故成因复杂,源头防控工作难,基层保障能力薄弱。一旦出现重大突发危机,城市社区作为危机应对的“最后一道防线”至关重要。而且,社区作为超大城市应急管理的基本单元,处在突发危机应对和防灾救灾的前沿阵地,是筑牢基础,抵御各类危机危害的“最先一公里”。本研究对韧性治理框架下的社区韧性特征分析,从社区治理体系的适应性提升,治理功能的重构以及应急管理模式的转换等三个方面,描述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韧性,构建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结构韧性、功能韧性和行动韧性等能力,并提出韧性治理的主要策略,包括加强主体协同,强化社会动员;促进资源整合,建立韧性网络,增强基层社区的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调适、自我恢复的能力。通过完善韧性治理体系,提升社区韧性能力,将危机减缓做到前端,落在基层,防范各类重大安全风险,实现超大城市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韧性治理。     

面向共同富裕的超（特）大城市居住空间治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超（特）大城市的居住空间普遍经历了复杂深刻的变化,不同社会群体的混居格局已经被打破,居住分异乃至隔离等居住空间失衡现象日益凸显,并具体反映为保障房社区的不合理布局、作为城市孤岛的传统城中村、跳跃式前进的新式城中村、族裔居住分异与新式贫民窟的生成、城市更新中的替代与隔离五种形态。在陷入固化之前,对居住空间失衡现象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以推动共同富裕为基本目标的优化策略,包括：从居住空间治理价值理念转型、重塑城市居住空间权利样态、加强城市规划的规制调控作用、推动混居异质化社区建设四个方面。由此为打造超（特）大城市共同富裕空间奠定空间基础,尤其是为弱势群体提供和保留生存与发展空间,避免贫困的聚集和再生产。     

在疫情大考中不断提升治理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防控举措。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吃劲的关键阶段,要做好疫情防控重点工作,在战疫实战中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秉持国际视野 完善应急体系

随着我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的全面展开,国际社会也给予了高度关注。联合国和绝大部分国家持公正、客观立场,支持并赞赏中国的疫情防控举措,也有部分国家和政府要员以一己之私,行不轨之举,借题发挥,扰乱国际秩序。如何深入分析和研判国际形势,充分借助国际力量赢得这场疫情总体战的胜利?这对于此次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和外事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课题。     

在精准执法、精准服务上下功夫——应急管理系统保障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综述

复工复产是每次法定节假日后,各企事业单位恢复生产工作以有效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所面临的经常性问题。但由于新冠肺炎这只黑天鹅的出现,各地复工复产任务同以往相比变得更为艰巨,复工复产成为当下被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话题。应急管理部始终紧抓复工复产期间的生产安全防范工作,在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下,各类企业集中复工复产,应急管理部门该如何落实监管职责呢?     

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进路与优化

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应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有效治事的效用逻辑以及撬动改革的发展逻辑。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在理论层面,基于“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是一个以数字技术赋能治理体系调整、治理过程优化,进而释放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整体效能的过程;在实践层面,通过对以北京“接诉即办”和上海“一网统管”为代表的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的比较分析发现,虽然转型动力和转型路径不同,但是技术和制度都是影响转型的关键性要素,且二者相互作用。从整合性、过程性视角出发,协同理念、组织、技术与制度四要素,未来优化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需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良性互动的复合路径,同时推进技术和制度双重变革,并在机制创新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体制改革。     

制度优势转化为应急治理效能的方法与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指明了前进方向。应急管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将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应急治理效能是摆在应急管理工作面前的新的时代命题。本期,《中国应急管理》杂志以"制度优势转化为应急治理效能的方法与路径"为题,邀请了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温志强,中国科学院大学应急管理学术委员会成员、教授董传仪,广东南方应急管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文杰,吉林省行政学院教授黄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调研员刘桂法,中国应急管理报社党委书记崔涛,以及天津师范大学应急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康伟、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处置中心主任郑大鹏,天津滨海新区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主任张金宽,天津科技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韩玲梅,天津商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郝雅立,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李永俊、博士曾关秀、博士胡峰等,从理论依据、行动原则和方法路径方面进行分析研讨。本文由温志强教授组织、撰写。此课题已列入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智库项目"推进社会高效能治理,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天津的对策研究"(TJZK21-23)。     

新时代提高社区治理能力应着力加强党的领导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提高社区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基。2020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省调研基层社会治理时指出,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现阶段,我国基层社会事务具有广泛性、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让党的领导在社区治理中落地生根,既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区治理体系,更需要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主体,领导社区多方主体共同发力,大力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加强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以科学认识和把握疫情防控的新常态为视角

全球范围内,变异流感病毒感染事件的发生间隔期出现缩短的趋势,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事件平均每2年就发生一次。当前,我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总体战、阻击战”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但新型冠状病毒也许不会像SARS那样很快消失。因此,需要经常应对新发传染病的挑战或许会成为疫情防控的“新常态”。本文在分析新冠肺炎疫情本身的特点和全球新发传染病流行趋势的基础上,本着学先进、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的原则,提出在疫情防控进入“新常态”后如何有效加强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议。     

链块结合:超大城市社区政社协同治理机制创新--以北京市“回天地区三年行动计划”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超大城市社区的出现在解决城市居住问题的同时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城市发展悖论”迫切需要政社协同治理。基于公共服务链和模块化理论,构建了超大城市社区政社协同治理机制创新分析框架。以北京市“回天地区三年行动计划”为例对该框架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发现超大城市社区政社协同包含横向“链”和纵向“块”两种混合治理机制,其中,“链”有利于扩展公共服务分工,提高公共服务的敏捷响应能力,“块”有利于增加多元公共服务主体,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能力。两种机制之间的相融互补,对政社协同治理的有序运行与效能产出产生影响。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应急管理部统筹部署疫情防控和安全防范工作综述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分区施策,切实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一系列工作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应急管理部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