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视角下的流动商贩治理

流动商贩治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与范畴,他们之间在理论基础、目的与结构要素等方面有共同之处,因而是相互促进、相互借鉴的。传统社会管理体制下的流动商贩治理存在治理主体单一、治理理念落后、治理机制不健全、治理模式强力因素明显、治理成本较高等问题。在新型社会管理模式下,对流动商贩要实现有效治理,必须实现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手段、治理机制、治理模式的转变。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理论源流、衡量标准及基本内容

治理理论的兴起为现代国家治理带来了新视角,这是对东西方传统国家治理的超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对国家治理现实的回应。探究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衡量标准和基本内容是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文章认为,衡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要标准有民主化、法治化、系统性、开放性和发展性。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则包括治理结构体系、治理功能体系、治理制度体系、治理运行体系和治理评估体系。     

城郊区域的治理模式探究——基于上海市的实证研究

学界已形成了农村治理和城市治理两大研究范式。然而,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城郊区域,尚未形成独立的治理体系。伴随着新型城镇化,城郊区域遭遇了多元异质的治理结构、边缘的治理形态、缺乏身份认同的治理对象等独特的治理困境。为了应对这种困境,本文拟以治理规则为着力点,对城郊地区的治理模式进行建构。认为当前城郊区域的治理规则有:技术推动的外生性规则、非正式制度的内生型规则与顶尖设计的核心性规则。通过利用这三种治理规则,有望形成城市和乡村之外的第三种治理体系——城郊治理体系。通过城市治理、农村治理、城郊治理在劳动力市场、经济发展、户籍管理制度、基础设施、空间结构等方面协调发展,方能真正迈向城乡协同的治理现代化。     

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框架、行动取向与实现机制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维度,是创新城市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键抓手。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由党委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向党委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参与模式转变。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一是要厘清当前市域社会治理的制度框架、加强顶层设计;二是要瞄准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立足国情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行动方向;三是要探索中国特色市域社会治理机制,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信息化、智能化、网格化和专业化水平,即要优化市域社会治理常态化和精细化治理机制、强化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与网格化治理机制、完善市域社会治理专业化与多元化协作治理机制、加强市域社会治理系统化联动机制与社会矛盾化解治理机制建设。     

海洋渔业环境污染的合作治理研究——以长三角为例

在长三角海洋渔业环境污染的合作治理过程中,合作治理主体单一、合作治理方式制度化程度低、合作治理过程沟通不畅以及合作治理目标还存在本位主义等是影响合作治理效果的主要因素。必须进一步优化海洋渔业环境污染合作治理机制,实现合作治理主体多元化,合作治理方式制度化,合作治理过程互信化,合作治理目标指向公共利益最大化等,才能够更加有效地治理长三角地区的海洋渔业环境污染。     

国家治理与政府治理辨析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观察分析问题,就会发现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在治理的涵义、治理的主体、治理的性质、治理的工具和治理的价值诉求等五个方面有很大的不同。政府治理需要弱化命令导向、强化协商导向和竞争导向、保持与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良性张力关系以适应国家治理的要求;国家治理则必须适时地调整自身的定位,合理处理国家内外部压力,并协调命令导向、协商导向、竞争导向下的国家治理工具,为政府治理提供必要的前提。辨析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解决一个时期以来将二者混同起来所带来的问题,排解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政府治理现代化所面临的理论障碍。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的现代治理理念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国从发展中国家迈入发达国家序列,必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强化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合作治理、源头治理、专业化治理、精细化治理、网格化治理等理念。只有强化现代治理理念,才能把我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是由政治权力系统、社会组织系统、市场经济系统、宪法法律系统、思想文化系统等构成的有机整体,这一有机整体包括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组织和治理方式四个层次。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发展过程,我国在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传统行政的管制状态、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时期新公共管理的管理状态这两个阶段之后,目前进入新世纪治理现代化的治理状态;我国的国家治理必须立足于国情、政情、社情,要具有中国特色,即政府要在国家治理中起主导作用,治理的重点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在当下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坚持四个原则即科学治理、民主治理、制度治理、中国特色等原则和五条路径即树牢目标理念、加强顶层设计、突出制度建设、推进各项改革及夯实社会基础。     

节俭型治理:传统、意涵和路径

追本溯源,节俭型治理在中国和西方都有特定传统。就节俭型治理的内涵而言,它是一种多元合作的治理、民主治理、法治型治理、人本治理和软硬结合的治理。同时,新时期节俭型治理具有理念细致化、视角微观化、内容多样化、方式多元化、结果有效化五个特点。实行节俭型治理,有利于保障社会发展和政治生态良好,在全社会形成节俭风气,有力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通过加快推进节约型社会建设,不断完善立法和制度建设,加强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以及实行软硬结合的治理,可以在新时代有效地践行节俭型治理。     

改革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构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主体和客体、纵向和横向、宏观与微观、静态与动态相统一的政治系统;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改革与发展的过程,由治理主体(谁来治理)多元化、治理客体(治理什么)结构化、治理过程系统化(怎样治理)和治理方式(如何治理)民主化组成。作为系统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构,必须通过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公民"五位一体"的制度改革与发展才能逐步实现。     

基于善治的现代大学治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对高等教育而言,要通过推进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善治"作为现代大学治理的目标逻辑和理想状态,是完善大学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路径。现代大学治理要建立以民主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和学术治理系统为主的内部治理系统,建立以依法治校、社会协同、内生外促为主的外部参与系统,形成一个具有"善治生态"的大学治理系统。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湘江流域治理策略研究

为摆脱湘江流域边治理边污染的困境,湖南省委省政府加大了流域内同防同治的力度,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就整体而言,湘江流域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治理在治理理念、权力分配、组织权威、激励机制等方面存在碎片化倾向,合作治理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整体性治理理论在价值取向、治理结构、运行机制与治理方式等方面与湘江流域合作治理中地方政府关系的协调具有内在耦合性。破除湘江流域地方政府合作中的碎片化现状,需要积极借鉴整体性治理的核心思想,重塑整体协同的治理理念、搭建扁平网络的治理结构、建立垂直统一的治理体制、构建协调整合的治理机制,从而促进湘江流域合作治理从碎片化到走向整体性。     

海洋渔业环境污染的合作治理研究——以长三角为例

在长三角海洋渔业环境污染的合作治理过程中,合作治理主体单一、合作治理方式制度化程度低、合作治理过程沟通不畅以及合作治理目标还存在本位主义等是影响合作治理效果的主要因素。必须进一步优化海洋渔业环境污染合作治理机制,实现合作治理主体多元化,合作治理方式制度化,合作治理过程互信化,合作治理目标指向公共利益最大化等,才能够更加有效地治理长三角地区的海洋渔业环境污染。     

递进式嵌合：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理路与实践策略

新征程上,基层社会在结构性治理体系、过程性治理服务和功能性治理能效上面临着新的发展难题。社会工作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具有政策同源、理念相近、场域重叠和文化交织的独特优势和嵌合逻辑。社会工作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无法做到一步到位式的完全嵌合,而是需要根据新情况、新需求和新问题进行新治理、开展新服务、促进新融合。通过适应式治理、融入式治理、连接式治理及共进式治理等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递进式嵌合,提升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专业水平与服务能力,将助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更好迈向新发展阶段。     

习近平基层治理观的理论逻辑

习近平基层治理观是习近平对基层治理的根本观点和看法,也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习近平立足当前基层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创新性地回答了在基层治理中"谁治理""如何治理""依靠什么治理"等一系列问题,明确了基层治理必备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保障,进一步厘清了基层治理观的理论逻辑,推动了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习近平基层治理观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视角下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问题论析

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了系统部署。社会主要矛盾是新时代坚持和完善社会治理制度的指挥棒,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风向标。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更高。为此,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特点,不断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努力将社会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有力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健康发展。     

国外政党严格自身治理的做法和经验

国外政党治理大致包括两个层面、三重治理关系:一是政党内部治理层面,治理主体是政党,治理方式用制度(党规党纪),治理内容涉及党员管理、党纪监督、党内权力运行等"制度治党"问题。二是政党外部治理层面,包括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两重治理关系。政党与国家的治理关系,治理主体是国家,治理方式用法治,治理内容涉及党纪与国法如何衔接的"依法治党"问题;政党与社会的治理关系,治理主体是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治理方式用舆论监督,治理内容涉及公众和媒体舆论对政党治理的"法外监督"问题。国外政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对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协调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一定的启示和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习近平现代国家治理思想初探

现代国家治理思想是基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来的,科学回答了＂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全新社会＂这一重要问题。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是其重要方面。现代国家治理思想是指导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理论,体现在国家治理的各方面：经济治理要活、政治治理要稳、文化治理要正、社会治理要善、生态治理要美、党的治理要正。     

高职院校治理结构困境与优化研究

优化与完善符合高职院校特点的治理结构,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实践检验,这是促进高职院校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主体需求。高职院校治理能力现状与其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还有比较大的差距。高职院校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存在的问题包括高职院校办学自主权问题、行政化问题、内部监督管理问题、社会组织参与治理问题等。高职院校治理结构优化路径包括建立体现高职教育特点的治理体系、优化高职院校治理结构、创新高职院校治理的运行机制,进而提升高职院校治理能力,实现高职院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公共治理理论对我国协商治理的有效适用及其梗阻破解

协商治理是公共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必须首先解决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在中国的有效适用问题,而不是将西方治理理论在中国社会进行简单嫁接。当下中国协商治理面临的困境主要是:协商治理研究的泛化倾向、协商治理主体的权威流失、协商治理官本位思想浓厚、协商治理共识难以形成。破解之策在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的话语体系、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的主体权威、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多元主体的利益、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的现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