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野下的受贿罪

受贿罪是我国刑法中的一个重点罪名,也是刑事司法实践中一种多发性的腐败犯罪。本文以受贿罪的犯罪构成为线索,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提出刑法规定应该扩大我国受贿罪犯罪主体的范围,扩大"贿赂"的范围,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犯罪构成要件。     

贪污贿赂犯罪定罪数额的现实化思索

对于贪污受贿罪的犯罪数额问题,在严格把住刑法底线,严厉打击贪污贿赂的底线犯罪暨小额贪污罪、受贿罪,坚持打早打小的刑事政策基础上,结合具体犯罪情节的考量,对于一定数额以下且具备特定从宽处罚条件的贪污罪、贿赂行为给予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处遇是可行的。     

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论

西方发达国家及有关国际条约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体现在设立专门机构打击知识产权犯罪,加强人员配备和专业培训,加强对于知识产权犯罪的侦查力度,对于知识产权犯罪采取适度的刑事起诉和审判政策,强调恢复性司法,注重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的参与和损害赔偿等方面。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目前表现在制定强化保护的司法政策、设立专门司法机构,加强刑事司法协作,开展专项执法活动以及强化刑事审判打击力度上,但存在执法效果有待提升、刑事司法常态化管理有待加强和刑事审判效果差强人意等缺陷。应当坚持严惩知识产权刑事犯罪的宏观刑事司法政策,并从加大刑事司法协作、强化《刑法》适用解释、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修改知识产权刑事司法程序、推进刑事司法改革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     

受贿罪构成新探

受贿罪,具有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的双重属性,在当前推行廉政、惩治腐败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形势下,更是成为我国刑法的打击重点之一。为此,有必要立足于我国的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对受贿罪进行重新审视,以便为惩治受贿罪提供理论依据。一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什么?这是关系到对受贿罪性质的认识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此加以重新探讨。我国刑法把受贿罪规定在渎职罪中,根据传统观     

从缺陷中寻求完善——以我国受贿罪的立法现状为出发点

贿赂犯罪是一个历史性、世界性的问题,我国刑法理论对受贿罪的内容与范围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说法。然而由于刑事立法的滞后,相对于现实生活中受贿对象的多样性和手段的隐蔽性,立法解释就显得过于狭窄。本文指出对于受贿罪,在理论上、立法上和司法认定上仍然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运用实践考察——以检察机关相对不起诉为切入点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把握以及对犯罪这一复杂社会问题认识的更加理性和科学,是我们正视社会稳定与犯罪增长关系后的理性回应,标志着党和国家犯罪治理对策的更加全面成熟,对推进我国刑事法治的进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司法实践工作中全面落实     

构建我国的刑事沉默权制度探析

我国没有建立起刑事司法中的沉默权制度,我们应该看到沉默权制度对于解决我们当今刑事司法中的一些问题的重要性。所以我们需要在保障人权与惩治犯罪相统一的前提下,结合我国国情,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沉默权制度。     

商业受贿罪研究

商业受贿罪研究宁波大学副教授张翔飞一我国刑法对商业受贿犯罪的立法规定在我国刑事立法史上，商业受贿罪的规定应该说是最近几年的事。１９９５年２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中第一次单独规定了商业受贿罪，１９９７年３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论受贿罪构成要件的立法修改

一、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受贿罪的基本特征是利用职务进行犯罪,职务的被利用一是为特殊犯罪主体自己所用,一是被一般犯罪主体驱使调动。因此,对受贿罪“利用职务”这一行为要件应从两个方面来表述,与此相呼应,受贿罪的犯罪主体亦应修改为一般主体。 受贿犯罪是一种职务犯罪,这是毋庸置疑的。正是基于受贿犯罪的这一特征,现行刑事立法才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为构成受贿罪的基本行为要件写进了受贿罪的定义中。而有职务上的便利可利用者,自然只有那些“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于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行为要件便决定了刑事立法必然要对受贿罪的犯罪主体     

反“黑”特别司法制度研究

追求程序正义是我们时代的要求，一个国家的程序正义能否实现，关键看该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保障人权，严格依法办案是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黑社会犯罪作为有组织犯罪的最高形态，世界各国深受其害，都在加强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然而，在加强“刑事司法的保护功能同时，又势必对刑事司法的保障功能带来不利影响”，真可谓“鱼与熊掌不可得……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法律适用问题探析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刑法确定的新罪名,对于进一步严密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科学打击受贿犯罪行为,加大对腐败犯罪的刑法惩治力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本文试从该罪的立法背景与意义探究该罪名成立的理论基础,并结合司法实践,从该罪的四方面构成要件角度出发,具体分析研究适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以期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法律适用正确有所裨益。     

论修复性司法模式

与重惩罚的传统刑事司法模式不同,修复性司法模式,强调的是如何对犯罪造成的损害进行修复,而非单纯惩罚犯罪人。修复性司法作为一种刑事司法改革运动与一种刑事司法理念,还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理论。因此,其内涵关系真实性是否存在还需要进一步检验,同样,修复性司法在我国能否进入实务过程似乎还有一段困难的路要走,仍有待加强实证研究。     

联合国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调查分析简况

联合国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情况调查是联合国刑事司法统计系统及其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目标是采集有关举报的犯罪发生率和刑事司法系统运转情况的信息,以在全球加强这些信息的分析和传播。调查结果提供了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各部门间关系的概况,并促进在国家和国际层面进行明智的行政决策。良好的刑事司法统计有助于刑事司法系统内部以及其他社会和全球政策形成与规划中的研究与分析,为各国掌握犯罪态势和努力塑造社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背景。     

中日受贿罪若干问题比较研究

与日本刑法相比,中国大陆关于受贿罪的规定无论在罪名数量还是规定本身的详细和完备程度上都是有所欠缺的。中国刑法只有一个受贿罪的罪名,对受贿的行为方式和法益的侵犯程度都没有完整的规定,客观上对于反腐倡廉不利。本文立足于中日两国刑事立法现状,对中日两国有关受贿罪的罪名、对象、法益、职务、行为方式等进行了比较分析,希冀我国刑事立法及司法能够借鉴他人之长,以利于对受贿犯罪的打击。     

论刑事司法的合情理性

“情理”是指“人之常情和事情的一般道理”，无特定内容及表现形式，具有潜在行为规范作用。我国现行刑事司法因刑事立法、司法过程的民主性、刑事司法者情理推断能力等方面的缺陷导致其与情理间客观存在着紧张关系。我国刑事司法应合乎情理。合乎情理的刑事司法在最大限度地弥补刑事法律规范固有缺陷的同时能获取司法认同。为降低执业风险，刑事司法者在加强刑事司法过程情理色彩的同时应综合法律规范和情理来推定犯罪主观方面、认定犯罪客观方面，并在法律适用时兼顾情理。     

论刑事和解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按照中国的传统法律理论,犯罪是孤立的个人侵犯社会整体利益的违法行为,国家依据职权发动的刑事追诉活动是不受被告人、被害人意志影响的。这种刑事司法的运作模式在惩罚犯罪、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我们对犯罪和刑事司法问题认识的深化,会发现许多传统刑事司法的弊端。     

受贿罪证据标准思考

受贿犯罪腐蚀了国家肌体，动摇了社会的根基，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也是反腐败斗争中重点打击的对象。然而，就目前而言，受贿犯罪仍呈现高发态势，其在贪污贿赂犯罪中的比例也居高不下，究其原因，除了受贿案件取证难外，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司法实践中对受贿罪证据标准的把握存在困难，以至在现实中，逐渐形成了惩处受贿犯罪“宁纵勿错”的思想，给了受贿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因此，探讨受贿罪证据标准问题，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受贿罪证据标准，从而加大对受贿犯罪的惩治力度。本文试从受贿罪证据标准的概念、含义，受贿罪证据标准的法律要求，受贿罪证据标准的现实基点以及受贿罪证据标准的构想四个方面，对受贿罪证据标准问题作一粗浅的分析与思考。     

我国刑法中犯罪未遂的处罚原则

犯罪未遂是近代世界刑事立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和刑法学犯罪阶段论中最重要的问题。犯罪未遂制度在我国刑法中有明确规定。犯罪未遂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并且在司法实践中和刑法理论上都存在着若干需要着重研究解决的问题。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未遂的研究过去比较薄弱，近一两年来正在逐渐重视和加强。从理论研究状况看，侧重点是在犯罪未遂的特征的认定上，对犯罪未遂处罚原则的研究则相对薄弱。     

从爆炸物犯罪司法解释看我国刑事司法理念之转变

司法解释是我国刑事司法特有的产物,某种程度上,是我国刑事司法理念发展的一面镜子。2001年和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发布了两部关于涉枪、涉爆犯罪的司法解释,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修改。根据刑事司法理念模式理论,分析这两部司法解释中关于爆炸物犯罪的变化可知,我国以犯罪控制模式和正义模式为绝对主导的刑事司法理念已经开始转变,不干涉模式和程序正义模式等刑事司法理念初显。     

论刑事诉讼效率的正当机制

公正与效率是我国二十一世纪司法工作的主题。犯罪数量的增加和犯罪性质的日趋复杂，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加强，以及民众对刑事司法程序更高的期望，既增加了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复杂性，也不可避免地加重了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及所有刑事司法体系有关人员的工作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