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庭审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兼议安徽省《关于刑事案件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相关问题的指导意见》

在证据裁判规则上,域外刑事审判中对于传闻证据规则、直接言词原则的确认都对证人证言的采信有较高标准。我国尚未建立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的比例较低。2012年《刑事诉讼法》完善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关制度,但实施机制还有待深化。建立精准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实施机制,既需要不断完善法律制度,更需要转变社会传统观念,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的社会认同感和思想自信。同时,还应加强司法人员对该制度落实的职业考评。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基本问题探析——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为常态,出庭作证为偶然情况。此次新刑诉法多项条款涉及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但这些条款的设计未专门针对侦查人员出庭。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价值基础及其制约因素进行剖析,进而完善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彰显司法公正。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之立法缺陷与制度重构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立法存在缺陷,证人出庭效果不佳。建议通过完善证人应当出庭的前置条件,确立有限的近亲属作证豁免权,明确拒不出庭作证的程序性制裁措施,并通过增加罚款、追究刑事责任加强对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制裁力度,重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公诉案件鉴定人出庭制度研究

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鉴定人出庭难问题一直存在,修订后刑事诉讼法为了进一步完善鉴定人出庭制度,解决司法实践中鉴定人出庭率低的现状,对鉴定人出庭、鉴定意见的质证、鉴定人拒不出庭的法律后果等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但仍需进一步完善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完善落实鉴定人出庭作证保障机制;完善落实鉴定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处罚机制;建立专家证人出庭作证的审查机制。     

论我国的证人出庭制度

作为证据之一的证人证言在证据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与作用。证人出庭作证是贯彻直接言词原则的直接体现。可是我国证人出庭率长期不到百分之十,严重影响了证据的采信质量,进而降低了办案质量,被告的人权得不到有效地保障。那么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国的证人出庭制度又有哪些缺陷呢?文章将展开论述。     

证人出庭作证的困境与出路——基于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分析

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证人普遍不出庭的困境,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证人人身保护制度、证人作证经济补偿制度、证人强制到庭制度以及证人拒绝作证的制裁制度,从积极鼓励与消极制裁两个方面来促使证人出庭。然而,这些过于原则化的规定操作性不强,导致新法实施之初证人不出庭的局面并未得到较大改变。解决证人不出庭的困局,需要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补充细化刑事诉讼法的证人出庭规定,从而为司法提供明确的规范指导。     

论行政诉讼中质证的意义及证人出庭作证问题

在辨明行政诉讼证据质证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行政诉讼质证的意义;重点研究质证之中的证人问题,对证人资格、作证方式、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要求及出庭作证或出庭做出说明的特殊主体这四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以期对行政诉讼证据的研究做理论参考。     

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及其证明

在司法实践中,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借鉴国外的理论与实践,我国应当以诱惑侦查的基本分类来界定其合法性。同时,为了便于评判、证明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我国还应当确立合法性诱惑侦查的具体标准和诱惑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     

提升科学证据在刑事审判中的运用水平——以鉴定意见为例

提升科学证据在刑事审判中的运用水平要求做到:严格审查科学证据的证据能力,既要从关联性和合法性方面加以审查判断,还要注重审查鉴定"科学性"对证据能力的影响;严格审查科学证据的证明力,应坚持鉴定意见等科学证据并没有优先于普通证据的证明力、司法裁判者最终是否采信鉴定意见应当在判决书中说明理由的原则;确立科学证据的质证制度,包括确立科学证据的言词辩论原则,推行科学证据的庭前开示制度,建立和完善对科学证据的交叉询问制度;完善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包括明晰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条件,明确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完善对鉴定人的人身安全保护制度和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健全专家辅助人制度,包括明确限定专家辅助人的资格,明确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和意见性质,明确规定专家辅助人的权利义务和诉讼责任。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亲属拒绝出庭权刍议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细化规定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同时,首次突破性地规定了关于被告人亲属拒绝出庭权的条款。然而新的规定显得较为粗放,对于亲属拒绝出庭权的行使主体、行使条件以及具体权能均没有明确规定。借鉴两大法系主要国家中关于近亲属拒证权制度之规定,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应对近亲属拒证权行使的主体范围、行使时间、主要权能和程序保障等予以明晰,以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亲属拒证权制度。     

对审判中证人出庭率低的对策思考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 ,证人往往在法庭通知其出庭作证时拒绝作证 ,这严重损害了法律和司法机关的权威。证人拒证的原因可以归结为 :一是法律没有规定证人不出庭所要承担的不利的法律后果。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证人有作证的义务 ,却没有规定不履行作证义务应当受到怎样的制裁。二是关于证人保护的立法内容极不完善。首先 ,为了强化证人的作证意识 ,现行民事诉讼法特别强调证人作证的义务 ,但对证人的相应权利 ,却未予以足够重视 ;尤其是在对证人经济损失的补偿以及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的保障方面 ,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三是民事诉讼法第 70条仅就证…     

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看我国审判中心主义的确立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体现了刑事诉讼的基本规律,也是确立审判中心主义的必然要求。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形成了"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侦查人员很少出庭作证。要确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必须对侦查权进行有效的司法控制,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化是较好的切入口,也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关键举措。     

两项《规定》视野下讯问人员出庭作证若干问题研究

两项《规定》明确了讯问人员应当出庭作证的情形,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将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减少侦查非法取证行为,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解决被告人恶意翻供问题,提高司法效率;有利于转变刑事诉讼理念,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但是,讯问人员以何种身份出庭作证、什么时候应该出庭作证、出庭作证的范围等问题两项《规定》中没有明确予以规定,这一问题亟待解决。     

对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再思考

证人证言作为法定证据之一,在认定事实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低、甚至拒绝作证等现象日益严重,已影响到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公正和顺利进行。证人出庭作证问题已成为诉讼庭审制度改革中最突出、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在目前的社会实际状态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不仅不可能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反而会导致证人出庭作证关系的恶化发展。从人的本性、社会环境传统、人权保障以及法理等层面对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展开思考,以期纠正当前一味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之风。     

审判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问题审视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制度保证,但在实践中排非规则的适用情况并不理想。基于对裁判文书的比较分析发现,实践中存在着对该规则适用范围的认识分歧,对被告人及辩护律师排非权利的不当限制,对证据合法性证明责任的认知偏差以及对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审查错位等问题。对此,基于以审判为中心司法制度改革的实际要求和被告人权利保障的现实需要,应当从以下方面完善排非规则或规范其适用:一是修正非法证据排除条款的立法设置,二是强化对被告人及辩护律师申请的权利保障,三是合理配置控辩双方证据合法性证明责任,四是构建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相区分的审查机制。     

简论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困境及出路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立法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立法者已经意识到证人出庭对于案件的审理以及确保判决公正性方面的重要性。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关系到司法公正,是现代庭审制度的改革需要。由于立法和司法上的原因,我国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的立法仍存在不足,证人出庭作证难已成为制约我国庭审改革的瓶颈。规范我国刑事证人作证的立法,完善相关配套细则,应是解决目前司法实践中刑事证人出庭作证难问题的有效途径。     

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目前,证人出庭作证难已成为严重困扰我国刑事审判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 证人出庭作证有利于加强诉讼方式的公平性、实现法庭审判的公正性和审判结果的权威性。解决证人出庭 作证难的问题,对公正、合理、高效地审理案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完善对证人保护的立法规范、增加 给予证人经济补偿的规定、规定证人不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法律后果和逐步消除影响证人作证的自身因素 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证据保管链条制度的诉讼功能分析

证据保管链条制度伴随实物证据重要性的提升而日益重要。证据保管链条制度体现了证明责任的要求,其要求从证据的收集到呈现于法庭之上的各个环节都有完善的保管和记录,在实物证据存有争议时相关人员应当出庭作证。如此,证据保管链条制度直接保障着实物证据的同一性,有利于规范侦查人员对证据的收集、保管和鉴定等行为,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也有利于事实认定者审查判断证据、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在目前的司法体制下,关于证据保管的规定实效较差,其功能的发挥受到较大的限制。     

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以现行性侦查模式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首次有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相关规定。由于新法条颁布的时间较短,这项制度尚属新鲜事物,没有相关的实践经验和司法解释予以细化作为该制度实施的参考。尤其是在现行侦查模式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实践中该制度仍然存在不足和亟待完善之处,因此有必要在理论上对存在的相关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完善建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三难”及破解路径

非法证据界定难、证明难、排除难一直是公检法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共同面临的三大困境。规则的内在缺陷造成"界定难",破解出路重在完善司法解释、加强案例指导。侦查的封闭性和证明方式的局限性造成"证明难",破解出路重在完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和加强侦查人员出庭接受质证制度的实施。司法观念陈旧、印证证明模式下排除基点的混淆、法院不独立、法院承担的社会治理功能造成"排除难",破解出路重在培育正当程序和证据裁判理念、加强司法体制保障。界定难和证明难也直接导致非法证据排除难。要破解"三难",观念革新是基础,体制优化是前提,制度完善是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