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的“非政治”因素

一些人常把群体性事件上纲为政治问题,动辄情绪化地把矛头指向制度,这完全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可能激化矛盾。毕竟,对于有着实际利益诉求的普通民众来说,具体利益诉求的满足才是最重要的。认真审视群体性事件中的"非政治"因素,有助于政府作出科学的判断和处置。冲突或大或小的群体性事件成为中国社会挥之不去的焦虑。但它也在变化,因此,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按照一般的说法,群体性事件是中国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时的一种社会后果。在性质上,它相当于     

09'“维稳”新思维

策划人语在金融风暴面前,力图"化危为机"在复兴大道上更进一步的中国,对社会不稳定的焦虑成倍增长。为什么社会性暴力越来越常见?社会是否已经触到稳定状态的临界点?很长时间以来,政权机关在维护稳定方面得到了高度的强化。维稳工作也在2009年步入"后奥运时代",官员社会稳定的考核压力越来越大,地方政府在增强警力上更多的是"不吝编制",防暴演练层出不穷,动员群众"人人维稳"的做法在很多地方并不鲜见,特殊时间段的经验已经日渐常态化。两厢对比之下,值得追问的就是: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已经到了非暴力不足以解决的界点,还是我们原来的维稳思维方式、工作方式等方面撞上了边界?事实上,人们已经看到,从2008年以来,在交足了学费的同时,有关方面也认识到自我反省的必要——不要动不动就"别有用心",慎用警力,"谁让老百姓不好过,老百娃就不让他好过",政府工作离民众的期望还有很大差距,"严肃处理信访案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背后的腐败问题"……这些都显示出现行体制自我调适的愿望与能力。办法总比问题多。关键是掩盖矛盾、拖延问题的解决,还是正视矛盾、勇揭盖子。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所言,我们应"及时总结改革的实...     

权力失范的“现代性”风险

当一个社会,就其运转来说具有"现代性"的特征时,也要求在政治结构上进行"现代化",以便与社会结构配套。如果不调整彼此的关系,便不可能消除它们的"结构性冲突",以及在此背景下的权力失控。近来受到广泛关注的某些地方政府、基层官员侵害民众的事件,如果是在5年前、10年前、20年前、100年前、1000年前发生,政治社会风险或后果大不一样。县(县级市)、乡(镇)权力直接伸向"社会",因此其失控程度一直是衡量中国政治社会结构风险的一个抽象指标。在它背后有一个预设:失控程度有多大,政治认同的"民心资源"就流失多少,统治—治理的风险也就有多大。然而,在今天,中国社会早已是     

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

社会泄愤事件是目前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其在参加者、发生机制及行动逻辑等方面都不同于维权事件和有组织犯罪。产生社会泄愤事件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不满群体的存在及政府管治困境。因此,解决中国政府的管治危机需要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合理建立社会利益的博弈机制、重构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并在实现司法制衡的基础上提高国家管治能力。     

陌生人社区中的“广场舞大妈”

"广场舞大妈"和居民的冲突,是中国在"城镇化"背景下全面迈入陌生人社会后,因缺乏契约精神,对公共空间划分的权利之争。在中国的社会空间中,原本已经"退"下来,看起来对社会走向不会产生影响的大妈们,在聚集于广场跳"广场舞"后,突然变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她们因为在广场上制造噪音,频频地与那些休息权、正常居住权受到严重干扰的居民产生冲突。这一冲突似乎无解。     

“精神病”、权力及国家责任

国家能不能、愿不愿承担对那些已经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重性精神病人治疗、监护的责任?2012年9月21日,一名精神病人在上海外滩,突然持刀对两名观光的女子行凶,导致两人死亡。这已经是精神病人危害公共安全的第N起事件了。据相关数据,中国的重性精神病患者——即通常所说的"精神病人"——已超过1700万。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在精神病院接受住院治疗,而是由家属"监护"。有些人游荡于社会,成为公共安全的隐患。从1985年开始,中国社会已经等     

2011年中国社会典型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态势及学理沉思

通过对2011年典型群体性事件的学理性反思,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群体性事件在性质上颇具抗争政治特性,这直接映射出社会的急剧转型;事件的当前总体格局虽纷繁复杂,但其治理体系尚未健全,政府的治理能力非常有限,因而很多事件难以得到有效处置;"信任短缺"成为贯穿诸多事件全过程的重要变量。对2012年群体性事件的预测是,网络群体性事件仍将势不可挡,农村群体性事件仍将高位频发,城市社区业主维权的群体性事件将阶段性高发,房地产市场将出其不意地成为群体性事件高发的新领地。     

如何解决“维稳悖论”?

近几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总体数量在下降。但与此同时,单个群体性事件的规模及其社会影响却在不断增强。"瓮安事件"、"感城事件"都强烈地撼动着这个社会的神经。而太多重大群体性事件也让2009年成了名副其实的"维稳年"。     

社会“结构性冲突”的形成与化解

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在恶化,一方面可以说是作为根源、逻辑原点的体制带来的,但另一方面,也是"社会"的各个子系统、结构之间不匹配,甚至存在结构性冲突一直得不到消除带来的。2013年,中国社会已嗅到了"改变"的气息。但17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所描述的那种"自然状态",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仍然站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诡异地招手。关于要"改变"的东西,可以列出一个清单,人们都耳熟能详:腐败、滥权、阶层固化、贫富悬殊、道德沦丧、诚信缺失、社会冲突、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经济结构畸形……这一清单还可以列下去。这显然是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在恶化。它们并不是孤立地起作用,病毒已经传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扩散。也许,既要考虑"杀毒",也要考虑     

石油价格与美伊关系的定量研究

石油价格的波动是否与伊朗-美国之间的合作冲突水平存在相关性,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本文通过事件数据分析方法(Event Data)和统计学模型(DCC-mvGARCH),对2003-2008年的石油价格和伊朗-美国之间的冲突与合作水平进行了初步检验。统计结果表明,这两个时间序列之间基本不存在正相关关系,在一些特定的时期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而在另外一些时期则没有相关关系。本文对这一发现的解释是:在低油价时,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会直接削弱伊朗国内保守派的力量,使伊朗在国际层面上更容易妥协;相反,在高油价时,掌控伊朗石油行业的保守派的力量会得到增强,使伊朗不会轻易向美国妥协,美伊冲突可能增多。     

国家安全·社会认同·个人自由——“9·11”事件后美国社会政治领域中的移民问题

“9·11”事件在美国社会政治领域的影响全面而深刻,移民问题则集中反映了这种影响。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发生后,移民问题急剧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并与美国国内种族关系上的张力以及各种族裔文化特性上的歧异和冲突结合在一起,弥散于美国社会政治领域的各个方面。本文通过审视美国在国家安全、社会认同、个人自由三个层面上对移民问题的态度和行动,试图揭示“9·11”事件后美国社会政治领域的矛盾和紧张状态。而重新达致各个层面的平衡,则是美国当下在政治、社会和安全领域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和紧迫任务。     

转型期中国社会冲突的经济制度肇因与风险化解

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当下我国存在的群体性事件体现了这一规律性,其核心原因在于经济制度结构的疲弱。在转型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只要支撑新制度的结构尚未建立,社会冲突的隐患就一直存在。国家和社会要化解社会冲突不断滋生的社会风险,既需要建立和完善现代法治体系,也需要构建关于法治的社会信念和意识形态教育体系。     

2013,社会开始拐弯

对于一个社会的改变来说,烦闷是拐弯的开始。它也是大的风险正在酝酿的征兆。在2014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将面临着消除它的艰难挑战。2013年的中国社会,就社会结构而言,就像是一座山。这座有着"阶层固化"、"结构紧张"等醒目标记的山已耸立很多年,很难撼动。     

医患冲突的社会逻辑与求解

<正>医患社会冲突内在于两者关系的重新建构中。换言之,他们的社会冲突,不过是体制、市场,以及社会利益群体分化进行"设置"的结果。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日,身患疾病的人,他们的家属,和医护人员在医院这个社会空间里相遇。大多数时候,他们的相遇平淡无奇,医院保持着特有的秩序—包括医患在博弈能力上并不对等的秩序。但有时候,这种秩序会骤然间被撕破,就像有汽车在十字路口闯红灯引发交通事故一样,医患的相遇,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冲撞。它们构成了剧烈地冲撞人们心理的社会事件,这些年来接连不断地发生,并在公共领域得到传播和放大。     

十年来国内学界关于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研究述评

正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化的加剧,中国社会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日益增多,有的利益矛盾甚至发展成为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党的执政安全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这一背景下,人民内部利益矛盾问题引起了国内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     

群体性事件的政治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群体性事件进入高发期。其中农民群体性事件占相当大的比重。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引起了学术界的"群体性事件研究热"。不少政治学、社会学的博士论文,也都在这一领域选题。《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研究》是宋维强的博士论文。     

中国安全外交的方向和路径

<正>亚信会议即将在中国上海举行。这是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也是关于亚洲安全与信任领域的重要交流平台。这次会议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因为就实际情况而言亚洲很多国家之间存在着高度不信任和不安全的情况,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矛盾和局部冲突,需要有一些机制性措施加以沟通。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中国在国际安全方面也出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认真加以应对。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与周边国际环境的变化     

当前土以外交危机的原因及其影响分析

土以关系是中东地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作为中东地区比较"另类"的两个国家,双方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双边关系,甚至还缔结了军事同盟协议。但是,"马尔马拉事件"引发了两国之间的外交危机。2011年9月,联合国有关"马尔马拉事件"的报告出炉,进一步恶化了双边关系。土以危机的背后隐含了双方对巴以冲突不同态度的深层次矛盾,彰显出两国之间战略合作基础的不牢固。同时体现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追求绝对安全和土耳其"东进"政策之间存在着战略分歧。土以外交危机不仅给两国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同时在"阿拉伯之春"的背景下,土以外交危机对美国的中东战略造成不利影响,对中东地区的力量格局产生一定的冲击。     

2012年的“社会命运”

一个理性缺乏的社会根源于人们并没有多少机会,作为权利主体参与实际的政治-社会进程,从中找到尊严。对于中国社会来说,2012年就像英国人类学家特纳一本书的书名那样,是一种"象征之林"。在时间的轨迹上,这一年是这样走过来的:以年初的"城镇化率"达51.27%象征着社会结构翻开历史性的一页开始,以年末十八大后人们看到了     

电动车之发展,之诺在前进!

<正>自从2012年,以总书记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主政以来,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开始发生着深刻变化,这种变化的广度和速度超出了很多观察家的预期。作为制造业最重要门类的汽车制造领域,在这场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大变革的过程中,也毫无例外地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无论是一年多前,习近平在《关于领导干部"配车问题"发表的内部讲话》,还是随后由中央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关于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相关规定,以及《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等文件,都清晰地昭示着,中央政府对于汽车制造产业的整体发展方向,有了系统的规划,并且赋予了强力执行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