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丁《既定的法理学范围》评析

约翰·奥斯丁的《既定的法理学范围》是分析实证法学的一部力作。分析实证主义形成于 19世纪上半叶 ,其基本思想在于观察、解释和廓清外在的“实际存在”。奥斯丁在其著作中对法的定义、法与道德的关系、实在法等方面作了认真评述。当今世界 ,仍然需要关注、解读和回应这一文本中提出的诸多观念和问题。     

重新犯罪实证研究

法理学的另一种分法是将其分成特别法理学和一般法理学。特别法理学关注的是某一法律制度的基本假设，而一般法理学涵盖范围则更宽。按照奥斯丁（Austin，1790-1859）的看法，一般法理学研究成熟法律制度所共通的“原则、观念和区别”。本书所确定的研究范围是英国法中先例的运作。     

英国法中的先例（第四版）

[英]鲁伯特·克罗斯、J．w．哈里斯 著，苗文龙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法理学的另一种分法是将其分成特别法理学和一般法理学。特别法理学关注的是某一法律制度的基本假设，而一般法理学涵盖范围则更宽。按照奥斯丁（Austin，1790。1859）的看法，一般法理学研究成熟法律制度所共通的“原则、观念和区别”。本书所确定的研究范围是英国法中先例的运作。     

自然法学派的法学二元论述评

法学二元论是关于法的效力问题的一种理论,它把法分为两种,即超实在法和实在法,并且主张超实在法是真正的法,实在法是超实在法的复本。实在法是否有效力取决于它是否符合超实在法。法学二元论表现为不同的流派,自然法就是其中一种,它长期以来,起着进步的历史作     

论实在法的“高级法”背景

在西方法学思想史上,围绕着＂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而展开了长久而激烈的争论,从本质上来看,这其实是对于＂法＂与＂法律＂关系而展开的讨论,本文以美国宪法学家考文的＂高级法＂观念渗入实在法—宪法开始着手,分析了＂高级法＂的观念来源、＂高级法＂的涵义以及＂高级法＂是如何渗透到实在法的过程,确立了实在法获得至上性和合法性所必须具备条件—渗透和体现＂高级法＂的背景。     

关于法理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本文对长期困扰我国法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如法理学的涵义和冠名问题、法理学与法哲学问题、作为独立学科的法理学问题、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问题、法学体系与法理学的地位问题等。本文提出当前我国法理学学科名副其实，“法理学”更多是英美学界及受英美学界影响的学者所使用的名称，“法哲学”更多是欧陆学界及受其影响的学者所使用的名称，法理学是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具有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在法学体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法理探索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形成、确立和发展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基础为支撑。本文分别从宪法学中的人民主权理论、知情权理论，行政法学的基本原则厦其理论基础，法理学中的公民的法律人格理论、现代法的沟通性压法治理论等方面探寻这一制度背后的理论基础。以期为中国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提供科学的论证。     

法哲学与法理学关系辨析

理论学界存在着法理学与法哲学的争辩。文章从法哲学与法理学的争论入手;对法哲学与法理学的概念进行分析并加以区别;提出法哲学是较法理学更高层次的理论学科,将两者加以明确的区分对理论法学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学科意义。     

关于沉默权的法理学分析

沉默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 ,被追诉者享有对追诉者的讯问保持沉默或拒绝回答 ,不自证其罪的权利。沉默权确立的伦理基础是人性 ,观念基础是权利本位观念 ,理论基础是人权理论和功利主义理论。沉默权具有保障人权、体现程序正义、实现诉讼结构平衡的价值。我国应建立自己的沉默权制度。     

法律移植问题的再思考——质疑方孔先生移植论

方孔先生从实在法由自然法物化出的角度出发，对法律移植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指出法律移植需要具备共同的自然法基础并且只能在实在法层面发生。但是其理论观点并没有对人性关系和自然法的固定性进行清晰的阐释，法律内核和债的概念的例证也缺乏说服力，其文中还存在三组矛盾之处，对沃一勒之争的解读有误，同时还缺乏移植必要性的论证。法律移植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先进法文化种子漂移的过程。必要性与可行性两方面的论证应当兼具。     

西方法理学的生成

西方法理学在法学史的意义上被称为西方法律思想史,是生成于西方特定时空环境和独有的哲理基础上的法律思辩。若泛泛而论,作为法的一般理论的西方法理学甚至先于法学而出现。但是严格说来却是十九世纪法学分化的结果,法学是其原生形态。考察词源,西语“法理学”、“法哲学”虽为同义语,其意蕴却有所不同,中经复杂的语言流转,嬗变出现代汉语“法理学”的名称。     

论和谐法治的理论模式— 一个西方法哲学的视角

梳理西方法哲学流派中自然法学派、规范分析法学派、社会学法学派和后现代法学思潮有关"和谐"这一基础法观念的知识,可以提炼出理性和谐、规范和谐、利益和谐与二元和谐四大和谐法治的理论模式.中国法理学要回应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课题就必须在总结、借鉴西方理论模式的基础上,提出自己有关和谐法治的理论模式.     

现代与后现代间的正义 --罗尔斯法哲学理论之进演

于功利主义主导法律和政治理论之际,罗尔斯的以社会契约为基础构建的正义理论使之发生了转变,在复兴了社会契约理论的同时亦光大了道德哲学.然而,随着后现代哲学反基础主义影响的日益扩大,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正义理论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此种情况下,罗尔斯在后期的著作中对其进行了修正,完成了从普适正义到"重叠共识"的重大转变.     

博登海默《法理学》中的三个问题探析

美国当代学者埃德加·博登海默的代表作<法理学>一书提出的"综合法学"(亦译为统一法学或整体法学),奠定了其在法学界的地位.<法理学>一书的副标题是"关于法的哲学与方法的思考",虽然法学界有不同的译法,②但其基本意思是很明确的,在他看来,法理学就是从哲学和方法论的高度来思考法这一社会现象.正是在这一新的思维方式指导下,博登海默<法理学>中关于一些问题的看法对于我们很有启发意义.     

论马克思法学的二元论

马克思关于法和法律的理解是以本质主义方法论作为其方法论的。马克思在法与法的实现之间作了区分,形成了法的二元论：客观法与实在法,客观法是实在法的本质。马克思一生都持有法的二元论,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发生了变化：1837-1843年,马克思认为客观法是人类理性的本质;1843之后,马克思认为客观法是社会生产方式的本质。     

对“治安承包“的思考

"治安承包"作为一种"本土化"的预防犯罪模式,其产生是世界警务形势与我国社会治安现状相结合的产物,它其实属于社区警务改革的诸多法门之一。建立在社区警务基础之上的"治安承包"是有相应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的,但也有令人思考的余地。     

恶法非法论

恶法非法论是自然法学派的一项著名的理论。自古希腊至近当代,自然法学家始终坚定地认为,法有自然法与实在法之分。实在法如果违背自然法的要求,就是恶法,而恶法不是法律。恶法非法论从法哲学的高度论证了人民拥有反抗暴政的权力,是一种激进的、革命的理论。公民反抗恶法的基本方式是公民不服从,它是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群体性抗法行为,其目的是为了改变或废除所反对的法律。任何一个正义的社会,都应该承认公民不服从的正当性。     

权利-权利法理学论纲——“法律的一般理论”模式建构

"重建法理学"无疑是当前法理学界喊的最响的口号之一,如何构建新的法理学理论模式,法理学界可谓众说纷纭.文章通过对法理学界关于法学基本矛盾、法学基本范畴体系、法学基本范式、法学基本理论模式的辨析研究,提出了一种以权利与权利的矛盾为根本矛盾、以权利为核心范畴、以权利本位为法学范式的权利权利法理学理论模式,并指出法学家的任务是探求权利、权力和义务的最优化配置、运行方式.     

论法理学的实践功能

法理学作为一门理论法学在实践运用上与其他部门法学如民法、刑法等学科存在巨大的差别。尤其在近年随着部门法理学的兴起,传统法理学的作用受到了质疑。但是,我们不能为此而否定法理学的重要地位。实践可以分为直接的实践和间接的实践。对于法理学,特别是传统意义上的法理学,我们往往只聚焦其有限的直接实践功能,甚至连直接实践功能也忽视,而忽略其无处不在的间接实践功能。而正是法理学的间接实践功能才是法理学对司法的不可取代的理论支撑。     

法律判断的功利尺度——解读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

奥斯丁作为近代实证主义法学的奠基人，为法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法学研究的对象由传统的应然法转向了实然法。随着研究角度的转换，法学的判断尺度也发生了变化，古典自然法学所倡导的价值理念被功利主义所取代。法学不再与伦理道德泾渭不分，对法学的关注无法脱离对现实政治的考察，现实政体的构建才是法学存在的根基。功利主义作为政治社会的基本原则也被纳入了法学领域，成为了衡量法律正当性的判断尺度，本文将按照这一思路，